北京保利2022秋拍丨瓷珍妙境，唐窑天工

北京保利拍卖
2023年2月01日08时

北京保利2022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日程安排

【预展时间】

2023年2月18日至各专场拍卖前一日

【预展地点】

北京国贸大酒店

【拍卖地点】

北京国贸大酒店

【拍卖时间】

2月24日（星期五）

09:30 稽古——紫砂茗具与酣楼集瓷 (A厅)

14:30 十面观止——诸家藏重要明清陶瓷 (A厅)

16:00 佞宋——诸名藏古陶瓷清翫 (A厅)

19:00破尘——雍正御窑妙境 (A厅)

19:30逍遥座Ⅰ——“遂性草堂”藏重要中国古典家具(A厅)

(顺延) 逍遥座Ⅱ——中国古典家具集珍(A厅)

(顺延) 禹贡——中国古美术的千年之旅(A厅)

10:00 熔金琢玉——古代风格铜镜、铜杂 (C厅)

13:30琳琅——当代茶器美学(C厅)

(顺延)百年薪火——近现代文人瓷画(C厅)

2月25日（星期六）

09:30中国古董珍玩 (A厅)

19:00挹古芳——宫廷艺术与重要瓷器、玉器、工艺品(A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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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山中商会系二战以前经营中国及东亚文物而著名的古董巨商。山中商会发展人为山中定次郎（1866-1936），他出生于古董商家庭，幼年随父在古董店学习，十三岁进入山中吉兵卫古董店当学徒，接触来自欧美学者的收藏。23岁入赘山中家族，改名山中定次郎。1894年他在纽约开设山中商会古董店，后在波士顿、芝加哥开设分店。山中商会主要古董来源就是中国，在清末民国时期，山中商会在北京及上海两地设立分店，购买了大量古玩，成为20世纪早期知名的古董商，地位举足轻重。很多重器也是经山中商会之手，入藏欧美各大博物馆。

Lot 5724（禹贡——中国古美术的千年之旅）

清乾隆洋彩群仙贺寿如意云口尊

“大清乾隆年制”款

D：20cm，H：38.5cm

备注：

1. 清宫旧藏，与现存故宫博物院之乾隆粉彩绿地八仙云口瓶原为一对；

2. 山中定次郎，20世纪初得自北京；

3. 山中商会旧藏；

4. 日本重要私人收藏

展览：

1.《东西古美术展览会》，昭和7年（1932年）5月9日-11日，日本，大班

美术俱乐部，山中商会主办；

2.《世界古美术展览会》，昭和7年（1932年）11月22日-27日，日本，东

京上野公园，山中商会主办，东京美术俱乐部协办

出版：

1. 山中商会编，《世界古美术展览会》，昭和7年（1932年），图版654；

2. 山中商会编，《世界古美术展览会写真集》，昭和7年（1932年），陈设摄影图；

3. 山中商会编，《东西古美术展览会》，昭和7年（1932年），编号584；

4. 金立言主编，《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2020年，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图114；

5. 山中让监制、金立言编译，《山中商会经手中国艺术品资料汇编》，2020 年，

上海书画出版社，图六五四

RMB：20,000,000 - 30,000,000

此件拍品处于保税状态下，具体信息请联系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董珍玩部工作人员。

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

此瓶撇口束颈，丰肩鼓腹，下敛至足，足部外撇。器身主体以洋彩绘群仙祝寿通景纹样，南极仙翁手持如意，乘鹤翩翩而来；福禄寿三星齐聚一堂，八仙各持法器，笑意盈盈，神采奕奕；寒山、拾得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持宝盒，寓意家庭和美、社会和谐。众人皆向乘鹤而来的寿老方向。器型别致处，乃于口沿装饰相连的八个翻口如意云头，于黄地上彩绘花卉纹；颈部及足皆以松石绿为地，绘花卉纹样，上下呼应，如卷轴之画绫，使主体纹样更为凸显；颈部间饰蝙蝠衔磬及「卍」字，寓意吉庆有余。足内亦施松石绿釉，中间以红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八仙之神话故事最早或见于唐宋，但人物组成不定，直到明代才形成了如今家喻户晓之八仙组合，其流行或与明代帝王崇信道教有关。时至清代，八仙的宗教意味渐弱，而更多地体现祝寿祈福之美意。八仙各有其宝物与神通：铁拐李的葫芦盛有丹药，能行医度人；钟离权手执芭蕉扇，据载曾传授吕洞宾剑法，“自称天下都散汉”；张果老手持渔鼓，亦称“道筒”，能奏梵音；吕洞宾得钟离权所赠宝剑，“剑现灵光魑魅惊”；蓝采和手捧花篮，人称“花篮内蓄无凡品”；韩湘子，能空杯造酒，聚土成花，善作诗文，“紫箫吹度千波静”；何仙姑持一笊篱，内似有仙桃；曹国舅得钟离权、吕洞宾传授密旨，引入仙班，据说玉板能使山川俱寂。

现知较早的世俗“八仙”图或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至元缂丝《八仙祝寿》轴，其上同样表现南极仙翁骑鹤驾云，八仙于下作拱手相贺状。此件作品上有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鉴藏宝玺，当为乾隆皇帝御览欣赏过。此一题材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顾绣《八仙庆寿》挂屏中亦有展现，除八仙外，不仅同样展现了南极仙翁乘鹤而来，亦见此瓶表现之和合二仙。以八仙庆寿为题材之剧在宋元时已见，盛行于明。清代宫廷承应戏中，八仙庆寿是最重要的一类，在帝后、皇子及公主寿诞时，常作为开场戏，以表帝王圣寿之时，神仙送仙物祝寿，得长生之喜，场面盛大华丽，并以此歌功颂德，赞颂太平盛景。

在八仙的队列中，寿星与福星也同来祝寿，慈祥可掬。福禄寿三星是乾隆帝尤为喜好的主题之一。故宫博物院现藏多幅清代三星图缂丝作品。乾隆皇帝所作之“福禄寿三星图赞”曾被书或缂于多幅相关主体的作品之上，以期上天眷顾，得享福禄寿，并祈望泽被大清王朝与万民。一众神仙汇于一处，皆为祝寿而来。

外卷之如意云口造型别致，于制胎、烧制工艺上更具难度，至早或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北方之钧窑、磁州窑器，后亦见于景德镇青白器上，口如花绽放，线条灵动，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宋青白釉划花花口瓶”，见《宋元青白瓷器》，伦敦，2002年，页 136-137，图版71。明清时期烧制之石榴尊亦作翻口设计，但口部与本器有别。如意云口装饰时见于乾隆晚期，并延续至嘉庆时期，如颐和园藏“清嘉庆粉彩紫地八仙庆寿云口瓶”，虽整体造型有别，但如意云口、纹样层次及八仙祝寿之题材如出一辙，见《御苑英华——慈禧文物精品集》，沈阳出版社，2014年，页23。另如上海博物馆藏“清嘉庆绿地粉彩螭龙穿枝花卉纹双耳瓶”，同样于松石绿地上绘粉彩花卉，口沿外折如意云头，见《清代雍正——宣统官窑瓷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图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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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器或为清宫档案中载“翡翠地洋彩八仙如意尊成对”，由督陶官穆克登于乾隆五十年所进贡。穆克登曾于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任九江关监督，督理景德镇陶务。此当其为讨乾隆欢心，自行筹资所制作的捐制贡瓷，较之大运瓷器更富新意，数量也更为稀少，属御用瓷中最为精美之类。“翡翠地洋彩八仙如意尊”进贡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由于乾隆皇帝出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此批进贡极有可能是专为乾隆75 岁寿诞所烧制，即万寿节贺礼。清档中另标注“鼻烟壶八十件俱交芳园居，其余瓷器俱交热河”，或即包含此对如意尊。细查《清史稿》，乾隆皇帝当年八月巳上至木兰行围，九月甲寅至避暑山庄，有可能即已陈设上本年之贡瓷。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为乾隆帝登基五十年的大庆之年，恰逢弘历七十五岁寿辰，四海承平，天下富足，“天恩国庆之骈集”，故特延续康熙时之做法，举行千叟宴。千叟宴是清代宫廷的大宴之一，最早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皇家御宴，在清代仅举办过四次。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亲王以下三千人于乾清宫，欢聚一堂，盛况空前，“共迓天恩而益寿”。乾隆帝对此深感荣光，诗言“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祖孙两举千叟宴，史策饶他莫并肩”。

乾隆五十年前后，乾隆帝喜事连连，龙心甚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经十年勤勉耕耘，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成，完成了对先秦至清中叶中国主要传世典籍的系统整理，为乾隆帝文化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逾古稀的乾隆帝喜得玄孙，得五代同堂，“为今古希有之吉瑞”，于是书“五福五代堂”匾，作《五福五代堂记》，并命镌“五福五代堂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等。政事、文化，个人长寿康强，家族子嗣兴旺，既代表着乾隆皇帝作为个体与帝王无上的福德与功绩，更象征着清王朝“景运昌期，重熙累洽”。正是在清王朝繁盛之巅峰，朝野上下一派欢腾之时，“翡翠地洋彩八仙如意尊”由九江关监督穆克登呈进，恭祝七十五寿辰，当亦有恭颂王朝昌荣之美意。

《清宫瓷器档案全集》- 乾隆五十年

清乾隆粉彩绿地八仙庆寿图云口瓶

清宫旧藏故宫博物院藏

与本品原为一对

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进贡一对。若确为本器，其另一只当为现藏故宫博物院之相似器（故00152448），见著汪庆正编，《中国陶瓷全集15清》下，页65。两者于器型、纹样、尺寸（故宫藏品高38cm）皆如出一辙，款识亦极为相仿，或即穆克登为乾隆74岁特意烧制进贡的寿礼之一对。此类器极受珍视，故宫所藏曾作为全书封面，出版于叶佩兰著《中国彩瓷》中，见《中国彩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封面及页230。

左：本品

右：故宫博物院藏粉彩绿地八仙庆寿图云口瓶

本器外卷之如意云口造型别致，于制胎、烧制工艺上更具难度，至早或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北方之钧窑、磁州窑器，后亦见于景德镇青白器上，口如花绽放，线条灵动，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宋青白釉划花花口盘，见《宋元青白瓷器》，伦敦，2002年，页136-137，图版71。此种装饰之风时见于乾隆晚期，并延续至嘉庆时期，如颐和园藏【清嘉庆粉彩紫地八仙庆寿云口瓶】，虽整体造型有别，但如意云口、纹样层次及八仙祝寿之题材如出一辙，见《御苑英华——慈禧文物精品集》，沈阳出版社，2014年，页23。另如上海博物馆藏【清嘉庆绿地粉彩螭龙穿枝花卉纹双耳瓶】，同样于松石绿地上绘粉彩花卉，口沿外折如意云头，见《清代雍正-宣统官窑瓷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图3-82。

山中商会为20世纪早期日本知名古董商，鼎盛时期在北京、上海、伦敦、波士顿等地皆有分店。如今珍藏于欧美各大博物馆的诸多精品，皆经由山中商会之手入藏。其于1912年购得恭王府旧藏，并在伦敦、纽约两地举办恭王府专场拍卖，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拍品曾多次在山中商会主办的重要活动展览中出现，并出版著录于山中商会编写图册中，由此可见山中商会对于此物极为重视。

《山中商会经手中国艺术品资料汇编》及内页

《世界古美术展览会写真集》及展览摄影

《东瀛遗珠——山中商会及日本旧藏名窑瓷器》

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古美术山中商会距今已有103年（创业已有222年），战前，在美国、欧洲、中国等地设立6家分店，作为世界顶级美术商活跃于东方艺术品的舞台上。

Lot 5725（禹贡——中国古美术的千年之旅）

清乾隆厂官釉加洋彩披肩花卉太平有象双象耳尊

“大清乾隆年制”款

直径：22cm，高：38.6cm

备注：

1. 美国收藏家、顶级富豪乔治 - 赫恩（George A. Hearn 1835-1913）旧藏

2. 乔治 - 赫恩先生收藏专场拍卖，美国艺廊，纽约，1918年2月19 日，编号

379

3. 日本重要私人收藏

出版：《乔治 - 赫恩的显赫收藏》，美国艺廊，1918年，编号379

RMB：12,000,000 - 18,000,000

此件拍品处于保税状态下，具体信息请联系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董珍玩部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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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赫恩（George A. Hearn 1835-1913）

乔治 A. 赫恩出生于1835年的纽约，卒于1913年。是美国百多年前的一位商业钜子。根据美国报纸1915年记载，赫恩去世后的遗产有一千五百万美元之多。是当年的美国顶级大富豪之一。

他是 James A. Hearn 六个孩子中的长子。1860年，赫恩跟随其父亲一起在其父亲开设的 James A Hearn &son 公司工作。该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是纺织品，服装，与服饰品。1879年该公司已经被评为世界最成功的服装服饰品公司。公司的商店遍布纽约和美国各大城市。

赫恩本人对艺术收藏非常有兴趣。是一位对艺术有着热爱的人。收藏品包括美国本士画家和欧洲英国派画风的绘画，以及象牙艺术和中国的陶瓷。

本品出版

(此三件作品皆为清代顶级御窑，为多色釉彩结合之清宫旧藏作品，传世极珍)

乾隆时期国力昌盛，乾隆本人擅书会画，醉心鉴赏书画古物，热衷发展文化大业。其时烧制之瓷器不惜工本，以奢华著称，更兼有西洋装饰元素，中西合璧，海纳百川，技术之高超，亦是空前绝后，堪称中国彩瓷之巅峰时代。本器以传统单色釉，结合洋彩，融汇中国传统与西洋艺术之精粹，为清朝风尚之代表佳器。

以洋彩搭配茶叶末釉的本器正是工艺繁复的创新之作。颈部以宫粉色为地，精心绘制的锦地细致且华美；其上衬独具西洋韵味的缠枝花卉并蝶纹，器腹上下各饰如意云纹一周，用色及纹饰精美。主体所施单色釉为厂官釉，俗称茶叶末釉，釉色深沉静穆；颈部两侧各贴塑一象耳，寓意太平有象。

清乾隆御制洋彩江山万代如意耳琵琶尊

北京保利拍卖，2018年12月08日，编号5421

成交价：RMB 94,875,000

左图：清乾隆御制洋彩江山万代如意耳琵琶尊底款

右图：本品底款

此品底款为红彩“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与北京保利18年秋拍一件“清乾隆御制洋彩江山万代如意耳琵琶尊”红彩底款十分相似，以兹参考。

据清宫档案载，光绪年间，“霁红、厂官……等釉均系父传子受，秘示外人”，可见清朝历代虽均见茶叶末器，但仅有个别家族掌握其釉料配方，父承子继，配方秘不示人，烧造也并非易事。本器之茶叶末釉釉色较为深沉，更显古雅肃穆，其衬托之下，器身上下之洋彩绘制愈发鲜丽明艳。

清乾隆磁胎画珐琅锦上添花绿地酒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左图：本品

右图：清乾隆磁胎画珐琅锦上添花绿地酒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颈部锦地纹样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磁胎画珐琅锦上添花绿地酒钟”相仿，其设计或有相互借鉴之处。

整器纹饰多以青花为之，间以釉里红填绘，色泽明而不媚，妍而不娇，画面气格淡逸、穆穆生韵。此式灯笼尊之造型形制端雅，腹身平直，尤宜展示长卷画面，瓶颈与足壁分别以青花釉里红绘如意头、卷枝莲花、框栏、对称夔龙、如意头等五层边饰，红蓝拼逗，相映成趣。器腹以青花釉里红绘就松鹿图，笔触绵密灵动，描摹分毫不差，见梅鹿十只或欢腾奔跃，或俯伏而憩，或呢喃依偎，或幼子食乳，各具情态，无不生动，于方尺间容象万千，实乃妙哉。观其釉色，青花与釉里红两者互为主次，可谓变化多端，搭配转换之妙，令人叹为观止。苍松巍立，怪石嶙峋，远山近景皆生动栩栩，青花发色浓淡相宜、渲染有度，真有“墨分五彩”之神妙。酌其用笔，勾皴点染无一不足，梅鹿鬃毛丝丝毕肖，拳石苍坚如嶂，苔草葱茏蓊郁，远山逶迤朦胧，臻乎自然之化境矣。故本品之青花、釉里红两者并胜，用笔卓尔不群，意境渊雅恬淡，兹盖世之佳作也。

良器当出巧匠之手，本品并非孤例，有同类可鉴，分别为香港望星楼之藏品和英人L.van der Heyden a Hauzeur之旧藏，后为伦敦佳士得1985年秋拍第124号拍品。三者造型、尺寸、装饰题材皆相同，后二者写款皆为“大清乾隆年制”，与本品的款字与之一致。此式款字颇为独特，“乾”字篆法别具一格，将左边的部首“曰”写为“由”。检视当今存世实物，同类写法的乾隆朝器物见有十余件，其中包括上海博物馆收藏“粉彩米芾赐砚图唐英题诗笔筒”、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青花釉里红临孙过庭书谱笔筒”，北京故宫博物院保管清宫旧藏“青花釉里红牡丹纹瓶”。此三者分别署写“沈阳唐英”、“陶成堂”、“陶成之宝”等款识和篆章，充分证明此类写款器物属于唐英榷陶之佳作，唐英在此尤为钟情釉里红的使用，并且发色上乘，均鲜妍夺目。因此，举凡所见此式写款器物已经被学术界和鉴藏界公认为唐窑作品无疑。

乾隆一朝六十年，御瓷写款前后颇为复杂，关于款字要求，在乾隆登基之初并无专门规定，远在江西的御窑厂沿袭雍正朝的写款传统尤为正常，故楷篆并重，故篆款之外目前尚见有乾隆六字两行和六字三行楷书款的器物，尚余前朝气息，而篆款之内，亦风格不统一。直到乾隆二年十月始见皇帝谕旨下发才发生变化，建立乾隆朝款字的标准模式。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记载，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乾隆皇帝批谕“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盘，碗，盅，碟俱用篆字，款要周正。”他要求御窑厂烧造盘碗忠碟等圆器都书写篆款，要求写得规整端正，从而要求结束“楷篆并重”的状况。但乾隆皇帝并不满足于此，三天之后再下发谕旨一道：

“于十月十六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毛団、胡世杰、高玉交篆字款纸様一张，传旨以后焼造尊、瓶、罐、盘、钟、碗、碟磁器等，倶照此篆字款式轻重成造。钦此。”

在最新的谕旨中，乾隆皇帝似乎对篆款情有独钟，并且专门提供款样，要求以后烧造所有御瓷皆照此样书写篆款。检视档案文献，可知乾隆官窑瓷器款识曾有前后之别，今日所常见者应为乾隆钦定之篆字款式，烧制于乾隆二年十月以后。而烧制于此之前的篆款和楷款器皿，其前后施用时间不足两年，故传世所见稀少。

由此可明确推断，举凡所见此式“由”字款瓷器都应烧制于乾隆元年至二年十月之间，为唐窑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下创造的一批佳作。

本品所绘之“松鹿图”，构图繁复细腻，章法严明考究，绝非御窑厂画匠信手绘就，所据必有佳良之粉本。考察乾隆朝以前国内画家绘画松鹿题材以工笔写实手法著称者当推沈铨。沈铨（1682-1760），字衡之，号南苹，浙江湖州人。其画远师黄筌画派，近承明代吕纪，工写花卉翎毛、走兽，以精密妍丽见长，特别注重渲染，形象富凹凸之态。1731年受日本国王之聘，留东洋授艺三年，被誉为“舶来画家第一人”，对日本画坛颇有影响。考察本品之画法确实与沈氏多有吻合，笔端之下遗见浓厚的沈氏气息，尤其构图方面与沈氏传世名作《松溪群鹿图》屏风十二扇构图非常相近。画中绘出临流高冈，长松郁茂，松下梅鹿也是十只，形态分布与本品颇为一致。诸鹿造型准确，形态生动，富有立体感，体现了画家精湛的写生功力。梅花鹿身上点点白斑，丝丝茸毛，勾勒精细，疏渲地道。双眸的神态、鹿角的质感，足和蹄的动感，毫无板滞之弊，独得其神。松石流波的笔墨，相对趋于粗放，连勾带皴，加强了总体混沌感。画家特别注意虚笔在背景处理中的运用，虚实相生，阴阳分明，愈显松秀灵动。该画出版于《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一）》，第176-177页，保利艺术博物馆编，2010年3月。

沈氏作此画于雍正四年，数年之后的雍正九年沈氏因画艺之精受日本天皇之邀赴东洋传艺授业，三年后回国，名声如日中天，震噪一时，对当时画坛与社会风尚影响颇广，乾隆初年更为乾隆皇帝所聘，纳入宫廷画师之列，画风与宫廷倡导精雅工致之审美相应合，得帝心欢喜。纵观沈氏一生，松鹿图为其绘画创作中多见的题材，而且艺术水平至高，独步当朝，因此，唐英承命选以沈氏画作为粉本，稍加化裁，以瓷为纸临摹而成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如此摹绘深得沈氏神韵而无工匠之俗气，正是本品最可贵的艺术成就。

唐英以沈氏画作为粉本，最重要的化裁工作就是适合瓷器制作的特性，由纸本移至瓷坯之上，绝对是一次全新的创作，毕竟颜料与物理性能截然不同，例如本品青花与釉里红在不同的物体之上如何使用，方可达到主次互换而艺术效果佳妙的结果，这绝对需要设计者具备良好的绘画技能和艺术鉴赏水平，往往非竭尽心思不可，唐英正好非常胜任如此之角色。

例如此式灯笼尊的装饰题材而言，唐英不独设计松鹿图一款，现今所见尚有福禄寿三星图、匡庐图、耕织图，整体纹饰布局相同，但上下边饰则各有特色。细说如下：一绘三星图者，见香港苏富比2008年秋第2203号拍品及1982年春第261号拍品，此二件均无年款。通器以青花釉里红装饰，艺术水平与本品无异，非常精美，图中所绘的苍松、梅鹿、山石景致与本品应出自同一画师之笔。二绘匡庐图者，为香港苏富比2010年10月8日第2646号拍品，后复现为嘉德香港2013年10月6日第583号拍品，成交价为1150万港币。庐山通景单独以青花绘就，釉里红只是装饰上下边饰，款式与前述相同。该瓶开创了在瓷器上第一次将庐山通景汇入成画的纪录，异常珍罕。三耕织图者，为天津博物馆藏品，著录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瓷》图版129，无款，但造型、尺寸皆相同，书中原定年代为康熙，实为有误。其选取《耕织图》之耕部为图，展现农家丰收的欢乐景象，但绘画精美程度则略逊于前三者。

以本品为代表的唐窑佳器是乾隆朝青花釉里红官窑的巅峰之作，其绘画精美工致，独步一时，所饰青花与釉里红发色各臻其妙，相映成趣，往后数百年间未曾再现。隽公之雅，榷陶之精，由此可鉴一二矣。

乾隆皇帝对鹿的喜爱，实际体现了满汉不同文化在他思想中的融合。满清崛起自关外，骑射渔猎为其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那片白山黑水间的沃土也被称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无怪乎乾隆帝将“骑射”视为祖宗家法和立国之本，他曾说：“骑射为我朝家法，每谆谕子孙当万年遵守。是以予虽年逾古稀，必岁幸木兰行猎。盖以身先之，不敢自逸。”他提及的“木兰行猎”即为清代十分重要的“木兰秋狝”，这是一个满汉语的混称，“秋狝”汉语指皇家秋天的狩猎活动；“木兰”是满语的音译，原意为“哨鹿”，是满洲人的一种传统狩猎方式，即狩猎时头戴鹿角面具，以木制长哨模仿雄鹿求偶之声，以引诱雌鹿寻偶而来，而雄鹿则夺偶而至，然后围而猎之。

此外，宫廷绘画中还常见以鹿为题材的作品，如艾启蒙绘《百鹿图》卷，描绘深秋塞外风光，群鹿遨游于陂陀山林之间，画面生动，亦寓吉祥祝寿之意。可见，对鹿这一形象的偏爱，其实也体现了对汉文化的深刻认同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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