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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佳艺文志|源听琵琶语 浅谈琵琶起源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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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1月18日06时


文摘选自《圣佳艺文志NO.19》


源听琵琶语

浅谈琵琶起源发展历史


文\王闯子


“情知言语难传恨,不似琵琶道得真”《鹧鸪天·南浦舟中两玉人》中留“恨”一字,真真切切,豪迈亦如陆游这般,也叹语蕴朦胧,唯琵琶乐音可表情真。古人多借琵琶自抒情志,因而定有郁情者琵琶揽怀,欲语默然,指落琴鸣,轻拢细捻拨复挑,琴乐婉转,声声语,弦弦诉,哀恨愁怨,悲喜抑扬,意欲所言尽数明了。



琵琶作为中国传统拨弦类乐器,有着“弹拨乐器之王”的美誉,其起源最早可追溯至秦朝,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琵琶弹奏手法中向前弹名曰“批”,后挑曰“把”,因而得名“批把”,又因其以弹碰琴弦的方式发声,因此古人以“珏”赋其声形,表琴弦拨弹悦耳之意,得名“琵琶”。


关于琵琶的起源,魏晋时期傅玄于其著述《琵琶赋·序》中记载有二。一言:“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栽琴、筝、筑、箜篌之床,作马上乐……”则指琵琶类琴乃汉武帝将乌孙公主下嫁时创制而来;其二道是:“杜挚以为,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这一说法则认为琵琶于秦修筑长城之时由百姓创制的弦鼗演变而来。根据现有资料可以了解到,后世对琵琶的起源多倾向于第二种记载。晋智匠《乐录》中即记:“琵琶出于弦鼗。”唐人虞世南《琵琶赋》中也取用第二种来源记述 :“闻诸前志,寻斯乐之所始,乃弦鼗之遗事,强秦创其滥觞,盛汉尽其深致。爰有达人,演兹奇器,参古今而定制,拟神明而摅思;慰远嫁之羁情,宽绝域之归志。”由此,以文献、器物为线索,即可探得琵琶的发展演变脉络。


“鼗”,亦为“鼗鼓”,是中国汉族古老的击节性奏膜鸣乐器,鼓下端设手柄,两侧有绳槌,摇动手柄,两耳槌甩击鼓面发音,因而俗称“拨浪鼓”。“弦鼗”是在“鼗”的基础上加弦,使之由摇动击鼓发声变为弹弦发声,秦时百姓创此新乐以解修筑长城之劳苦。“弦鼗”这种由嬴秦百姓创制的直项、圆形音箱、两面蒙皮的弹弦乐器,可以说是中国琵琶最早的雏形,因此也被后人称之为“秦琵琶”,俗称“秦汉子”。


东汉晚期琵琶(来源于辽阳棒台古墓壁画)


东汉应劭《风俗通》曰 :“批把 ...... 长三尺三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此时对琵琶的样式形制有了更为详细的描述,这一阶段的琵琶同样为竖抱弹拨演奏,为木制、直柄、圆形音箱、四弦十二柱,后世称之为“汉琵琶”。


东晋时期,琵琶的定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通典》卷144中记载:“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子......晋竹林韦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因谓之阮咸。咸,晋世实善琵琶、知音律称。”阮咸乃竹林七贤之一,因其善弹琵琶而闻名于世,故人们又将琵琶称之为阮咸,简称阮。之后,阮咸或阮便成了琵琶彼时的正式名称。这一时期的琵琶在构造上仍为直柄、圆盘、四弦,柄上品位则有十三柱,同样还是用手弹奏,但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演奏方式也由秦汉时期的竖抱弹拨逐渐转变为斜横抱弹拨。


阮咸奏乐画像(图像来源于南京西善桥古墓出土的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


随着后期器乐的丰富、发展,阮咸琵琶逐渐从琵琶大家族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弹拨乐器并传承延续至今。


南北朝时期处于我国历史大动荡阶段,西部与北部少数民族向内部迁徙,民族大融合多元深入,加之古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域与内部经济、文化的交流,胡琵琶顺势传入并成为风靡一时的乐器。胡琵琶多为曲颈,音箱多呈半梨形,具体可以将之划分为两类: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四弦琵琶主要是从犍陀罗、萨桑朝的波斯,通过天山南麓的于阗进入我国,是一种四弦四柱(即只有相位而无品位)、横置胸前、用拨子弹奏的琵琶;五弦琵琶正如其名,设有五弦,面板有十个品位,多数为曲项,但在敦煌壁画中也不乏直项五弦的出现,其音箱外形相对多样,器型上分为大、小两种,演奏形式上指弹与拨弹并存,是于两晋及南北朝时期经由天山北麓的龟兹、焉耆一带传入我国西域地区,而后东渐。《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中记载了胡琵琶传入我国最早的文字记录:“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胡琵琶的传入极大地推动了琵琶的发展,多种琵琶在开放、交流的大环境下融合、改良、创新,琵琶在其音色、演奏等方面的可能性大大提高,《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夫音本乎太始,而生于人心,随物感动,播于形气。形气既著,协于律吕,宫商克谐,名之为乐。乐者,乐也。”即言音乐无形,却能动人心,妙音生发于人情,美妙的音乐合乎人的情感需要,亦可辅于政要,而琵琶乐曲不仅充分满足了社会上层对音乐的审美要求,还有助于国家政治礼教,因此琵琶乐曲逐渐占据主流。正是在此基础上,“琵琶”逐渐登上了属于它的第一个高峰。


圆花形五弦琵琶(来源于莫高窟第220窟壁画)


隋代虞弘墓宴饮图局部(图片来自《国宝 壁画》刘伟 段国强主编 山东省:山东美术出版社,2012)


隋代时期“琵琶”仍为我国多种弹拨类乐器的统称,发展至唐代,史籍中的“琵琶”则多指意四弦琵琶,而“五弦琵琶”多称之为“五弦”。《旧唐书·礼乐志》有记:“琵琶、五弦及歌舞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来尤盛。” 可见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彼时独领一派风骚,成为了一种雅俗共赏的乐器。另外,盛唐时期国家繁荣昌盛、高度开放,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因此琵琶于此时向东传播至日本。五弦琵琶和四弦琵琶二者构造大致相同,但五弦琵琶由于比四弦琵琶多一弦,音域更广,其弦音各异,能够更充分地传达出情绪,张祜于其所著《王家五弦》中有云:“五条弦出万端情,捻拨间关漫态生。唯羡风流田太守,小金铃子耳边鸣。”足见五弦流音细腻丰盈。但五弦弦音意抑,多生悲怆之情,诗人白居易曾著长诗《五弦弹》,诗文虽明褒暗讽另有他指,却以文字详细逐述了五弦其音:“五弦弹、五弦弹,听者倾耳心寥寥,赵壁知君入骨爱,五弦一一为君弹。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风拂松疏韵落。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鹤忆子笼中鸣。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五弦的运途不想也似诗中所述的弦音这般凄迷,盛如烟火,霎时湮灭,待到宋时已隐没失传。目前日本正仓院中还收藏有一面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尚可参探一赏五弦极盛时的辉煌模样。


日本奈良正仓院馆藏的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图片来源于天平乐府正仓院乐器明信片)


宋朝统治者取“重文轻武”之道,城市工商业繁荣,人口增加,民间娱乐需求也随之增加,文化艺术因此获得更大的发展平台,器乐演奏的独立性加强,琵琶成为了民间说唱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琵琶经历无数民间音乐家的改良、创新,在融合、适应中前进发展,至元代已有了明确的形制界定,《元史卷七十一·礼乐志第二十三》有载:“琵琶,制以木,曲首,长颈,四轮,颈有品,阔面,四弦,面饰杂花”,在演奏方式上,元代以后横抱拨弹的方式逐渐减少,直至明清完全被竖抱指弹所取代。


明清琵琶在具体的形制上已与现在非常接近,与唐宋时期琵琶相比,音箱收窄,形制更为修长,面板上已无捍拔,有品有柱。由于明清琵琶的抱持方式由首向左上方的斜横抱转变为竖抱,使左手得到了解放,左手便于上下移动,演奏更为灵活,更具表现力,也使得增加相、品成为可能,音域得以拓宽,从明代的十二柱琵琶,发展至清代又出现四相十品、十二品,到二十世纪出现六相二十四品、二十五品琵琶,因此多柱制成为了明清琵琶主要的形制特征。明清政治经济相对稳定,为民俗音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交通仍多有不便,传播条件受限,逐渐形成地方特色浓郁的不同流派,琵琶也因此分化出北派、南派、平湖派、崇明派、无锡派等诸多风格各异的琵琶派系,并创作出大量珍贵的曲目集作。另外,此时民间说唱音乐也逐渐进入到成熟发展阶段,琵琶作为伴奏乐器与民间说唱音乐相辅相成。以“弹词”为例,这是一种流传于我国南方地区的说唱音乐,其因以弹弦乐器伴奏得此名,而琵琶是在弹词中使用的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伴奏乐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这一说唱音乐的唱腔。


清代黑漆云龙纹琵琶(图片来源于2008 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中国音乐史图鉴》第216页,该琵琶为中国音乐学院杨大钧先生私藏。)


明清时期,琵琶已遍布市井街巷,无论南腔还是北曲,琵琶已稳稳占据民乐席列之首,对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传承具有广泛而深远的重要意义,也因此明清时期成为继隋唐以后琵琶发展历程中的第二个高峰。


琵琶由我国本土创制,其间并容了西域器乐,在结合本土时代需求后留取精华,经历了于适应中发展、在创新中融合的漫长演变过程。琵琶的形制由最初的直项发展为曲项,演奏方式由指弹到拨弹再到指弹,抱持方式上从横抱到斜抱再发展为竖抱。流传下来的琵琶曲目极为丰富,曲风文武兼并,文曲如《浔阳琵琶》、《月儿高》细腻清丽,武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则威武刚劲,这每一首流传至今的曲目都是一处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时空缝隙,以其声声乐音,道尽代代国运民心。


琵琶弦弦流音动情,其乐亦规正世理,正如古人所言“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琵琶以其乐音做到了真正的情感同化和伦理教化。循着脉络细探这漫漫长路,琵琶诞生于百姓苦难的城垣之下,却在血泪汗中开出救赎的花,它于万里迁徙奏响午夜梦绕的乡曲,成为盛世极乐中燕乐宴享的羽盖霓裳,纳文人雅士之需,亦容芸芸百姓,雅俗俱赏,一弦一诉,情情切切,而今亦于众耳传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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