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孙中山与“Young China”
1897年孙中山自称Young China Party（少年中国党），1900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报纸读到Young China，直译为“少年中国”，遂写成名篇《少年中国说》。晚清时期，Young China先后用来指称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孙中山率先使用其英文，梁启超最早把它译为“少年中国”，其中英含义都不断变迁，折射出晚清以来的“世变之亟”。
1900年2月10，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雄文，风靡天下至今。这篇文章在夏威夷写成，笔者认为梁是受1月2日《夏威夷星报》出现“Young China”启发与刺激。清末“青年”一词尚未广泛使用，梁启超把Young China译为“少年中国”，在当时来说，字面上完全对应。梁启超此文驳斥日本人把中国叫做“老大帝国”的谬论，激情演绎“少年强则中国强”，行文排山倒海，令人血脉贲张。文中有关“少年意大利”的陈述十分重要，却容易被忽视。梁启超写道：“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为‘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少年意大利”原文La Giovine Italia，英文为The Young Italy，通译为“青年意大利”。马志尼等意大利三杰，集合志士，组织“青年意大利”团体，把祖国从外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实行近代化改革，建设民族国家，梁启超对这一壮举心仪已久。1943年，冯自由撰文对孙中山《伦敦被难记》自述在澳门加入的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并非兴中会一事加以辨析。他认为：“或疑《被难记》之‘少年中国党’为当时一种政治运动之固有团体，亦属大误。盖‘少年某国某政团’，乃东西各国维新党之普通名词。自玛志尼创设‘少年意大利’之后，他国改革政治之团体，以少年某国自称者，不一而足，少年土耳其即其一例。我国志士之自称‘少年中国’者，尚在土耳其之先。”（《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6页）1945年高良佐出版《孙中山先生传》，也认为“所谓少年中国党，是那时国际间对维新政党的一种普通称谓”。这种解释比较符合晚清时期的实际。1961年，陈旭麓指出：少年中国党“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是一个要求改革政治的团体。当时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主张要以少年的中国来代替衰老的中国，立意和‘少年中国党’的相同”。（《近代史思辨录》第138页）陈旭麓将梁启超“少年中国”与孙中山“少年中国党”联系起来，独具慧眼，令人心折。民国以来，有关孙中山自称在澳门加入“少年中国党”的学术争议不断，然而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偏颇之处都在于将“少年中国党”实体化，都认为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笔者此前也犯了这个错误。若遵循冯自由、高良佐、陈旭麓的思路，将“少年中国党”理解为对革新势力的一种普通称谓，之前的疑难都将迎刃而解。近代中国很多概念，经过曲折的演变历程才最终定型。英文语境中表达青年的young、young man、youth这一系列词语，在1910年以前的中国，主要用“少年”来对译，广泛使用“青年”是1910年以后的事。笔者管见，可能日本人更早使用“青年”来对译。例如，最早追随孙中山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就把《伦敦被难记》里面的Young China Party译为“支那青年党”。钱穆认为：“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民初以来，乃有《新青年》杂志问世。其时方求扫荡旧传统，改务西化。……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钱穆：《中国文学论丛》）钱穆的结论大体不差。晚清中国主要使用“少年”概念，“青年”用例较少，还不是广泛流行的语词。《伦敦被难记》足可证明，国人率先使用“少年中国”概念的是孙中山，而不是梁启超。孙中山青少年时期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西学教育，早年的思维方式是西式的，往往在脑海里先有一个英文的概念，再慢慢转为中文表达。在他从事社会活动的早期，大量的英文词语、词组还没有通行翻译。孙中山的“少年中国”直接用英文“Young China”表达，应该是利用了英文报章原有的表达方式，而英文报章Young China一词，应该是模仿Young Italy而来。孙中山对世界历史有所了解，比梁启超要早。孙中山先后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西学教育，也有很多机会从英文书报读到有关Young China的报道与论述。孙中山用英文中使用多年的Young China Party，目的是想借助“青年意大利”这个典故，让西方读者“秒懂”他的革新倾向。1912年，孙中山老师康德黎出版《孙逸仙与现代中国的觉醒》一书，把Young China Party比拟于“青年土耳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孙中山。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说》，实系受到夏威夷英文报纸的直接启发。这次夏威夷之行，直接原因是梁启超出现了与孙中山合作反清的苗头，令康有为大起疑心，必欲拆散这一联盟，严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美洲。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从日本乘船抵达夏威夷。1900年1月2日，《夏威夷星报》（The Hawaiian Star）以《中国的改革》为题，隆重报道了梁氏的到来。该报称：“今天，一位进步中国人梁启超来到我们当中。这位绅士为追求他的事业，险些丧生。Young China很明白，它取得进展的唯一机会，是与西方思想与西方脚步协调一致。”报道显示了西方人的傲慢，此处出现了Young China一语，相信夏威夷华侨会给梁启超作讲解。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自承“不解英语”，实际情况是掌握了一些英文单词，但运用未到自如程度。经由夏威夷华侨的翻译、解释，梁启超又熟知马志尼“少年意大利”故事，遂仿照Young Italy，将Young China一语直译为“少年中国”，写下传颂至今的雄文。梁启超对“少年意大利”念念不忘，1902年又写出《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在“少年意大利”后面加注英文Young Italy。前往夏威夷之前，梁启超已熟知马志尼故事。在《壮别二十六首》诗注中，他在“变名怜玛志”一句后面，注曰“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一，二十年流亡于外，屡变其名”。梁启超对马志尼生平的感慨，并不仅仅是“替古人担忧”，而是有着现实的感慨。他在戊戌政变时依靠日本人的帮助得以逃脱，改名“吉田晋”，与不断变换姓名流亡的马志尼有着共鸣。孙中山在1897年1月出版的英文版《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中5次出现“Young China”，其中3次完整出现“Young China Party”，仔细阅读上下文，笔者认为，这是对革新势力的称谓，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运动，也可理解为松散的同人圈子，不能理解为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的列宁主义式政党。目前通行中文译本中，Young China Party在《伦敦被难记》第一次出现时译为“少年中国党”，括号中加注“按即兴中会”，后面则直接用兴中会替代。这种直接改易原文的译法不太妥当。下面具体考察这个词5次出现的情形。第一次出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这段译文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不过最重要的字眼是political movement（政治运动），表明孙中山所参加的，不是一个严密组织，而是一项政治运动，或者说一个趋新人士的圈子。孙中山自述在澳门加入这个运动，笔者认为是1893年郑观应回澳门奔丧时发生。该年5月22日，郑观应回澳门奔父丧，一直住到9月9日，才与秘书吴瀚涛一起出发回沪。这一年夏秋，郑观应与孙中山有3个多月时间同在澳门，两人有很多共同朋友，这两个同样活跃的香山同乡，在当时人口甚少的澳门，必定会见面。夏观应之子郑润燊回忆：“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第348页）孙中山所称“加入了少年中国党”，最合理的理解是加入了郑观应倡导的革新圈子。
第二次出现：“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Young China’ Party所由设也。……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目战事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孙中山从宣传效果出发，把“公车上书”等请愿事件算成Young China Party的功劳，确实有夸大成分。但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孙中山一开始追随的郑观应，也是康有为倡办的上海强学书局负责人，亦即在甲午战争前后，郑观应、康有为可算同一派系。
第三次出现：“Young China Party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地之地，则定于广州。”学界对这句话多有疑问。笔者认为，孙中山所称加入的Young China Party，是以郑观应为中心的革新势力，具体化的话，人员可能包括宋耀如、郑观应秘书吴瀚涛，数年前从香港回到上海定居的王韬也可算在内。这些人都定居沪渎，故孙中山说总部设于上海，1894年孙中山北上天津经停上海时，这些人物都有紧密接触，宋耀如更是长期追随。1895年3月1日，孙中山在会面日本驻香港领事时，列出参与举事的统领有郑观应秘书吴瀚涛。从事后发生的情况看，郑观应、吴瀚涛等上海“同志”最终没有参与广州起义，其原因可以理解。第四次出现：“时值团防肇事，弃其军服，四处劫掠。……居民特开会议，决议以代表一千人起诉与巡抚衙门。当事者斥为犯上作乱，下领袖代表于狱，余人悉被驱散。于是民怨日深，而投身入Young China Party者益众。”这是指该年广州西关团防局劫掠锦纶行财物，引发冲突及大规模“上访”，官府处置不公，锦纶行商人、工人有不少人加入孙中山一派。第五次出现：“……以是而富者怨，学者亦怨。凡兹所述，皆足以增Young China之势力。”这是指两广总督李瀚章大肆敛财，广东学政徐琪（徐花农，孙中山用粤语写作Che Fa Nung）出卖科第，激起广州一些富人、学人的反抗意识，也增大了Young China的势力。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里面，还用了另外一个词组Committee of Refomers（改革委员会）。1897年7月，他又在《中国之司法改革》一文中，把他所属的团体叫做Reform Party of Young China。（《孙中山集外集》第7页）这些例子表明，这个团体其实并没有正式的英文名称，他在书写的时候十分随意。收录于《孙中山全集》中的《伦敦被难记》中文版，1912年由甘永龙编译，他把第一次出现的“Young China Party”译为“少年中国党”，这样处理本来不算错，但在后面加上注释“按即兴中会”则不太妥当。笔者认为，兴中会是个严密的组织，主要包含香港杨衢云等辅仁文社成员、檀香山华侨与会党头目，而Young China Party的含义更广，也更有弹性，从《伦敦被难记》所说上书朝廷情形看，实际包含了康有为、郑观应的势力在内，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人参与了广州起义的谋划。也可以认为，孙中山这样使用Young China Party，有虚张声势的味道。孙中山虽多次使用Young China，却并无意愿把它译为中文。梁启超情形则大为不同，他国学修养深厚，十分自信，在将西方概念翻译为中文时十分果断。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之后一段相当长时间，中文世界使用“少年中国”的情况并不普遍。《申报》最早是在1903年1月22日的一份告白提到“少年中国报馆”。这是秦力山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少年中国报》，数月后即停刊。秦力山曾入读湖南学堂，师从谭嗣同，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与梁启超一起办《清议报》，1900年指挥大通自力军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转向孙中山一派，章太炎称之为“孙党”。他使用报名《少年中国报》，估计受梁启超影响为多，与孙中山有无关系则不得而知。Young China Party这个英文词组，就笔者所见，185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1853年，一份英国报纸把太平天国运动叫做Young China Party。1863年，另一份报纸的评论期待Young China Party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发展近代工商业，比较接近后来所说的“洋务派”。在几十年里，这个词组使用频率并不太高。笔者所见英文报章当中，Young China Party是个十分宽泛的谱系，囊括了学界所说的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可以说，在这个词组诞生初期，就包含着改良与革命两个近代中国最宏大的主题。1890年，《字林西报》刊出以Young China为题的报道，报道清廷驻法公使馆随从武官陈季同。陈季同熟悉西学，用清晰明白的法文写了几本书、好些文章，让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报道称陈季同因间谍嫌疑，被迫回国。这个故事似与我们所要探讨的“Young China”没有密切关系，只是表明陈季同这种熟悉西学的人物，是过去未曾有过的新型中国人，故而被贴上Young China的标签。1891年初，美国加州一份报纸在评论光绪帝本生父醇亲王去世消息时，认为醇亲王是Young China Party首领，指出醇亲王在推进铁路、海军建设、陆军的现代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Young China Party在这里大约等于“洋务派”。同年年底，英文《北华捷报》刊出以Young China为题的文章，综述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的一批学生作文，其中一篇的主题是“如何使中国强大”，提出了禁鸦片、铺铁路、设电报、开矿产、港口设防、建设海军、全民皆兵等建议。作文里面最特别的一条建议是：中国要与除了沙俄以外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因为沙俄是个半开化的国家。记者在文末评论道：“少年中国”所要的只是铁路、开矿、军备这些东西。从这个评论看，西方驻华记者所理解的“少年中国”，指的是希望引进西方技术以富国强兵的那批人。从这两个例子看，这个阶段的英文报章中“Young China”的含义，比较接近于“洋务派”，侧重器物层面的引进以及军备近代化。1897年，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几乎是首次以中国人身份自称“Young China Party”。这本书让孙中山在全世界名声大噪，但英文世界Young China Party这个词组开始频繁出现，则是在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康梁流亡海外初期。第一次高潮。1898年10月初，美国多份报纸刊登一篇相同的消息，耸人听闻地说光绪帝已死，Young China Party对此不会无所作为，“现代中国圣人”康有为已平安抵达香港。这些报纸实际是把康有为当作Young China Party的代表人物。然而，到10月9日，《旧金山呼声报》报道梧州叛乱的消息，则又指背后的势力Young China Party领导人是孙中山。对现时代的国人来说，维新、革命判然二分，康有为、孙中山似乎从来就是两种人，但对英美观察家来说，两者都是革新派，都可归于Young China Party范畴。第二次高潮。这个词组出现的第二个高潮，是1900年。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抵达檀香山，也即孙中山创办兴中会的圣地。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一日），《少年中国说》在日本《清议报》发表。这年初夏，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引起西方世界很大关注，媒体分析运动的起因，认为与1898年光绪帝任用Young China Party康有为进行激进改革失败有关。慈禧曾在1899年打算废黜光绪，另立新君，遭到朝野人士的大规模抵制。义和团运动的出现，是用暴力形式表达慈禧对帝党的愤恨。9月16日，一篇题为《中国的危机》的分析文章，把支持东南互保的督抚、官员也归于Young China Party之列。这一年报道的特点，是康有为、孙中山交替以Young China Party代表人物的形象出现。11月10日《檀香山晚报》引用《纽约先驱报》，称“孙逸仙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名字”。《檀香山晚报》写道：“孙逸仙是广东人，跟英国医生学医，在檀香山行医（原文如此）并转而信奉Young China Party的主张，该团体的目标在推翻满洲王朝，给中国立一部宪法。”1901年4月20日，深悉内情的《夏威夷星报》，大概是在英语世界第一个清晰地将革命派、保皇派作了严格区分，并讨论两者之间的竞争甚至敌对行动。《星报》写道，不久前梁启超在檀香山搞保皇会（Bow Wong Wui），他对华侨说，虽然有个孙医生和Young China Party，但只有保皇会才能革新中国。此次刚刚抵达檀香山的孙中山，在采访中承认“保皇会”的存在，觉得该会虽募集了不少金钱，但没有影响力；Young China Party才是真正有用的团体，它的分支机构遍布整个帝国的各处乡村。显然，Young China Party在这里专指孙中山一派。《夏威夷星报》评论道：这两个派系在清廷高压之下不得不暂时团结，一旦压力消失，会立即开始掐对方脖子，直到某一方获胜为止。3天后，《夏威夷星报》刊出保皇会对孙中山的回应，说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派）在革新中国方面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方式，而保皇会则是保守的革命者，意指孙派要推翻全部传统，保皇会则有保留也有革新。第三次高潮。这个词组在英文媒体集中爆发，是1911年前后。1910年秋，美国出生的华人、同盟会员邝佐治（George Fong）在加州奥克兰车站谋刺海军大臣载洵失败，当时报纸明确称他为“Young China Party”成员。邝佐治于1909年在旧金山加入孙中山派的“少年学社”，该社“以推翻外族专制、建立民主政治为宗旨”，次年初孙中山将该社改组为中国同盟会美洲支部。如此，则称邝佐治为Young China Party成员，完全名符其实。从1910年开始，美国报纸里面的Young China Party，几乎都用来称呼孙中山派，康梁一派与这个称谓渐行渐远。1910年12月15日，《旧金山呼声》报道了孙中山的计划，要求Young China Party成员为下一年进行全国总起义做准备。报道称Young China Party（实即同盟会）拥有两百万党员，清廷陆军、海军中都布满了革命党成员。偶尔也有例外。12月18日《华盛顿先驱报》依然把康梁一派叫做Young China Party。1911年2月13日，《夜之星》称，毕业于广东师范学校、加州大学的两个女华人学生，在一场Young China Party召集的集会上慷慨陈词，号召男同胞拿起武器，奔赴推翻清廷的革命战场。7月17日，《旧金山呼声》大篇幅报道：在孙中山极力推动下，美国致公堂与Young China Body（同盟会）实现了大联合。此处Young China又与同盟会等同。10月13日，武昌起义后3天，美国报章将武汉军政府领导人汤化龙与孙中山都归于Young China Party。接下来，很多英文报章都把武汉的革命者称为young China Party，并认为孙中山是这场革命的领袖，尽管提到他这时还在国外；有的报纸还报道，Young China Party正在草拟给华盛顿的请愿书，提请美国与列强协商保持中立，不要帮助清政府。支持孙中山的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编辑伍盘照，也被认为是Young China运动的地区领导人。11月24日，《太阳报》发表了一篇对武昌起义的述评，把“少年XX”这种结构阐述得十分清晰。该文认为，“少年中国”（指革命党）的力量仍是个问题，它并没有显示出“少年土耳其”（Young Turks）所拥有的完整组织，也没有“少年波斯”（Young Persia）用以反败为胜的巴赫蒂亚里人。武昌起义后，康梁派似乎已被英文报纸排除出Young China Party之列。换言之，梁启超曾以洪荒之力在中文世界吹响了“少年中国”，这个标签最终却是回到孙中山身上。1909年，美国华侨李是男、黄伯耀等在旧金山创办中文《美洲少年》周刊。1910年，孙中山与李是男会面，建议改为日报，以便更好宣传革命。李是男发动美洲各埠同志踊跃集资，将周刊改为《少年中国晨报》。该报报头，中文竖写“少年中国”，英文“Young China”，由此也可确证“Young China”与“少年中国”之间的对应关系。孙中山对这份报纸十分重视，武昌起义前曾在该报社内办公；1911年7月16日，孙中山从美国致信给日本的宗方小太郎，用的是《少年中国晨报》的信纸，可见关系之密切。正是与孙中山的这种特殊关系，《少年中国晨报》得以成为寿命最长的美国中文报纸，到1991年才停刊。1920年双十节，孙中山为《少年中国晨报》题词“国民之导师”。1913年1月31日，《时事新报》认为：“所谓‘少年中国’者，孙逸仙之党实居多数，馀则留学于欧美、习兵于日本，及少数政界旧人物耳。其中虽不乏热心改良社会风俗之徒，然其成效如何，非俟诸异日不可知也。”从1850年开始，Young China Party兜兜转转，曾先后指称过五花八门的各色人物、派系、思潮、运动，最终落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身上，可谓得其所哉。1918年，归国留学生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从“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宣言“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看不到与孙中山、梁启超的渊源关系，应该看作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一代知识青年又一次改造社会的尝试。笔者并不是想代孙中山向梁启超夺回“少年中国”的发明权，而是希望揭示从“Young China”到“少年中国”的变化历程，以及近代英语世界对中国趋新势力的印象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Young China这个概念从1850到1911年，其实际含义经历了洋务（器物层面改革）、改良维新（局部制度改革）、共和革命（制度重建）的不断演变，反映了这60年间国人对西方冲击的不同阶段应对方式。孙中山在1897年公开宣布自己属于“少年中国”，1898-1900年间维新派曾接过这个旗帜，最终仍由孙中山革命派夺回“少年中国”之正统。晚清革新思潮从温和到激进、从枝节改良到根本变革的演化，由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虽历经曲折，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如果要用一个清末民初的词汇来准确翻译Young China Party，可能“新党”一词比较合适。康有为一派出现后，洋务派人物就被视为过时。进入民国，康有为一派也被视作过时，曾与梁启超一起流亡日本的王照，入民国后被胡适称为“老新党”。Young China就是曾经的“新党”被后起的“新党”叫做“老新党”的进程，也即后浪压倒了前浪。Young China指称的人物、运动、思潮之所以越来越激进，也是清廷未能及时应对西方冲击有以致之。清廷若在鸦片战争后立即开始采取实质性改革，持之以恒，则康有为、孙中山都没有多少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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