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350周年纪念文集｜孙树梅：郭沫若先生的《百花诗》与《荣宝斋画谱》

荣宝斋
2022年11月28日11时

郭沫若先生的《百花诗》

与《荣宝斋画谱》

孙树梅

有一天，侯恺经理想起了郭沫若先生在1958年创作的《百花诗》，侯经理认为可以考虑出版一本以郭老的《百花诗》为主题的诗配画。我当时觉得这个选题太好了。同时，我建议说，郭老不仅诗好，也是中国当代著名大书法家之一，如果郭老能将他的诗抄写一遍，这本诗配画就更精彩了。当时有人担心说，郭老很忙，我们要得又急，恐怕不一定成。

那时，郭老经常来荣宝斋。在我们商量好这个选题没多久，郭老就来了，侯恺经理立即召集我们相关的人与郭老座谈。郭老听了侯恺经理的介绍非常高兴，并很痛快地答应抄写《百花诗》。当谈及找哪个画家为诗配画时，大家都停住不说话了。因为，齐白石先生那样的大写意花卉不能充分表现这一题材，而画小写意花卉的几个有名的画家，如王雪涛先生等，因为当时有一些特殊情况也无法参加。我知道郭老比较喜欢色彩鲜艳、笔触精致的工笔画。看看没有人说话，于是我说，可以考虑找于非闇先生配画。郭老听说后很赞同，并说他很喜欢于老的工笔花卉。这样，诗配画的《百花诗》选题策划就完成了。不久，郭老就将抄好的《百花诗》送来了，还为出版写了题。曾被一时传为美谈的 “侯恺给郭老改文章”的故事，改的就是这个题中的一个字。

当我们与于非闇先生联系时，于先生说，他因病，久已没作画了，但是，他向我们推荐了他的两个学生——田世光和俞致贞。因为当时两位画家的名气还不是很大，我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就找门市部的人与两位先生联系，请他们来荣宝斋相商此事。两位先生很快来了。侯恺经理将我找去与他们一起商量为《百花诗》配画的事。两位先生听完侯恺经理介绍了这个选题计划后非常高兴，俞致贞先生兴奋地说：“这下，我们这朵‘老花’也要放一放了。”接下来是分工。我想，虽然于非闇先生现在不能画了，但是，作为当代工笔花鸟画大家，也应将其符合选题主旨的作品收录一些进来。于是，我们去于先生家，从他以往的画作中选了《兰花》《牡丹》和一幅白描《水仙》。剩下的由俞、田两位先生自己挑选。田世光先生当时正值壮年，画画速度较快，他承担了较大部分，大概有60幅左右。分工完毕，两位先生说，其中有一些花他们没见过，比如 “十姐妹”“风信子”和“蒲包花”，在传统花卉画中，这些花很少入画，荣宝斋是否可以帮忙查找一下。这件事被郭老听说了，他立即安排两位画家去北京植物园寻找标本、写生。后来听田世光先生说起过，有些花的名字是郭沫若先生的家乡称谓，如“天鹅蛋”“柳穿鱼”等，他不知是什么花，就去请教郭老，郭老指着自家窗台上的“仙人球”说：“这就是天鹅蛋嘛！”并说“柳穿鱼”就是北方人所说的“龙头花”。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位画家从没有过这样的创作机会，因此，对这次机会十分珍惜，很快就画出了第一批画。我们立即组织分版勾描、刻版。采用了创作、分版勾描、刻版、印刷同步进行的立体实施方案。即便如此，这套诗配画的《百花诗》也耗时一年多才完成。这些画的画面虽小，但画面色彩丰富，平均下来，每张画都有20多套版，全书总版数达2000多套。其中，比较多的要属于非闇的《牡丹》、田世光的《蜀葵》《十样锦》《大丽花》等，每张都将近40套版，最多的是最后一张《其他一切花》，将近100套版。当时参与分版勾描的有李伯实、郭慕熙、董燕娜；除张延洲之外，刻版技工都参与了；而印刷的技工就更多了，当时只要手上没有其他紧要活儿的人，都参与了印刷。按规程，每版活儿最多可印300张，我们就按最高数开印。《百花诗》印完，装订成上下两册，共300套，并使用了郭沫若先生为荣宝斋题写的“百花齐放”手书作为书名题签。

印制完成后，我们按规定给郭老开稿费，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最后，郭老想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你们用这稿费，请荣宝斋所有参与出版印刷《百花诗》的人一起到鸿宾楼吃顿饭。听说郭老要请客，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次请客一共去了30多人，坐满了两个大大的圆桌。除了荣宝斋参与勾描、刻版、印刷及辅助的人员，还有田世光、俞致贞两位画家。那天，萨空了社长也来了。此时，于非闇先生已经去世了，没来得及看到这件盛事，实为遗憾。

在《百花诗》印制过程中，欣赏着这些精心描绘出来的花卉，我发现，从总体上讲，当代画家的绘画技艺绝不逊于古人，甚至，当代画家在技法和用色上更为丰富、更有创造性。因此，我就有了仿照《芥子园画谱》，以当代优秀画家画作为基础新编一套画谱的想法。当时我的想法是编四卷，分别为花卉、人物、动物、山水。当《百花诗》完成后，我就立即动手，从中选取了51幅画，并请俞致贞先生为“芙蓉花”画了步骤图解，同时编写了技法教程。采用木版水印技术印出51幅画的白描线条、“芙蓉花”技法步骤和几幅完整作品，编辑了一本《荣宝斋画谱——勾勒花卉部分》。这本画谱编好后，我就被派到党校学习。我从党校回来后听人说，我在党校期间，有一天，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昆仑陪陈毅同志来荣宝斋参观时，侯恺经理将编辑《荣宝斋画谱》一事向陈毅同志讲了，并请他作序。在王昆仑副市长的 “怂恿”下，陈毅同志痛快地答应了。一周后，陈毅同志就让秘书将其用毛笔手书的序送来了。陈毅同志在序中写道：“画谱的刊行，我们拍掌欢迎。近代作画的不读《芥子园画谱》是例外，好像作诗词的不读《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是例外一样。古人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话讲出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搞任何学问要老老实实，先搞基本训练。讨便宜、走捷径，是不能成为大器的。《荣宝斋画谱》保留了中国历代画学的传统，又照顾到各时代的流派，且着重具有生活气息，而制作者又系现代名手，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水平大大超过旧谱以上，值得欢迎，值得介绍。”

由于这本画谱在当时并不属重点项目，因此，按正常情况投入人力，费时将近一年，当时售价定为50元，虽然受到众多人的喜爱，但是，一看到定价就都放弃了。根据当时的国家标准，城市人均月生活费也就6元钱。由于销售不畅，另外又有其他紧要的事，就将《荣宝斋画谱》这个选题放下了。没想到，一放就是10多年，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重新恢复《荣宝斋画谱》的出版。

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米景扬来找我说，河北一家出版社策划了一本王雪涛先生的花卉技法书，由于一些原因，一直犹豫不敢出，我们能不能拿过来出版。我一听，这正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事。我赶紧说：“好吧，拿过来，我们出。”这样，王雪涛先生就与河北这家出版社办理了退稿手续，很快将稿件送了过来。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加上了一些说明文字就复印了。

当时，我策划《荣宝斋画谱》的本意，就是要为广大中国画爱好者提供一种高水平的普及教材，搞一套现代版《芥子园画谱》。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我们吸取了第一册《画谱》的经验，没有采用木版水印，而是使用了胶版印刷。虽然胶版印刷的效果远不如木版水印，但售价却大大降低了，当时售价仅为2元。没想到，这本《荣宝斋画谱（一）·王雪涛绘·写意花鸟草虫》出版后，引起了空前热销，它及时地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学习中国画的渴求。第一版开印3万本，一抢而空，两年间再版五六次，印数达十几万。此后，《荣宝斋画谱》成为了一个长线出版物。1992年被新闻出版署列为1991—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1994年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目前，《荣宝斋画谱》已出版了 200余卷。

这本画谱的出版，也为当时沉寂的美术出版界打开了一扇大门。那些外省市的美术类出版社看到荣宝斋出版了这样的《画谱》，却没有遇到 “政治问题”，于是也开始尝试着出版一些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纯艺术性的出版物。在改革开放之初，荣宝斋的出版物几乎成了美术出版行业的风向标，不少出版社都在参考荣宝斋的出版物来确定自己的选题。我想，这应当得益于荣宝斋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此时的荣宝斋已从人民美术出版社分离出来，再次成为新闻出版署的直属单位，并再次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窗口”。

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荣宝斋画谱（一）——王雪涛写意花鸟草虫》是《荣宝斋画谱》的第一卷，其实，从其起源讲，《荣宝斋画谱》的第一卷应当是那本1963年出版的、以《百花诗》为基础编印的木版水印版《荣宝斋画谱》。这本《荣宝斋画谱》连接并承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两位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