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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陕北神木石峁古城址的考古发现和年代的确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收获。石峁以皇城台为核心的内城和外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结构严整的内外城门，特别是在以土木建筑为主的中国，出现这样一座难以想像的、宏大规模的石建筑城址，真可谓石破天惊，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随着发掘工作的全面开展，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如各种图案的石雕作品、青铜器和铸造青铜器的石范、建筑用的板瓦、大型陶塑鹰鸟、成千上万的骨针、至今还可以演奏的口簧、数量庞大的山羊绵羊骨骼以及有确凿地点和出土层位的玉器等。
石峁遗址的玉器发现较早，相传民国时期就有出土，并流传到国外为各大博物馆所收藏。197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石峁地区的调查中，征集到一批玉器，资料逐渐公布之后，石峁遗址的性质、年代和价值就开始受到各方重视。
一、石峁玉器
传出于石峁遗址的玉器数量很多，其主体部分主要有两批。一是考古业务人员从石峁调查征集所得，包括：197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先生在高家堡征集到的一批，共126件，经现场调查认为出自石峁遗址［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长寿先生在石峁征集的几件［2］；另外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征集所得［3］。二是近几年在石峁遗址发掘出土的一小部分［4］。此外，随着近些年的古玉热，当地的私人收藏家手里也有不少传出自石峁遗址的玉器［5］。本文的讨论主要依据前两批资料。
石峁龙山文化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牙璋、玉钺和玉刀，其次为璧环、玉圭、玉琮等 ［6］。（图一）
1.玉钺
石峁玉器中有一定数量的玉钺，原来发表的文章中称之为玉铲的玉器，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钺的范畴。此外，还有一些玉器，如一部分称为切刀、镰刀、刀形玉片的玉器，有可能也是玉钺［7］。石峁玉钺的基本形制为平面近长方形，可以分为两型：A型的器身较长，长宽比为2:1左右 （图一：3、4）；B 型则为短体钺，长宽比为1:1左右。（图一：5、6） 背部正中均有孔，有的为双孔，刃部多数较直，或微外弧。这两种形制的玉石钺是整个黄河流域龙山时代最为流行的款式，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和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都有较多发现。
2.牙璋
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器形。前端的刃部内凹，刃部两侧的角尖一长一短，器体窄长，器体与柄相接的栏部两侧有外凸的扉齿，尾端有柄（或称为内），柄的近栏一端皆有小圆孔。依栏部两侧扉齿的复杂程度可以分为A、B两型。
A型牙璋的扉齿较为简单，仅在璋体与柄的交界处向外伸出一个扉齿。（图一：1、2） 这一类璋石峁发现较多，在戴应新先生公布的资料中有21件，其中长度在30厘米以上的有15件，30厘米以下的为6件，最长的接近40厘米，最短的只有24.7厘米。
B型牙璋的扉齿制作得十分复杂，伸出的多个细小齿牙排列规则，错落有致，并两侧对称，之间或划细线相连，形制类似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型牙璋。这一类牙璋的刃部多内凹较甚，有的呈深“V”字形，并且牙璋的体量明显大于A型，长度均超过30厘米，最大的一件约为50厘米。其时代应晚于龙山时期。
3. 玉刀
数量较多，将近20件，在石峁玉器中的数量仅次于牙璋，个体均相对较大，背部穿孔，孔的数量不一，但规律十分清楚。可分为两型。
A型为多孔玉刀。这一类玉刀的个体多较宽较长，长度均超过30厘米，最长的一件超过50厘米，是名副其实的“大玉刀”。玉刀的背部多穿三孔，不少一端中部另加一孔，形成所谓“3＋1”的布孔格局。（图一：10、11）这其中蕴涵的意义虽然目前尚不明了，但从黄河下游到中上游地区，普遍流行这种格局的布孔，应该具有为我们目前尚不知悉的特定内涵。这就像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龟甲器，无论是实体龟，还是玉龟和陶龟，在背甲的一端均钻有成方形排列的四个小孔，其内涵和意义为我们所不解。
B型为双孔玉刀。这一类玉刀相对较窄较短，近背部一侧穿双孔，长度多在20厘米左右（图一：12、13），形制同于遗址中发现的一般石刀，但体量要大出一倍有余。
4. 璧环类
石峁玉器中的璧环类玉器数量较少，有普通型玉璧和牙璧的区别。普通型璧有大孔和小孔的区别，或可分别为璧（图一：9）和环。发现的牙璧主要为三牙（图一：7、8），中部的圆孔较大，边肉较窄，或在牙与牙之间有不明显的扉齿，扉齿的型式和结构，也是判定牙璧时代的依据之一。发现的一件五牙璧，平面形状介于椭圆形和圆角长方形之间，四个大牙一个小牙，大牙之间有排列规整的成组扉齿，故其时代可能略晚一些。
5. 玉圭
石峁玉器中有一定数量玉圭，平面呈窄长条形，一端有小圆孔，另一端有磨制的刃。（图一：14、15）或认为是窄型钺。
除了以上的五类，石峁玉器中还有少量其他玉器器形，如琮、璜、锛、玉棒及人头、鸟、虎、蚕等玉雕艺术品。因为石峁玉器为征集所得，经过人为的筛选，故其数量的多少和比例不太具备统计意义。
分析石峁玉器的材质、制作工艺和器物造型等，可将其特征归纳如下。
玉料的产地和来源尚不明确，从目前的情况看，产地可能比较分散，即来自不同的地区。既有当地所产，如非闪石玉多产自本地，也有来自外地，如西北和东北等不同地区。
玉器的开料工艺主要采用了片切割技术。片状玉器占绝大多数，许多大型器物的器体也很薄。既与玉料的缺乏有关，也与具有先进的玉器加工技术密切相连。
如果认为联璜璧是晋南地区率先发明出来的，那么，石峁所在的陕北地区，缺乏当地区域文化所特有玉器文化内涵及代表性器类。石峁玉器主要的器形有五大类，即玉钺、牙璋、多孔大玉刀、包括牙璧在内的玉璧和玉圭，此外还有琮、璜、镯等。这五类玉器应该是石峁龙山文化时期玉器的主要器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前三类，即玉钺、牙璋和玉刀。石峁玉器的基本器类也是后来二里头文化玉器的基本组合。
二、碧村玉器
位于黄河东侧并且距离石峁不远的山西兴县碧村遗址，近年来也发现一定数量的玉器，虽然多数玉器不是科学发掘品，但在近年来碧村小玉梁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一部分相同的玉器残件，证明这些玉器应出自小玉梁遗址之内。坐落在小玉梁顶部的遗址，是一处周围有石墙环绕的城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墙内分布着成组的石砌建筑，所以这是一处比较重要的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8］。从规模和建筑结构来看，碧村城址的等级显然不如石峁高，但由于石墙和成组石建筑的存在，并出土数量可观的玉器，表明这不是一处普通聚落，应是一处等级略低、规模稍小的中心聚落，有可能是石峁城址势力范围之内的二级聚落或派驻东方机构的城堡。
目前公布的碧村玉器主要有六类，即璧环、玉钺、玉刀、玉琮、玉圭和玉璜［9］，其中以璧环类玉器数量较多。（图二）
璧环类玉器大约有三大类：A型为普通的璧环，有大孔和小孔之分 （图二：1、2），小孔一般称为璧，大孔名之环，这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区分。B型为联璜璧（图二：3、4），这种璧是晋南地区的特色，分布较为普遍，向西可以延伸到陕北和甘青地区。C型为牙璧（图二：5-7），这类特殊的璧近些年在山西的许多遗址都有发现，如陶寺、下靳、清凉寺等，陕北的一些遗址也有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外来玉器门类。碧村的牙璧有三牙和四牙的区别：三牙璧的形制较为复杂，在牙和牙之间增加了规整的成组齿状突起，这一类璧的年代相对较晚一些；四牙璧的形制较为简单，是常规形态；另有一种三牙璧，实际上只是在璧环的周边做出三组微突的扉齿，这种形制的牙璧产生较早，最早见于仰韶时代晚期即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可能延用的时间较长。
碧村的玉钺，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或接近长方形，刃部平直或微弧，可分为两类：A 型为窄长型，长度是宽度的两倍以上（图二：8）；B型是宽短型，长宽比在1.5以下。（图二：9） 这两类钺长宽比例的差别悬殊，可能具有不同的用途。这也是陶寺、清凉寺、下靳和石峁玉石钺的基本形态，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普遍存在着这两种基本形制的玉石钺。
碧村的玉刀有多孔和双孔两类。发现的一件多孔玉刀为三孔，个体较长较大（图二：12），与石峁的同类器相同。双孔刀较之多孔刀要短小（图二：11），多见于陶寺等晋南的遗址，石峁也有发现。
琮的数量不多。碧村发现的玉琮纹样简单，琮的表面或有平行的凹槽，为典型的龙山式样（图二：10）；或为素面，可能时代更晚一些。
三、陶寺和清凉寺玉器
与石峁、碧村地域相邻、时代大体相当和略早的是陶寺文化。陶寺文化因襄汾陶寺遗址的多次发掘而得名，陶寺遗址的早期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中晚期为陶寺文化，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600—前 2000 年［10］。陶寺文化主要分布于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晋南地区。经过发掘的陶寺文化遗址较多，其中出土玉器较多的是陶寺和芮城清凉寺遗址，临汾下靳尽管发掘了大量墓葬，但可能是遗址级别的原因，出土玉器数量较少［11］。
陶寺遗址位于汾河流域的襄汾陶寺村南，遗址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进行过多次发掘［12］，发现一系列事关中国文明产生的重大考古发现，如规模宏伟的龙山文化内外城址和大型建筑遗迹［13］，数量庞大、等级分明的大型墓地，祭祀和天文遗存等。不少学者将陶寺与古史传说中的帝尧相联系，认为陶寺龙山城址是中原地区最早的王国之都，而这个都城就是“尧都平阳”之平阳［14］。同时，陶寺也是晋南甚至中原地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遗址（图三），累计达到100多件。陶寺玉器基本上出自墓葬之中，像中期被盗的M22，劫后之余还有数十件之多［15］。
陶寺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璧环类，粗分有四类，即普通型璧环（图三：4）、联璜璧（报告称为复合璧）、近方形璧（图三：10） 和牙璧。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联璜璧，即由2～6件（其中以4件者最多）璜形器缀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璧。（图三：9） 陶寺的牙璧数量不多，目前只发现2件。一件是造型简单的三牙璧，没有多余的装饰。（图三：6）另一件形状介于圆形和方形之间，在四个圆角的位置各有一组相同的扉齿，每组三对六齿，中间一对略为短小，每对两端各有一齿。（图三：7）这种规整的扉齿装饰，通常出现得略晚。
其次是钺，多数称为铲的器物应该归入钺类。其基本形制为长方形和近似长方形的梯形，直刃或微弧刃，单孔居多，亦有双孔和多孔者，钺孔多为对钻而成。钺的形态可分为长体和短体两类。（图三：1、2）长体钺长度是宽度的两倍以上，短体钺的长宽比在1.5以下。陶寺的玉钺胎体极薄，最薄的只有3～4毫米。
刀的数量不多，只有双孔刀一种。平面为一端略窄的长方形，长度在20厘米左右。（图三：3）这种刀比相同形制的实用石刀工具要长出一倍左右，并且多在墓葬出土，故似不具实用功能，并且出土时多与钺、璧等共存，具有礼器性质。陶寺遗址未发现这一时期其他地区有一定数量的宽体多孔大刀。
琮在陶寺遗址数量也不多，形制或为典型的龙山式样（图三：8），有的进一步简化为方筒或圆筒形器。
其他还有璜、圭（图三：5）、镯（图三：11、12）、笄、梳、坠饰等。其中由玉笄或骨笄、玉环、坠饰和绿松石做成的组合头饰极具特色，目前未见于其他遗址。
清凉寺墓地位于晋西南中条山南麓的芮城县东北隅，发现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墓葬189座（即报告的第二期墓葬），龙山文化时期墓葬149座（即报告的第三、四期墓葬）［16］。清凉寺墓地的随葬品主要是玉石器，但数量较少，平均每墓不到1件，其中闪石玉更少。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第二期墓葬，共出土玉石器150多件，仅有 1件璜为闪石玉。属龙山文化的第三期墓葬，因为受到盗扰，只有80多件玉石器，其中闪石玉为21件，数量略多。第四期44座墓葬仅出土7件玉石器，其中有1件联璜璧的一段为闪石玉［17］。
清凉寺的玉石器器形有各种璧环、钺、刀、琮、璜、镯等，前三类数量较多。
璧环类在清凉寺玉石器中，数量最多，种类丰富。除了普通的璧和环，还有联璜璧、方形璧、牙璧、有领璧等。联璜璧少则两段，多者可到八段，这一类璧在清凉寺的广泛使用，构成了当地玉石器的显著特色。而方形璧、有领璧和牙璧的发现，为晋南与东方的文化联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此外，清凉寺还发现为数不少的长方形牌式玉石器，显著位置穿一到三孔，其中以一孔最多，两孔次之，三孔很少。这种长方形牌式玉石器在海岱地区大汶口、花厅、尉迟寺等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均有发现，以两孔居多，也有其他孔数者，与同时存在的连璧不同。这一类器物的存在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史前文化的交流。
钺的形制大体有三类，一为器体较长的长方形；二为器体较短的长方形；三为器体较宽，形状介于长方形和梯形之间。清凉寺的玉石钺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相当多的钺在一侧长边做出三个由外向内逐渐变浅的“V”字形豁口，这一做法极为罕见，当有特殊的文化含义。
刀的数量也比较多，器体较宽，背部有3、5、7、9个奇数孔，其中以3孔和5孔的数量较多。这种布设孔的方式与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等有一定共同之处，但刀的整体形制和制作精细程度又相差较大。
清凉寺与陶寺的玉石器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较大差别。
两遗址的共同点是：玉石器中闪石玉的比例均不高，清凉寺338座墓葬共出土闪石玉 23件，平均14.7座墓葬出土1件，陶寺在1309座墓葬中，出土闪石玉98件，平均13.4座墓葬出土1件，两遗址墓葬闪石玉的出土概率和平均数相仿［18］；均以璧环类玉石器数量最多，并且均有各种不同形制的璧环，特别是联璜璧的形制相同，数量较多，两者之间当有传承关系；都存在形制相同的长短两类长方形钺；都出土少量形制和纹饰相同的琮和璜等器物。
两遗址的差别是：清凉寺玉石器的制作技术和工艺远逊于陶寺遗址，表现为清凉寺的玉石器整体上较为粗糙，器体厚重，而陶寺的玉石器多较为精致，玉器的器体甚薄而外表光洁明亮；陶寺的玉石的数量较多，清凉寺到龙山文化时期则基本不见钺类器形；清凉寺的宽体多孔石刀不见于陶寺，而陶寺的双孔玉石刀则极少见于清凉寺；此外，陶寺的玉石圭、梳、绿松石镶嵌的手镯和精美的头饰等也不见于清凉寺。所以，两遗址的玉石器之间虽然有密切联系，但差别也十分明显，可能与两者的存续时代、文化性质和人群以及遗址的等级不同有关。
四、相关问题的讨论
正如上文所说，以陶寺为代表的晋南龙山期文化、碧村和以石峁为代表的陕北晋西龙山期文化，它们的玉器之间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和相似性，换言之，三地之间玉器文化的主体因素是基本一致的。
从玉器的器类来看，三地玉器的公约数是璧环类、钺、刀以及少量的圭和琮。
三地的璧环类玉器，均有普通型璧环、联璜璧、方形璧、有领璧和牙璧。（图四） 特别是结构复杂、制作费力的联璜璧和形制特殊、附加齿牙的牙璧，将三地玉器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两类特殊的璧类玉石器，在以发达的玉器而享誉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凌家滩和良渚文化之中，均了无所见。
联璜璧环是最具本地特色的玉石器，应该是在玉器文化传入晋南之后的浸润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新形态璧环，其产生、发展和对外扩散的趋势也比较清楚。（图四：12-15）联璜璧环的产生与缺乏玉石原料及制作技术落后等密切相关。在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清凉寺二期墓葬中，可供观察的玉石璧共71件，其中：普通型璧共32件［19］；进入墓葬之前碎裂并钻孔缀合的23件，有一件碎裂为六段后还进行了钻孔缀合 （如M82:12；第三期的M147:1，破碎得超过了七段又进行了钻孔缀合），可见玉石璧在当时社会之珍贵；联璜璧为16件。联璜璧的出现可能有两种途径：一是开始时或许是将不同的残璧钻孔缀合成一个完整的璧，使其具有璧的形态和功能；二是最初取材时就有计划地分段制作，最后缀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类型，但是其功能是相同的。后来逐渐演变为具有区域特色的一类玉石器，甚至可能成为了当地的一种时尚，得到人们的认同和追求。所以，从清凉寺第二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中开始出现的联璜璧，很快就传播到中条山以北的陶寺文化，并被碧村和石峁甚至更远的甘青地区史前文化所接受，影响所及包括了差不多整个西北地区。
牙璧最初称为璇玑、璿玑，或认为是一种天文仪器。后来在夏鼐先生的提议下改称牙璧［20］，其在晋南及陕北的出现则纯属外来。牙璧起源于辽东半岛南部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吴家村期和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期。这一时期的牙璧只是在璧的外缘有三组突出的扉齿，如邹城野店M31［21］和平阴周河M4［22］所出者，碧村的第三种牙璧还有这一时期的遗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出现了在璧的周缘刻出同向旋转的牙，以三牙者最多，其他如两牙、四牙甚至五牙只是偶尔见到。龙山文化时期，牙璧的数量明显增多，形制也渐趋复杂，在牙与牙之间璧的外缘，出现由不规则到规则的成组扉齿［23］。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牙璧随着东方史前文化的外传，向西呈扇形扩散到黄河中游的晋南陕北（图四：2、5、9）、豫西和长江流域的鄂西北及汉东平原等地区。
玉钺是史前时期最重要的玉礼器之一，一般认为钺最初是从斧、铲类工具中演化出来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战争的武器。随着社会分层的发展和威权的出现，便逐渐赋予了这种最早的武器以新的礼仪功能，即作为军事权力的象征而流传下来，到商周时期依然如此。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王”字，其实就是去掉大部分长柄后钺的象形。在中国早期玉器文化中，东北南部燕辽地区的兴隆洼—红山系文化基本没有钺类器物，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和崧泽—良渚文化则流行宽短的大孔弧刃钺，即所谓“风”字形钺。而地处东方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则盛行近似长方形的直刃（或微弧刃） 钺，并有长、短两类。由前几节的分述可知，陶寺、碧村和石峁出土的玉钺，均为近似长方形的长、短两类钺。风格上与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的海岱系玉钺完全一致。（图五：1-6） 因为这种玉钺在当地没有清楚的传承谱系和来源，而晋陕玉器中又确实有来自东方的牙璧等玉器，故可以认为这两种形制的玉钺也应是来自东方，至少是其理念和礼制思想是来自东方史前文化。
玉圭大约是钺的一种变体，形制变得极为窄长，前端有刃，偏锋，后端或有孔。玉圭的数量不多，但也有像两城镇遗址出土的那种高等级玉圭，用闪石玉做成，后端刻有复杂而神秘的神徽图像，充分表明此类器物的重要性。（图五：7） 同样形制的圭在陶寺和石峁也有发现（图五：9-11），似乎在当地前身文化中也找不到来源。
玉刀是陶寺、碧村和石峁三地共同拥有的另外一种器形。玉刀有两大类，双孔玉刀在陶寺、碧村和石峁均有发现。（图六：8、9） 这种长方形双孔玉刀与农业工具中的石刀在形制上别无二致，但是大小不同，实用的长方形石刀长度多在10厘米左右，而此类玉石刀的长度多在20厘米以上。并且黄河中游自仰韶文化以来，石刀多为单孔，双孔少见，而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最流行的农具就是长方形双孔石刀。（图六：7）由于这种刀的原型是农具，就陶寺、碧村和石峁三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言，不应该首先产生于史前农业不发达的北方地区。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另外一种多孔大刀。清凉寺的宽体多孔大刀数量较多，均为石质，且形制不甚规则，有3、5、7、9孔之多种，可能与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有关。但是这种多孔大刀并不见于陶寺、碧村和石峁，所以其不属于晋陕地区龙山玉石器文化基本内涵的构成部分。
除了双孔刀之外，石峁和碧村还发现一种形体更大的多孔玉刀。器体较长，多在 30 厘米以上，器身略宽，多为四孔，孔的排列方式为“3+1”的程式化格式，即刀的背部等距分布着三孔，一端中部有一孔 （多在略窄的一端），是为基本型式。（图六：6） 在此基础上，孔的数量亦有或少或多的现象。这种“3+1”排列方式的四孔大刀，系东方海岱系玉器文化的首创。大汶口文化早期，就出现三孔大刀，到中晚期之际，标准型式的“3+1”孔玉刀，见之于近几年发掘的章丘焦家遗址的大型墓葬，并且背部三孔内各填一玉塞。（图六：5） 此类大型玉刀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如丹土、两城镇、西朱封等遗址均有发现。所以，多孔大玉刀的渊源也在东方海岱系玉器文化之中。
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器类，是礼仪用玉中的重器，一般认为其功能是与神灵沟通的法器，故玉琮表面刻画的复杂神徽图案尤为重要。良渚文化衰落之后，玉琮在其分布区域以外地区被保存下来，形制和图案也不断简化。各地发现的玉石琮纹样简单，或直接为素面，但其皆脱胎于良渚文化，到龙山文化晚期，这些已远离其产生地的琮与良渚时期相比，除了形制和结构的局部改变，寄托玉琮之灵魂的神徽图案却完全丢失，所以此琮非彼琮，玉石琮的内涵和功能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远方的这些玉石琮只是徒有其外形而已。海岱地区丹土等遗址出土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之交的玉琮，已经具备了龙山式玉琮的基本特征。而这种龙山式玉琮又随着东方海岱系玉器文化的西渐而进入中原地区，清凉寺和陶寺都有发现。（图七：1、4、7）甚至扩散到了更为遥远的西北地区。
筒形玉镯的体量较大，用料较多，一个玉镯可以分解成若干个较窄的环状镯，所以可以说是装饰玉中的大件玉器。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十分流行筒形玉镯（或称之为臂钏），在许多遗址的墓葬中都有发现。筒形玉镯有两种基本形制，一种是直壁，另一种是束腰，两者同时共存。大汶口中期数量最多的是较矮的筒形镯，高度多在1.5～3厘米；到大汶口晚期，镯体升高，高度一般在3.5～5厘米。（图七：8、9）晋南的清凉寺、陶寺、下靳遗址这两种形制的筒形镯均有发现，但数量甚少。如清凉寺仅发现3件，其中2件只残存一小段，下靳公布的只有1件矮直壁镯。再如陶寺1000多座墓葬共发现5件，多用闪石玉做成。（图七：5、6）陕北的石峁遗址也不多，从民间的收藏品看，两种形制的镯均有。（图七：2、3）
接下来讨论牙璋的问题。龙山和二里头文化甚至到商代时期，中原地区还有一类比较重要的玉器，即牙璋。牙璋的造型更为复杂，体量也比较大，学界同仁均认为应是先产生自一个地区，然后传播和扩散到各个不同区域。除了黄河流域之外，牙璋还广布于长江流域，甚至向南越过南岭传播、扩散到香港最南边的南丫岛和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石峁玉器中有相当数量的牙璋，后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些牙璋应该为石峁遗址所出。（图六：3、4）那么，石峁的牙璋是自身所创造，还是来自于外地，而这个外地又是何处？
牙璋最早产生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24］（图六：1、2），应该是和长方形直刃钺、牙璧、多孔大玉刀等一起传播到中原地区，并进一步到达陕北的石峁一带。现在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在晋南和碧村一带尚未发现牙璋的踪迹。牙璋在龙山文化时期主要是一种祭祀天地和山川的礼仪重器，尚未用于墓葬的随葬品。海岱地区出土牙璋的四个地点，有两处位于远离遗址的山坳尽头，埋藏于荒郊野外的山坡上［25］。所以目前在晋南等地尚未发现也是可以理解的，相信以后会有所突破。
除了上述基本的玉礼器之外，还有一类制作玉器的技术和工艺，即镶嵌和粘贴绿松石等玉片、玉塞。清凉寺、陶寺、下靳和石峁等遗址都发现有在玉器上镶嵌绿松石的做法。下靳和陶寺遗址还有用碎小的绿松石薄片镶嵌的手镯 （图八：3），陶寺有多件使用玉笄、玉环、玉坠等和绿松石薄片粘贴技术搭配做成的组合式头部装饰，其他遗址也有在玉器上镶嵌绿松石的现象。镶嵌或者粘贴绿松石的技术和工艺最早产生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后来在东方大汶口文化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如在骨雕筒、骨环以及玉钺等玉器上镶嵌绿松石圆饼，在有机质小物件上粘贴绿松石薄片等。到龙山文化时期，开始镶嵌或粘贴大件器物，如西朱封龙山大墓中，在墓主头部一侧发现980多件绿松石薄片，应该是粘贴在有机质物件之上。两城镇遗址最大的M33，男性墓主左前臂处散落有210多件绿松石薄片，整体构成一个鸟形 （或认为是龙形），也是把绿松石薄片粘贴在一件有机质物品之上。（图八：5） 晋南和陕北地区龙山时期的这一传统工艺和技术，应该是和前述其他重要玉器类别一起，来自东方海岱系玉器文化。
陶寺遗址还发现透雕的有冠玉质神人徽像和类似的玉佩。（图八：1、2）这种玉器多认为与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关系密切。实际上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中也存在许多类似或更为复杂的图案，如西朱封的玉冠饰（图八：4），两城镇玉圭上的纤细兽面或神徽刻纹，以及一些薄胎黑陶片上的同类纹饰等。学界多认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如海岱系文化中刻有图像的大口尊、白陶鬶和玉牙璧等在石家河遗址的出现等。此外，陶寺墓地出土的部分形制不甚规则的穿孔绿松石管状饰品 （图八：6-9），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同类绿松石管，从形制到钻孔方式基本一致。（图八：10-13）
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与晋南地区史前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陶寺遗址发掘报告的作者，曾从陶器和彩绘图案两个方面详细分析了陶寺遗址早期遗存中来自大汶口文化的文化因素。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陶器中蕴含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包括相似器形10种以上；上述器形在陶寺早期演变出的新式样约七八种；上述器形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器形10余种，三项合计不少于30种”［26］。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东方海岱系玉器文化随着区域文化交流的大潮被一起带到了中原地区，并进一步向更远的区域扩散，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很容易理解。（图九）
关于陶寺玉器和石峁玉器之间的关系，包括碧村、石峁、新华、芦山峁等遗址在内的陕北龙山期玉器，应直接来自以陶寺龙山城址为中心的晋南地区。长期以来，居住在超大型中心聚落的陶寺社会上层，在思想、文化和行为上接受了一部分东方先进的礼制文化，玉器和陶器等是其重要载体，这从上述陶寺发掘报告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但石峁和陶寺的关系则与其不同。陶寺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部族，与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有着相同的经济和文化生态，比较容易互相接受对方的文化成就和思想观念。而石峁所在的北方地区为农牧交汇区，经济形态或以游牧业为主，人群的流动性较大，相互之间具有频繁而剧烈的侵略性。在社会分层获得较快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一地区很快冒出大量主要用于防御的大大小小石城址，就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相互之间争斗频仍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和体现。所以，当石峁人南下与陶寺发生冲突并取得胜利之后，捣毁城墙，烧毁建筑，俘虏人员，并把陶寺等中心聚落地上地下的贵重物品劫掠一空。这些玉器应该是作为征服敌对势力的战利品带回自己的根据地，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可是石峁人并不明了或者也不想明了这些玉器的性质、功能和涵义，似乎也没有或不想接受陶寺农耕社会和文化的礼制。于是就出现了将玉器随意弃置的现象，墙内和墙外、地面等多处可见。这可能是最早，但未见于文献记载的北方游牧部族的大规模南下，并开启了此后数千年间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征战的历史。
注释：
［1］戴应新. 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J］. 考古，1977（3）；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J］. 考古与文物，1988（5、6）.
［2］ 张长寿. 论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器［C］//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59-62，图版9-1、2.
［3］戴应新.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J］. 故宫文物月刊（台北），1993（5）.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5］ 神木市石峁文化研究会. 石峁玉器［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仅此书就收录石峁玉器259件组。
［6］ 戴应新.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 ［J］. 故宫文物月刊 （台北），1993 （5-11）. 早年调查所得的绝大多数石峁玉器见于此系列文章之中。
［7］ 石峁玉器资料发表的比较详细，但一缺憾是线图只画了一个轮廓，没有剖面，所以仅凭照片无法断定是刀还是钺。如编号为102的一号切刀，编号为57的四号镰刀，编号为 65 的锄，编号为 54、55 的锄形器，均有可能为玉钺。
［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2015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2016 （4）；王晓毅，张光辉.兴县碧村龙山时代遗存初探 ［J］. 考古与文物，2016（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2016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J］. 中原文物，2017（6）.
［9］ 王晓毅. 山西吕梁兴县碧村遗址出土玉器管窥 ［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3）.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考古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67-568. 如果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来新的测年数据，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普遍较之前的数据后退200～300年，如是，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400 （2300）～前1800（1700） 年前后。
［11］ 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等.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99（4）；宋建忠.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 ［C］//古代文明 （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20－137；栾丰实.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J］. 文物，2010（3）.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 山西襄汾县陶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J］. 考古，2004（7）.
［14］ 李伯谦. 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C］//帝尧之都中华之源——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文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李伯谦. 陶寺遗址——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王国都城所在地［J］. 华夏文明，2016 （8）；高炜.陶寺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C］//东亚玉器（第1册）.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192-220.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 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 ［J］. 考古，2003 （9）；王晓毅，严志斌.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 ［J］. 中原文物，2006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 2004－2005 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新进展［J］.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5（10）.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清凉寺史前墓地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17］员雪梅，赵朝洪. 玉石器用料研究［M］//清凉寺史前墓地.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18］ 清凉寺墓地三期中型及以上墓葬较多，但墓葬下葬不久即被全部盗扰，墓内的部分玉器可能被盗扰者拿走，故数量偏少。
［19］ 其中包括一定数量出土时已经碎裂，但并未做钻孔缀合的工作，故可以看作是埋入墓葬之后被压裂而破碎。
［20］ 夏鼐. 所谓玉璿玑不会是天文仪器［J］. 考古学报，1984（4）.
［21］ 山东省博物馆等. 邹县野店［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2］ 平阴周河遗址考古队. 山东平阴县周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的发掘［J］. 考古，2014（3）.
［23］栾丰实. 牙璧研究［J］. 文物，2005（7）.
［24］邓聪，栾丰实，王强. 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 ［M］//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李伯谦. 再识牙璋［J］.华夏文明，2017（2）.
［25］ 栾丰实. 再论海岱地区的史前牙璋 ［J］. 中原文物，2020（4）.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 年 考 古 发 掘 报 告 ［M］. 北 京：文物出版社，2015：1092-1097.
原载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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