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巻第160页)我国从殷商末期起,就有了被压迫阶级群起反抗的端倪,直到晚清,数千年中,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几乎没有停止过。农民起义稍有规模的,时间持久的,为了昭示存在支持军饷都会铸造自己的名片——钱币。然而有了钱,并不一定都能立足脚跟,取得政权;取得政权也不一定能够巩固政权,这就是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使然......而透过起义军钱币的铸造、流通、毁灭及遗存,或可窥视朝代更替所引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农民起义军铸币,反映了图存、发展、壮大的客观需要。可以说,起义军需要生存,就需要铸钱。遗存于今,是历史的传承;湮没于尘,是历史的不幸;偶然的再现,则是泉友们的幸事。打家劫舍与铸钱筹饷都是解决生存的需要。从草寇而进化为起义军是有觉悟分子疏导的结果。农民起义军得到群众拥护的程度,直接决定和影响着起义军队伍的生死存亡。隋末李密领导的瓦岗寨起义实际是占山为王,以“杨广无道,天下共讨”为口号。但正义的旗帜,难以完全掩盖自我野心和欲望,虽建魏国,年号永平,但终显短暂,难逃覆灭。用货币名称表达政治主张是发展壮大的需要。各类通宝,各自表达了不同时代的政治诉求。如,年号“应运”,带有唯心主义色彩,而“应感”则是借助上天支持的期盼。“龙风”没有离开历代帝王的造神理念,而“天佑”,同样把自身的艰苦努力,放在护佑于天的无奈地位。借助上天之名,而不直接表述政治理念,实为策略需要。
一般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缺乏较成熟的铸钱技术力量。为取得初步信誉和宣传政治主张,初期铸币往往大于折挡的一般标准,通常为纪念性或少数将领持有的标记性。清末浙江金钱会赵起所铸金钱义记,见有多版,精粗不一。而且材质多泛,青红混杂。这一定与游走多方,就地取材有关。元末陈友谅所铸大义通宝铸工粗泛,铜质不精。以元末张士诚铸币为例。同元顺帝至正铸钱分析。存在既相似又相别的不协调性。至正通宝小平钱一般直径23-24毫米,而几乎同时的天佑通宝小平钱直径均在25毫米以上。背五天佑40毫米以上,比背五的至正通宝大1-2毫米。或为争得群众喜闻乐见而所为。同样的现象,闯王和大西王所铸永昌通宝和大顺通宝也比末期崇祯通宝大1-2毫米,而且厚度一般在1.5毫米以上。所见义军铸钱,比较成熟或成体系的,首推元末各路义军铸币,其次清末太平天国。凡持续时间长,活动范围广,影响力巨大的铸币量较多,类别较全,文字统一,形制规范。太平天国铸币趋于正规化、系列化、标准化,则是因为其占领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持续了六年之久。之所以尚未发现北宋末年起义军铸币,最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北宋历朝铸币甚丰。从宋太宗起,每年铸钱80万贯,到宋神宗时,则达506万贯。流通量过大,几乎失去了再铸新钱的客观可能性。而元末、明末起义军铸币数量不多,遗存更少,大概缘于没有取得相对巩固的政权。起义军铸币存世量,受其政治主张及与后继政权对立的程度所制约农民起义军铸币的遗存,受制于毁灭性、利用性和兼容性。带有其自身政治性质所决定的命运的特殊性。而其与当时对立政权的不可调和性,又严重制约了铸币存世的容忍性和容纳性。政治性质对立严重的,往往深恶痛绝,清除流毒,销毁殆尽。所以太平天国铸币铸量虽然稍多,但集中销毁比例过大,存世量较少。
“农民起义往往被封建地主豪强利用,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贵族豪强掠夺起义军斗争成果后的铸币,往往带有部分继承性的色彩。因为他们往往要利用前期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口号,吸引一部或大部群众的心理诉求和良好愿望,以维持夺取政权初创时期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其实,宋代钱币中有许多年号难对应,形制不同类的铸币疑品,也不是没有起义军铸币的可能性。
起义军的仁义性、感召性、群众性、人民性,往往决定其铸币存世的纪念性和珍贵性。元末起义军铸币存世相对较多、较全,大抵与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纪念、继承诸路反元义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同为一路反元义军陈友谅不义,诛杀徐寿辉,为江湖所不齿,其铸币大义通宝遗存,相对天佑钱较少。明末张献忠铸币西王赏功,相传金银铜三品,又见铁钱,传世甚微。
其它,韩林儿所铸龙凤通宝,徐寿辉所铸天启通宝,张士诚所铸天佑通宝等皆因自身众望尚好,而大明一统,保护利用颇佳,故存世相比颇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 掀起了更大时空范围的反清运动。
诸如,小刀会刘丽川钱币。大成国李文茂钱币。号军张保山铸币。金钱会赵起钱币等等。这些记录一个时代更替的,风起云涌的斗争遗迹和珍贵文物,只要认真寻觅和辨析,偶然之中,或可得见。
起义军铸币历史积淀再现的可能性预测:有历史年号,就有政治主张的宣示,就有铸币遗存和发现的可能。远的不说,隋代及以后,隋末李密、窦建德瓦岗军起义。李、窦分别于617和618年建魏国和夏国,年号分别为永平和五凤。是否铸钱,可能各半。或没有来得及铸钱,或铸钱仍为五铢,而与其它版别的五铢钱难以区分而已。
唐末黄巢起义。曾于公元881——885年攻入长安,于舍元殿改元金统。似应铸钱,但黄巢的流寇主义思想,和掠取唐宫大量财宝的情况,又可能不想铸钱。可惜尚无资料,难寻蛛丝马迹。宋末宋江、方腊起义。宋江据有梁山,占领山东,军至大名、直逼汴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半途而废。肯定不会铸钱,因为铸钱则大逆于天,非宋江所愿。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初,在今浙江淳安,方腊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建立农民政权。方腊具有闽北浙南,可能铸钱,不过尚未发现或认定类同宋钱的“永乐”大钱而已。农民起义军铸币,是我国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史证,是农民群众主宰自己命运的象征,是一定历史阶段货币变革的历史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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