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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小说中有关书法问题进行研究，目前能检索到最早的相关论文是静轩1994年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的《<红楼梦>中的传统绘画与书法》，其它较早的有张世君的《明清小说评点的书法入思方式》、刘大川的《<红楼梦>中的书法场景》、孟宝跃的《<红楼梦>与书法文化》、刘超的《明清小说中的书法史例——以<水浒传>和<儒林外史>为例》、孙晓涛、李继凯的《论汪曾祺的书法修养对其小说、散文创作的影响》等。
《红楼梦与书法文化》
这些论题都把书法文化作为小说中的独立元素进行研究，它们或指出小说中书法文化的表现、作用和意义，或以书法文化为参照评点文学或历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单就《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书法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尚未见相关文章。
书法与国人生活关系密切，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学者纪健生说：“书法不仅是雅事、韵事，更是与中国文化之根连接、与文人传统相续的一种生存方式。”[1]熊秉明认为“书法是心灵的直接表现，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既是意识的，又是潜意识的。”[2]
通过书法可以了解个人的心理心灵以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文化精神。林语堂则说得更为直接：“由于这门艺术具有近2000年的历史，且每位书法家都力图用一种不同的韵律和结构来标新立异，这样，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3]
小说是最能如实反映现实的文学载体，通过书法文化研究中国小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自然的。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研究角度却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我国古代小说中书法文化常常在组织小说结构、叙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表达角色情感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细细品味可以发现，不同小说中书法文化表现各不相同，值得慢慢咀嚼。《红楼梦》《儒林外史》中均有许多书法文化内容，都运用了书法文化的表达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表达效果。
在此对两部小说中书法文化的差异做一比较，通过比较不仅可以看出书法文化独特的表达作用，而且能够加深对小说文本和书法文化意义的理解。
冯其庸书大观园
《红楼梦》中书法文化内容规模宏大。其结构搭建、场景布置、人物刻画、叙事方式等都离不了书法文化，书法文化在小说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小说涉及到书法展示、书法定位、书法功能、书写场景、书写工具、书法作品交易与流通等许多方面。
限于篇幅，这里论述《红楼梦》中书法文化内容的规模体量不妨先以贾宝玉生活为视角来做一斑窥豹式的探察。
贾宝玉与甄士隐是亦真亦幻、实为一人的关系，曹雪芹为表明这层关系给出的一条重要信息就是他俩都曾在白日梦里到过同一个地方，看过同一幅匾额、同一副对联。匾额是“太虚幻境”，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贾宝玉“偏才尽有”“杂学旁收”，而他最早展示的才能就是书法。
那是在第八回，宝玉去探望薛宝钗，路上遇到几个管事的头目，他们都说在好几处看到了宝玉写的“斗方儿”，“字法越发好了”；宝玉从薛宝钗家回来，晴雯迎出来让他把早上写剩的墨写完，原来宝玉出门前写了“绛芸轩”的匾，这匾晴雯已经挂到了门斗上，宝玉写的这个匾还得到了黛玉的夸赞：“个个都好。怎么写的这们好了？明儿也与我写一个匾”[4]126。
《宝玉和黛玉》年画
宝玉喜爱书法。他进了大观园，每日与姐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他甚至将姐妹们的诗抄写在扇子上带出了大观园，以至招惹外人来“寻诗觅字，倩画求题”，他乐此不疲，“镇日家做这些外务”。
探春生病时，他以颜真卿的书法墨迹相送；宝玉自己过生日，也有人送他书法作为礼物，可谓是真知宝玉者；通灵宝玉上的篆文和辟邪金锁的篆文看来好像是一对儿，让人感到贾宝玉和薛宝钗注定是金玉良缘。
贾政在外做官将回，众人为宝玉补写书法作业，唯独黛玉写的不但多，而且字迹与宝玉的“十分相似”，可见黛玉投入感情之深，这让人觉得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木石前盟才是真正的感情；上学时，宝玉要按照老师要求，“早起理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文章”[4]1151。
在很多场合可以看到围绕宝玉有边说边写的情景，如一次他经过凤姐的门口，凤姐让宝玉为她记账，就是凤姐一边说宝玉一边写；宝玉作“访妙玉乞红梅”诗，是宝玉一边说，黛玉一边写；惜春画园子需要的画材，就是宝钗一边说，宝玉一边写；更有意思的是贾政在宝玉作《姽婳词》时，能够屈尊亲自为宝玉记录，那么长的诗文，就是宝玉一边念，贾政一边写的。
宝玉对书写的内容特别敏感。秦可卿带他寻找个午休的地方，他见到房间挂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就不愿进去，而见到挂着“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的对联时，却连说那里好。
邮票《神游太虚幻镜》
除了以上内容，读者还可以看到宝玉出门时，探春委托他带些字画；宝玉的怡红院挂着“怡红快绿”匾额；宝玉选择冰鲛毂书写《芙蓉女儿诔》，如此等等。仅从宝玉这一视角足以说明《红楼梦》中书法文化的规模之大。
《红楼梦》中有关书法的论述非常精准且具有相当高度，对认识书法的本质及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都有着重要意义。大观园建成之后，贾珍请贾政看看还有什么不妥，贾政听了，“沉思一会”，说道：“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4]217
这句话是曹雪芹用文学的语言对书法重要性作出的判断，这话是在贾政“沉思一会”之后说的，而且话语中还用了“断”字，语气斩钉截铁。大观园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大观园，大观园万事俱备，但如果缺少了书法那点睛之笔，也必将不能“生色”。
薛蟠说话直截了当，一次他要过生日就当面问宝玉准备送他什么礼物，宝玉回答说：“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4]357为什么唯有他写一幅字才算是他的呢？
戴敦邦绘薛蟠
曹公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西汉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提出了“言，心声也；书，心画也”的命题，这可以用来解释宝玉的话语。书为心画，只有写一幅字才能代表他的心，宝玉是真正懂书法的人。这些足以表明曹雪芹对书法的深刻认识。
《儒林外史》也描写了许多书法文化的内容，但与《红楼梦》相比则相对较少。《儒林外史》中书法文化表现多是点状的，但即使是点状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往往是点一穴而百窍通，能够表达作者深刻的思想。
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周进在任学道以前在薛家集观音庙里以教书为生，那时他穷困潦倒，受尽了新进学的梅玖的奚落，以至“脸上羞的红一块紫一块”[5]12。周进任了学道以后，梅玖看到观音庙里还挂着周学道以前写的对联，尽管“红纸都久已贴白了”，他还是向和尚说：“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你不该贴在这里，拿些水喷了，揭下来裱一裱，收着才是。”[5]49
从对待这副对联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梅玖对周进前倨后恭，令人恶心。马二是《儒林外史》中读书人的典型代表，一次他跟随洪憨仙到伍相国庙，进去后看到后面挂着洪憨仙题写的一幅书法作品，内容是：“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清吟过十洲。”[5]101上面的落款是“天台洪憨仙题”。
马二不愧是读书人，他根据书写内容屈指一算，书写时间已有三百多年，此时他竟相信洪憨仙已经三百多岁了。透过这幅作品读者看到是一个多么迂腐的读书人！读了一肚子书竟然像个憨子一样（“洪憨”意思是“哄憨子”）。
程十发绘《马二先生游西湖》
《红楼梦》的结构问题受关注较早，也已形成了许多观点，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也有明显的不足，那就是无视书法文化在结构上的作用。实际上，书法文化在《红楼梦》中具有突出的结构意义。如果抽掉书法文化内容，整个小说就会变得千疮百孔，甚至会有倒塌危险。
书法文化是支撑红楼大厦的基础。小说开头写到：“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4]1，从此我们知道整个小说是写在石头上的。
这是曹雪芹借用中国刻碑传统来呈现小说的内容。曹公用的这块石头也是碑中巨制：“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4]2。这块巨碑有碑阳碑阴，碑阳刻的是《石头记》，碑阴刻的是一首偈，小说是这样写的：“后面又有一首偈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4]4
在中国，碑的文化内涵特别丰富，许多重要的典籍就是借碑刻而被保留下来，如现存西安碑林的唐开成石经碑就保存了《周易》《尚书》等十二种儒家经典著作。关于碑还有“碑者，悲也”的说法，这也让人联想到《红楼梦》小说的悲剧色彩。
这块大碑还与宝玉佩戴的宝石有着前世今生的联系。宝石上还刻有“通灵宝玉”以及“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等篆字，贾宝玉与薛宝钗比对“通灵宝玉”和“辟邪金锁”时，宝玉又看到了金锁上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等篆字，薛宝钗还说：“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所以錾上了，叫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4]121巨碑上的刻字、宝石上的篆书等构成小说《红楼梦》的基本底色。
《红楼梦》前后明显具有一个对称的结构，正数第五回与倒数第五回（第一百一十六回）在这个对称结构中又具有重要作用。通观全书读者可以看到书中最关键的对联匾额多出现在这两回中。
《红楼梦》这个对称结构的搭建表面上使用的支撑材料是那些建筑梁柱，但读者要知道梁柱仅是外在形式，梁柱上对联匾额才是最核心的内容。
进一步研究这些对联匾额又可以看到，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倒数第五回中的与正数第五回中的是遥相呼应的，比如“太虚幻境”与“真如福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与“假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是有非无”，“孽海情天”与“福善祸淫”，“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与“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与“嬉笑悲哀都是假，贪求思慕总因痴”等等。
这些内容对全书旨意表达以及阅读暗示都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不理解这些对联匾额的意义，读者就不可能理解全书要义。它们正像红楼大厦之四维，支撑着小说框架。
书法文化是《红楼梦》常用的叙事手段。金陵十二钗书画册子中已经浓缩了大观园中女儿命运。不理解书画册子内容则不理解整个小说内容。
小说要表达贾府有皇家靠山，就搬出了皇帝亲自题写的“荣禧堂”招牌；要叙述贾家历史，就展示先皇御笔“星辉辅弼”；要想告诉读者整个小说“文虽浅近，其意则深”，则借用了“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对联。
这种表达方式书中俯拾皆是。我们再看看两个细节描述：贾妃省亲，进入贾府，先到一所院落下與更衣，“只见院内各色花灯烂灼，皆系纱绫扎成，精致非常。上面有一匾灯，写着‘体仁沐德’四字。”[4]237
这四字是贾妃进入大观园最早看到的内容。省亲活动紧张有序，结束时贾妃到了一佛寺。书中写到：“忽见山环佛寺，忙另盥手进去焚香拜佛，又题一匾云：‘苦海慈航’。”[4]248这里贾妃特别书写了“苦海慈航”匾额，这正是用来与“体仁沐德”相对照的。
这种对照作者是有深意的，表面看来，元春被选为妃子，荣耀非常。省亲活动得到皇家恩准，是“沐德”，要“体仁”，而实际上在省亲过程中，贾妃泪流不断，她是身处“苦海”，在佛寺写下“苦海慈航”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超度余生。这里“苦海慈航”正是对虚伪的“体仁沐德”的无情揭露。这两处匾额所包含的意义绝不是局部的。
从以上实例中不难看出《红楼梦》中书法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结构意义。
体仁沐德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些书法文化的描写是起到穿针引线的功能。比如，杜少卿去安庆致谢李大人，一路不顺，盘缠又带少了。他路过芜湖吉祥寺时看到墙上一个斗方上写着：“燕里韦阐思玄稿”[5]227，才知道韦四太爷也在寺里。后来韦四太爷在杜少卿最窘迫之时慷慨给他十两银子。
如果没有这个斗方，杜少卿在异地遇见韦四太爷就会让人觉得过于突兀，而有了这个斗方，他们的相遇就自然得多。这里斗方就起到贯穿前后情节的作用。再比如，王惠为了知道自己终身官爵如何，请素善仙机神数的陈礼为其扶乩，陈礼扶乩时竟请出了关圣帝。
“那乩运笔如飞”，乩语是一首《西江月》词，全文如下：“羡尔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鲜红。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只道骅骝开道，原来天府夔龙，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盏醇醪心痛！”[5]51王惠对此全然不解。
吴敬梓充分利用了书法文化来解释这首词的内容：王惠被选为南昌知府，其前任蘧太守清静无为，装着半船书画而去，王惠则因为治理严酷得到“江西第一能员”的称号。
后来江西宁王反乱，王惠又被推升为“南赣道”，他到任未久，来到一公馆，看到正厅上悬着一块匾，红纸写着“骅骝开道”，后有一阵大风，把红纸吹掉，露出绿底金字四个大字：“天府夔龙”，至此王惠才知道关圣帝判语灵验，才知道“两日黄堂”的“两日”是用测字法代指南昌府的“昌”字。
次年，宁王破了南赣官军，王惠降顺，被赏“按察司”之职。宁王即是八王，判词中所谓的“琴瑟琵琶”也是用测字的方法代指八王。
《儒林外史》中这些书法文化内容具有引带、解释等作用，但通观全书，书法文化还不像《红楼梦》那样具有小说框架的意义。
两部小说展现书法文化方式不同，《红楼梦》常用诗意描写，而《儒林外史》则多用白描手法。
曹雪芹具有诗人情怀，他这种情怀在现实社会中未必能得到很好展露，而在他的《红楼梦》里则可以尽情地抒发。曹雪芹在用书法文化讲述故事时使用了烘托、伏笔、对比等不同表现手法，从而使其叙述曲折委婉、诗意盎然。
贾家四钗各有各的爱好。在描写她们的爱好时，曹雪芹多用曲笔。探春是爱好书法的，但作者却没有直接说出一个字。探春书法爱好就是用烘托的表现手法予以描写的。
细读文本读者可以看到有关探春作者给出的与书法有关的信息：元妃省亲时，让宝玉、宝钗、黛玉、迎春等人作诗，诗成之后，“又命探春另以彩笺誊录出方才一共十数首诗”[4]247；探春在给宝玉的信中说出宝玉曾经送给她一副颜真卿的对联；探春的丫环叫侍书和翠墨；探春为自己起个与书法家怀素有关的雅号——“蕉下客”；探春攒了零花钱叫宝玉出门时为她买些书画等物品；探春房间阔朗，里面摆有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有各种名人法帖，还有数十方宝砚以及各色笔筒、笔海，笔筒、笔海里的毛笔如树林一般；探春房间墙上挂着颜真卿“烟霞闲骨骼，泉石野生涯”的对联。曹雪芹用这些书法文化符号或相关信息立体地指出了探春的书法爱好。
小说里，探春在信中谈到宝玉送她颜真卿的字是在第37回，描写探春房中挂着颜真卿对联是在第40回，这副对联正是宝玉送给探春的，两件事隔有距离却有如此关联，使得情节遥相呼应。这是曹雪芹使用伏脉千里之法。这种方法营造了空间感，为读者增加了想象余地，并让人最后产生恍然大悟的快感。
宝玉不但书法写得好，对书法知识掌握得也不错。在第26回中，薛蟠过生日，宝玉准备以字画相赠，薛蟠说：“你提画儿，我才想起来。昨儿我看人家一张春宫，画的着实好。上面还有许多的字，也没细看，只看落的款，是‘庚黄’画的真真的好的了不得！”[4]357
宝玉想到薛蟠说的“庚黄”可能是“唐寅”，写出来让薛蟠辨认，果然如此。宝玉的精准推断如果没有书法相关知识是不可能的。这里将宝玉与无知的薛蟠对比，显示出宝玉的书法知识来。
电视剧《红楼梦》中薛蟠剧照
白描写作手法就是用简朴的语言描绘人物、事件，常常依靠人物行为去直接诉说、客观呈现，而把作者感受、态度隐藏起来，没有主观评价，没有夸张成分，没有华丽修饰，没有烘云托月。白描手法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吴敬梓善于用细节描述反映大的社会问题，他常以白描方式把典型瞬间行为交给读者品味。读者虽然看到的是片段展示，联想的却是社会根源，故事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意义。这种表现手法好像没有感情介入，不动声色，实则不然。
王玉辉是个迂拙的人，吴敬梓描述他平生有个志向，就是要纂三部书嘉惠后学，其中有“乡约书”，目的是为了劝醒愚民。他有四个女儿，两个守寡在家。
后来三女儿丈夫死了。三女儿要绝食殉夫，她公婆坚决反对，而王玉辉竟能劝她公婆，说小女殉节真切，倒也由着她行吧。他还向女儿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在他三女儿绝食的日子里，他“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
女儿饿死后，他家老孺人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对她说：“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5]326
在这段描写中，吴敬梓用最简朴的语言陈说，没有添枝加叶。特别是吴敬梓抓住了王玉辉在他女儿将死时还能静下心来读书、写字的一瞬。看书写字都需要沉静下来，女儿将死，他却能沉静下来读书、写字，这在外人看来需要多大的定力啊！这段描述看后让人心生波澜，感叹不已。王玉辉自己愚昧至极，还要劝醒愚民，真是可悲又可笑。
吴敬梓在小说的最后还用白描手法描写了“四客”，其中第一个就是“会写字的”季遐年。作者对季遐年的生活情况、书法爱好、写字特点以及他所经历的事件等的描述都是平铺直叙，直截了当，不加任何评论。而当读者经过细心阅读体会出季遐年这一形象塑造的深意时，又无不佩服作者不动声色的表现能力。
例如，书中描写季遐年（“季遐年”名字中含有“寄希望于遥远的将来”之意）写字的特点时说：“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5]367
季遐年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实际上就是呼应小说楔子中王冕对“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之法的否定，王冕曾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5]7当读者体会并理解了这些则会茅塞顿开。描写看似平和，却让人感到鞭辟入里、惊心动魄。[6]
“《红楼梦》是一部精心创作出来的文化精品，无论是小说本身的质量还是小说反映的文化群体，应该都是一种值得探讨的雅文化代表。”[7]
《红楼梦》主要描述了封建社会上层贵族的家庭生活，其呈现方式是唯美的、雅正的。作者通过景色描绘、器物摆设、修辞造句、诗词歌赋等各种方式立体地展示了红楼之美。小说也通过书法文化表现唯美意象，而且这种表现力与书中通过诗词歌赋所达到的表现力是并驾齐驱的。
曹雪芹描写美的时候总喜欢用丑去加以衬托。《红楼梦》第8回中“宝黛赏字”所呈现的美感绝不逊色于“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湘云醉卧”等画面。在“宝黛赏字”的前后都出现了那令人讨厌的李嬷嬷。前面宝玉说“没有他只怕我还多活两日。”[4]126后面宝玉因她吃了枫露茶气得把手中杯子摔得粉碎。
这种对比更显出了“宝黛赏字”之美，而且这时美的呈现是多层次的：
一是宝玉早起就叫晴雯磨墨准备写字，写的内容是自己的斋号“绛芸轩”；
二是心灵手巧的晴雯亲自爬梯张贴“绛芸轩”三字。字写好后怎样张贴是有技术含量的事情，贴不好，效果要大打折扣。能够修补雀金裘的晴雯则应是绛芸轩中张挂这幅字的不二人选；
电视剧《红楼梦》中晴雯剧照
三是展现宝玉对晴雯的体贴。晴雯贴字，手冻得僵冷，宝玉握着晴雯的手一起仰首看门斗上新书的三个字；四是该匾额的书写得到了黛玉的定评：“个个都好。怎么写的这们好了？”[4]126黛玉还请宝玉明儿也替她写一个匾。
这段描写中展现了宝玉的书写能力、晴雯的活泼灵巧以及黛玉对宝玉的欣赏甚至可以说是爱慕的开端，这些唯美意象在恶俗嬷嬷的衬托下，能不让人感到更美吗？
藕香榭伫立水中，有窗可观四面景致，有桥可与两岸相接，是个风景优美的所在。至于藕香榭本身作者用笔不多，其精美主要是通过两幅书法作品表现出来的，这两幅书法作品一实写，一虚写。
实写的是贾母带着众人看到的柱子上黑漆嵌蚌的对联——“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花藕深写竹桥”。“黑漆嵌蚌”就是在黑色油漆的底板上，用闪光的蚌壳来凸显文字的笔画。这种对联的制作费时费工，看上去流光溢彩、豪华富丽。有这么精美的对联相衬，水榭的精致优美自然无需多言了，这是不写之写。
贾母看过了对联，“又抬头看匾”，作者并没有说她看见了什么匾，这块匾额就是虚写的了。尽管没有说出匾额的内容，读者也不难猜出是“藕香榭”。“藕香榭”的匾额为元妃省时亲自题写，其制作也一定非常考究，只有这样才能与黑漆嵌蚌的对联相配。
这“藕香榭”的匾额又让贾母想起她小时候家里的“枕霞亭”来，比起“藕香榭”，“枕霞亭”的匾额更是跨越时空的虚写了。有实有虚，虚实相生，再加上这些优美的书写内容，自然给读者带来美的联想和享受。可以说《红楼梦》的美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书法熏染出来的。
戴敦邦绘贾母
与《红楼梦》不同，《儒林外史》不以表现美为目的，而是以揭露丑为主旨的。通过书法文化视角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儒林外史》描写一群陋儒的生活状态和一些官吏、商人的丑恶行径，吴敬梓通过书法文化映射了他们丑恶的嘴脸。我们不妨一起看看吴敬梓描写的两个书法人的形象。
牛玉圃是万雪斋的代笔人。古时候代笔人有两种，一是代人写字，一是代人写文章。从书中的情节来看，牛玉圃既代人写字又代写文章。牛玉圃人品如何呢？
第一，他姓牛，是个爱吹牛的人。在对牛浦说出是万家的代笔人之前牛玉圃就吹嘘自己认识多少高官。他在万雪斋面前也要吹牛：“只为我的名声太大了，一到京，住在承恩寺，就有许多人来求，也有送斗方来的，也有送扇子来的，也有送册页来的，都要我写字、做诗；还有那分了题、限了韵来要求教的。昼日昼夜打发不清。”[5]152他吹牛也离不了写字作文；
第二，他是个附炎趋势的人。虽然他在牛浦面前口口声声说：“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也不是甚么要紧的人。”[5]151而到了万雪斋那里，他还是千方百计地要巴结这位盐商。他曾将万雪斋的诗稿给国公府徐二公子看，就是为了讨好万雪斋。后来，他得罪了牛浦，牛浦为了报复他，故意引诱他在万雪斋面前说出万雪斋最怕人提起的“程明卿先生”，因为“程明卿”就是“全过程的情况都清楚明了”的意思，知道万雪斋不光彩的发家老底。果不其然，当牛玉圃吹牛说程明卿是他二十年拜盟的朋友时，万雪斋被气得两手冰凉。这次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第三，牛玉圃是个狠毒的人。当他知道上了牛浦的当，他用船把牛浦带到一个没人烟的地方，“叫两个夯汉把牛浦衣裳剥尽了，帽子鞋袜都不留，拿绳子捆起来，臭打了一顿，抬着往岸上一掼，他那一只船就扯起蓬来去了。”[5]157要不是有人经过，牛浦死在那里也无人知；
第四，牛玉圃还是个自讨没趣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万雪斋赶走牛玉圃还是利用了他能够代笔写字的长处。他先让人送给牛玉圃一张帖子，帖子上写道：“刻下仪征王汉策舍亲令堂太亲母七十大寿，欲求先生做寿文一篇，并求大笔书写，望即命驾往伊处。至嘱！至嘱！”[5]156待牛玉圃到了仪征以后，再由王汉策告诉他“我这里就是万府下店。雪翁昨日有书子来，说尊驾为人不甚端方，又好结交匪类，自今以后，不敢劳尊了。”[5]157综合以上四点可见牛玉圃的形象是丑陋不堪的。
连环画《假牛布衣》
另一写字人就是牛玉圃遇着的一个不起眼的人物。牛玉圃到王汉策家时，看到“厅中间椅子上亮着一幅一幅的金字寿文；左边窗子口一张长桌，一个秀才低着头在那里写”。无疑这些寿文就是这位秀才写的了。牛玉圃看到这个秀才“穿着茧绸直裰，胸前油了一块”[5]156，就吃了一惊，想起了他就是前面酒楼上遇着的人。
当时牛玉圃与王义安在酒楼吃饭，这个秀才进来见了王义安就大骂：“这不是我们这里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5]151，骂着又扯去了王义安的方巾，劈脸打王义安大嘴巴子。牛玉圃上去相劝，还被这人骂了一顿。我们看吴敬梓笔下这个写字人，邋里邋遢，打人骂人，哪里像个读书人的样子。
书法文化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单就其在小说中的表现力来说就非常强大，通过书法文化的描述可以反映社会生活中雅俗善恶等各个方面，这也是书法文化博大精深的具体表现。刘熙载在《书概》中说：“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金石略序》云：‘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谅哉！”[8]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书法文化在小说中的独立表达作用、不同小说中书法文化表现的差异以及不同的表达效果，从而加深对小说文本及书法文化意义的理解。鲁迅评《红楼梦》时曾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
阅读小说眼光可以不同，研究小说当然也应有不同的角度，以“书法文化”为视角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用“书法文化”这把钥匙一定能打开古代小说中更多的未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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