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宋代城市节日风俗的文献考察

宋代是我国岁时节日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其时的节日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对完备。通过对《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代文献的深入分析，发现宋代的城市节日文化和节日风俗呈现出传统节日与新兴节日并存、节日活动空间更加多元、民众参与性增强、娱乐狂欢色彩浓厚、较强的奢侈化倾向等特征，这些节日特征的出现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节日 民众参与 娱乐狂欢 奢侈化

毛晓帅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讲师

《艺术与民俗》2020年第1期

关于宋代节日的研究成果众多，可从理论层面和研究方法两条路径进行综述。从理论层面来说，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考辨某一节俗的源流、发展，例如伊永文、刘宗迪等学者的研究；第二类是归纳影响宋代节日发展的社会因素，例如魏华仙等学者的研究；第三类是从经济、宗教、饮食等方面对宋代节日的社会功能进行专题论述，例如姜庆湘、萧国亮、董德英、郭西梁等人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的视角来分析宋代的节日。例如，刘宗迪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考证了宋代七夕节的西域渊源；董德英运用社会记忆理论探讨了宋代岁时文献书写的真实性问题。

综上，学术界对于宋代节日及宋代岁时文献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宋代城市节日风俗特征及其社会背景的研究，从目前来看仍未尽深入。为此，本文以宋代城市中的节日风俗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等岁时民俗文献，尝试对宋代城市节日风俗的变迁及其社会背景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一、宋代岁时民俗文献及其记录的宋代城市节日

岁时民俗文献，指的是“记录民众在一年四季中特定节气和约定俗成的节日中的民俗生活的文字，以及学者对各种岁时民俗的研究和评议”。宋代的岁时民俗文献主要有《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都城纪胜》等，这些岁时民俗文献从不同的方面详细地记录了宋代城市的节日风俗。

（一）《东京梦华录》中记录的北宋节日

靖康之变后，孟元老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开封，来到烟柳画桥的江南避居一时。到江南之后，孟元老根据自己的回忆撰成了《东京梦华录》。这部在易代之际撰成的回忆式散文全面描述了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为后世了解北宋市民的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东京梦华录》不仅记述了北宋都城市民们的衣、食、住、行，而且专门记载了他们的节日生活和节日风俗，是研究北宋节日风俗的珍贵文献。

全书共十卷，其中第一至三卷全面记述了东京城的城市格局，包括河道、街道、大内与外城的建筑、寺庙宫观等；第四至五卷则详细描述了太子纳妃、公主出降及娶妇、育子等仪式和民俗活动；第六至十卷则大体按照时间的顺序，对东京城的节日生活进行了细致的记录。《东京梦华录》共记录了北宋时期的春节、立春、元宵、清明节、四月八日佛生日、端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六月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七夕、中元节、立秋、秋社、中秋、重阳、十月一、天宁节、立冬、冬至、十二月初八、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除夕等21个节日的风俗。

（二）《梦粱录》《武林旧事》等文献中记录的南宋节日

1279年南宋灭国，为了把家乡的城池园囿、风俗人物等往昔的繁盛都记录下来，吴自牧仿效《东京梦华录》，撰成了《梦粱录》。《梦粱录》全书共二十卷，其中第一至第六卷，按照时间顺序，对南宋时期的岁时节日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第七至十六卷从空间的角度，分别记录了南宋都城临安的河道、桥道、宫观建筑，三省、六部等官署衙门，江、河、湖、泉、洞等自然景观以及神祠、寺庙、贡院、古墓等古迹，茶肆、酒肆、米铺等商业店铺；第十七卷记载了当时有名的人物，如状元、武举、后妃等；第十八至二十卷，则专门记录户口、物产及嫁娶、育子等民俗。《梦粱录》全面记录了南宋时期都城临安的市民生活，为研究南宋时期的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第一至六卷，共记载了元旦、立春、元宵、中和节、山神诞、花朝节、上巳、清明节、东岳圣帝诞辰、皇太后圣节、皇帝圣节、端午节、崔府君诞辰、立秋、七夕、秋社、中秋、重阳、十月节、立冬、冬至、腊日、腊八、腊月二十四、腊月二十五、除夜等26个节日，是研究南宋时期民众节日生活的重要文献。

除了吴自牧的《梦粱录》外，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以及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盛录》等也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南宋都城临安的节日生活，是研究南宋节日风俗的重要材料。

二、宋代城市节日风俗的特征

通过对《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岁时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宋代城市节日风俗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传统节日与新兴节日并存

传统节日与新兴节日并存是宋代节日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一时期，新年、清明等传统节日继续保持着活力，新兴的节日也不断涌现，特别是宗教节日，如三月三日佑圣真君诞辰、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六月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等。《东京梦华录》记载：“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献送，无盛如此。六月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二十三日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如球杖、弹弓、弋射之具，鞍辔、衔勒、樊笼之类，悉皆精巧……至二十四日，夜五更争烧头炉香，有在庙止宿，夜半起以争先者……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又有《武林旧事》记载：“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霍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有所谓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罗帛雕饰，为楼台故事之类，饰以珠翠，极其精致，一盘至直数万……奇禽则红鹦白雀，水族则银蟹金龟……不可缕数，莫非动心骇目之观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社会之盛，大率类此。”从这些文献记录来看，这些新兴的节日规模盛大、内容丰富、参与者众多，新兴节日与传统节日并存已经成为宋代民众的节日常态。

（二）节日活动空间更加多元

节日活动的主体是广大民众，他们在节日期间的主要活动场域即是节日的活动空间。与前代相比，宋代民众的节日活动空间更加广阔和多元。唐代及唐代以前，很多节日活动都是在户外进行的，例如唐代寒食、清明踏青、重阳登高、野宴等。宋代的节日活动一部分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例如中元节期间在家中供养祖先素食的活动以及除夕夜百姓们在家中团圆聚守。

除此之外，街巷、园囿、河湖、寺庙、大户府邸等都成为宋代节日活动的空间。例如，北宋元宵节期间“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御街已经成为北宋时期元宵节的主要节日活动空间；清明节期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北宋时期东京城中的各个亭台、园囿也成为民众节日活动的重要空间。更有甚者，南宋时期河边、湖中都成为重要的节日活动空间。《梦粱录》记载清明节期间“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武林旧事》云：“西湖诸寺，惟三竺张灯最盛，往往有宫禁所赐、贵珰所遗者，都人好奇，亦往观焉”。这里所说的“三竺”，就是南宋时期临安城灵隐山的上天竺、中天竺以及下天竺三座佛寺，这三座佛寺有宫禁赏赐的宝贝，寺里的僧侣在元夕节的时候也会张灯结彩，展示宝物，吸引众多民众在节日期间来此观看。此外，《武林旧事》中记载的二月八日桐川张王生辰、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等宗教节日也热闹非凡，参与者众多。在这些节日中，各个庙宇、宫观无疑是节日活动的主要空间。另外，一些豪门大户的府邸也在节日期间对民众开放，成为都城百姓节日活动的空间：“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张府、蒋御药家，间设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又有幽坊静巷好事之家，多设五色琉璃泡灯……”

（三）民众参与性增强

随着宋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崛起，宋代的节日活动与前代相比，普通民众的参与性更强。首先，除了皇亲国戚、王公贵族之外，不论是市井百姓还是僧侣、道士、卖艺之人，社会上的每个阶层，甚至连深受封建礼教约束的女性们都积极投入到节日活动中，成为节日活动的主体。其次，与前代相比，宋代的节日规模更加盛大，参与节日活动的人数明显增多。

例如，正月初一新年“向晩，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下层贫民和女性都积极参与到年节活动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记录了当时东京城各色卖艺之人、小商人等积极参与元宵节的盛况，“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哥吞铁剑。李外宁药法傀儡……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梦粱录》中也记录了元宵节时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等数十个舞队参与节日表演的情况。七夕节期间，妇女和儿童是节日活动的主体，“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梦粱录中还记录了道士、和尚等参与中元节的情况：“诸宫观设普度醮，与士庶祭拔。宗亲贵家有力者，于家设醮饭僧荐悼，或拔孤魂。僧寺亦于此日建盂兰盆会，率施主钱米，与之荐亡。”

宋代的节日规模盛大，参与人数众多，可以说是全民普遍参与。例如，中秋节期间“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到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元夕”节“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迎新”期间“所经之地，高楼邃合，绣幕如云，累足骈肩，真所谓‘万人海’也”；清明节时“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宋代的城市节日规模盛大，民众的参与性不断增强。

（四）娱乐、狂欢色彩浓厚

宋代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节假日增多，以至于宋代的民众也特别注重节日生活的享受和娱乐，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节日期间的游戏、出游、宴饮、观看表演等活动频繁。从春节开始一直到冬至，很多节日都有各种娱乐性活动。节日期间，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充分享受节日带来的欢乐。

宋代春节期间的主要活动有玩关扑游戏、宴饮、游玩等。“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北宋时期，整个东京城在元宵节期间可以说陷入了一种狂欢的状态，不仅是普通的市民阶层，就连统治者也参与其中。元宵节时，北宋东京城的老百姓们齐聚御街，观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及教坊、钧容直表演的杂剧，“万姓山呼”；南宋时临安城的民众尽情观看各种装饰华丽、姿态各异的灯盏，欣赏十几个舞队及傀儡戏的表演，各处游赏、饮宴，尽情享受节日的欢乐。清明节时，北宋东京城“四野如市……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醉归院落”；到了南宋“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宋代清明节的娱乐、狂欢性质可见一斑。到了炎热的五月，宋代的百姓们过节的热情依旧不减。例如，《东京梦华录》云：“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梦粱录》记载“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武林旧事》云“湖中是日游舫亦盛，盖迤逦炎暑，宴游渐稀故也”。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宋代的端午节也充满了娱乐色彩。宋代的七夕节可以说是妇女和儿童尽情欢乐的重要节日。《东京梦华录》云“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梦粱录》云“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宋代的七夕节具有较强的娱乐性质。宋代的中秋更是一个娱乐、狂欢的节日，无论是王孙贵族还是下层百姓都尽情宴饮、玩乐。《东京梦华录》云“市人争饮，至午未间……民间争占酒楼玩月……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梦粱录》云“王孙公子，富家巨室……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宋代中秋节娱乐、狂欢的性质展现无遗。

宋代除夕时的驱傩仪式也充分体现了娱乐的色彩。《东京梦华录》云“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薫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梦粱录》中也记录了类似的活动。

（五）较强的奢侈化倾向

宋代的节日不仅具有较强的娱乐和狂欢色彩，也呈现出较强的奢侈化倾向。其中，最能体现这种倾向的当属元宵节。《东京梦华录》云：“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缯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武林旧事》云：“灯之品极多……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流苏宝带，交映璀璨……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宋代元宵节所用的数量巨大、制作精美、奢靡昂贵的各式灯品很好地说明了宋代节日的奢侈化倾向。除了元宵节之外，在其他一些重要节日中，从宋代民众所用的节日物品，以及节日规模等都可以看出这种奢侈化倾向。

三、宋代城市节日风俗变迁的原因与社会背景

宋代城市节日风俗的特征是由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因素：农业、手工业、制造业、商业的全面繁荣

在经过了大唐盛世之后，宋代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表现在农业垦田、钢铁冶炼、手工制造业、商业贸易等全面繁荣。

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鼓励老百姓积极屯田。脱脱在《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志》云：“至天圣中，国史则云：开宝末，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从《宋史》的记载可以看出，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宋代垦田面积不断增加。

不仅如此，宋代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促进宋代农具的发展，为农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宋代的钢铁冶炼技术得到长足发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灌钢”“百炼钢”等技术都有详细的记载：“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乃伪钢耳，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

宋代的水磨加工业、曲酒制造业、丝织业、造船业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北宋都城东京为例，“东京水磨加工业，仅宋初官办之东西务即有205人，东水门外水磨百盘，郑州、长葛260所，加上私人水磨，总人数相当可观”；官办的都曲院造曲时，“每年磨小麦4万石，用驴600头，步磨30盘，役兵士428人，收面322.7392万斤，踏曲91.6635万余斤”。南宋时期都城临安的手工业不仅规模庞大，且分工细致。临安的丝织业和造船业都很发达，“从乾道至咸淳间，临安府夏税纳绢九万五千多匹，绸四千四百多匹，绫五千二百多匹，绵五万八千多两”；临安府所造的出海船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

更为重要的是，宋代的商品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首先，从事商业贸易的人数众多。以南宋临安为例，“临安有四百十四行，每行大约数十至百户。如果以百万计算，则城区从事工商业的户数为四万一千四百余家。一家以五口计，则达二十万七千人，约占城区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其次，民众进行市场交易的场所不断增加，例如，北宋时期的御街、朱雀门外街巷、相国寺、潘楼东街巷等都成为“万姓交易”的重要场所。再次，宋代的市场交易时间更加灵活，市场类型更加多样化。例如，南宋时期的临安不仅有白天交易的日市，还有早市、夜市，时间上更加灵活；另外，季节市、专业市、镇市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也不断出现。最后，宋代市场上各种类型的交易都有，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不仅有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也有各种文化、服务方面的市场交易。例如，东角楼街巷有五十余座勾栏，供民众娱乐；马行街北诸医铺则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行老、牙子们则是各种雇觅人力的中介；结婚、丧葬等重要的人生仪礼，也有人专门提供杂赁服务。不仅如此，各个行业还纷纷建立自己的行会，有着不同的规格、则例和行业服色。

宋代货币流通的进步也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的商业发展与节日市场的消费。唐代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如“飞钱”之类的票据，到了宋代这种代用券已经非常盛行，称之为“交子”“会子”等，南宋时纸币的发行额已经达到非常巨大的数额。这些代用券的使用，特别是纸币的流通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的商业发展，方便了普通民众的节日消费。另一方面，内藤湖南认为，“大量发行纸币，结果终于成了不能兑换的纸币。纸币一贬值物价就上涨，这样反倒促进了民间的繁荣和与海外的贸易”。

（二）制度因素：坊市制度、宵禁的打破及完善的休假制度的建立

坊市制度由来已久，到了唐代，坊市制度发展得更为完善和严密。坊是居住区，市是交易区，坊和市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不能逾越。如果擅自逾越界限，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正如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第八记载：“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从沟渎内出、入者，与越罪同。越而未过，减一等。”与坊市管理制度息息相关的是夜禁制度。坊市门的关闭有着严格的时间规定，《唐律疏议》第二十六卷记载：“《疏》议曰：《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搥，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如果在闭门之后或者开门之前行走，则视为“犯夜”，要受到“笞二十”的惩罚。《唐律疏议》卷第二十六记载：“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

从唐末到宋初，原有的坊墙或遭破坏，或遭拆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宋代的城市布局在延续唐制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正如包伟民指出：“两宋城区布局在唐后期格局的基础上继续演进，主要表现为新的开放式街市制完全取代旧的封闭式坊市制，条状的街取代块状的坊市成为城市商业与市民公共活动的空间”。

伴随着坊市的合一，原有的严格的宵禁制度也被彻底打破。从《东京梦华录》等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废除了坊市分离和宵禁制度之后，宋代都城出现了许多如州桥夜市等可以在晚上自由买卖的交易市场。

宵禁的废除和坊、市的融合促进了宋代节日的发展。首先，坊、市的融合促进了市场贸易的繁荣，使得节日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更加多种多样。其次，在很多重要的节日，人们都可以尽情狂欢，不受时间约束。例如元宵节、中秋节等，很多人都通宵达旦，嬉戏玩耍。

此外，宋代完善的休假制度也促进了宋代节日的发展。《宋史》记载：“元日、冬至、寒食假各七日。天庆、先天、降圣节各五日。诞圣节、正七月望、夏至、腊各三日。天祺、天贶节、人日、中和、二社、上巳、端午、三伏、七夕、授衣、重九、四立、春秋分及每旬假各一日。”从《宋史》的记载可以看出，宋代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节假日制度，市民阶层具有充分的节日休闲时间。这种休假制度的建立无疑加速了宋代节日文化的发展。

（三）社会因素：市民群体的崛起

宋代人口增长迅速。关于宋代的户数、人口数量，包拯的《论历代及本朝户口》一文记载得较为详细，“陛下御宇已来，与民休息，至天圣七年，凡计编户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至庆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八户，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万四千四百三十四户。臣以谓前代户口之目。三代已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从该记录可以看出，宋初，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人口不断增长。根据包伟民的研究，天禧五年开封新旧城城区内人口约488750人，加上宫城及流动人口，当时开封城内大致有58万人，人口密度为10943人/平方千米；南宋末年临安府城区与郊厢人口大约在70万之谱，淳祐年间临安府城区内人口密度估计可达2.1万人/平方千米。

官员、仆役、手工业者、各色商人、僧侣、道士、倡优、艺人等构成了城市市民的主体，他们也是宋代城市消费的主体。如前文所述，宋代的农业、钢铁冶炼、商业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为宋代的市民消费奠定了基础。从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出宋代城市消费的繁荣。市民群体的崛起和城市消费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宋代节日的风貌，特别是专门性的节日市场的产生以及节日期间流通商品的多样化，“市井俗文化的崛起是宋代城市的新面相，这也使得它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与前朝城市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四）文化因素：异域文化的交融

唐代君主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回纥、契丹、突厥、党项、大食、波斯等国家或地区的商人纷纷涌入长安，一时间长安城胡商云集，成为唐代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商们长期在此居住、生活，也把他们的文化带到了这里，他们的文化也逐渐融入中土社会。

宋代把都城迁到了开封，一些胡商也随迁至此。由于宋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繁荣，统治者也采取了较为开放的对外交流政策，加强与异域的通商、交流。据《宋史》记载：“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从《宋史》的这条记载可以看出，宋朝政府与大食、占城等外族通商、交流频繁。为了管理海外贸易，宋朝政府还专门设置了市舶司。据周宝珠统计，宋代各国与东京的入贡贸易次数为“高丽41次，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大食40次，注辇6次，蒲端5次……”

频繁的经济交流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北宋末，东京“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异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国寺买杂处，皆以番名之”。宋代广泛存在的祆教庙宇就是这种异域文化影响的突出表现。宋人姚宽在《西溪丛语》记载：“‘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则祆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国，蔓衍如此。康国盖在西，朝贡图之言，与此合也。”《东京梦华录》中也有关于祆教的记载，例如《东京梦华录》卷三载“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直南浚仪桥”，“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祆庙斜街”等。

对异域文化的吸收也促进了宋代节日的发展。例如，宋代七夕节期间出现的“磨喝乐”“谷板”“种生”“水上浮”等节日物品，都是宋代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刘宗迪在《摩睺罗与宋代七夕风俗的西域渊源》一文中认为，宋代七夕崇拜摩睺罗的风俗来自遥远的西亚和更为古老的巴比伦。而《西湖老人繁盛录》中关于元宵节娱乐舞蹈的记载也充分体现了异域文化的影响。《西湖老人繁盛录》云：“禁中大宴，亲王试灯，庆赏元宵，每须有数火，或有千余人者。全场傀儡、阴山七骑、小儿竹马、蛮牌狮豹、胡女番婆、踏跷竹马、交衮鲍老、快活三郎、神鬼听刀”，“清乐社：鞑靼舞老番人、耍和尚”。这里记录的胡女番婆、鞑靼舞老番人等都是元宵节时人们自娱自乐的表演节目，从这些表演的名称上就能看出它们明显受到了鞑靼等异域文化的影响。

（五）政治因素：官方的倡导和鼓励

宋之前各朝代大都是通过长期的战争才建立起统一的政权。与之相比，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驿兵变而取得政权，社会没有遭受大的动荡。在建立稳固的政权之后，他“杯酒释兵权”，剥夺了地方藩镇的兵权，建立了庞大的文官体系，有效维护了宋初的政治稳定。宋初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宋代节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取士数量，缓和了阶级矛盾。“北宋贡举共开科考试81榜，其所取士正奏名进士19595人，诸科16366人。特奏名进士、诸科合计16035人。正奏名和特奏名进士诸科总计取士51996人。”

宋代节日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统治者及官方的支持和参与。首先，宋代有专门为庆祝统治者诞辰而设定的节日，例如天宁节、圣节等。《东京梦华录》云“初十日天宁节。前一月，教坊集诸妓阅乐。初八日，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并诣相国寺罢散祝圣斋筵，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这里的天宁节就是北宋时期为庆祝宋徽宗诞辰而设定的新节日。《梦粱录》云：“初八日，寿和圣福皇太后圣节，前一月，尚书省、枢密院文武百僚，诣明庆寺启建祝圣道场，州府教集衙前乐乐部及妓女等，州府满散进寿仪范。”皇帝初九日圣节：“四月初九日，度宗生日，尚书省、枢密院官僚，诣明庆寺如前开建满散。”《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宁宗圣节，金国奉使贺生辰毕，观江潮，玉津园射。”周密在《武林旧事》卷一中记录的圣节，即天基令节，“其日，候宰执奏事讫，追班，上坐垂拱殿，先引枢密院并管军官上寿，东京分为二日，今只并为一日，礼毕，再坐紫宸殿”。这些节日是为了庆祝统治者的生日而专门设定的。此外，统治者还会根据自己的信仰设立很多新的节日，例如宋徽宗崇信道教，在他的倡导下设立了“天应节、真元节、宁贶节、元成节、天符节、开基节”等节日。

其次，宋代的许多节日都有统治者和官方参与的身影。例如，元宵节期间，“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立春日，“学士院撰进春帖子，帝后、贵妃、夫人、诸合，各有定式，绛罗金缕，华粲可观。临安府亦鞭春开宴，而邸第馈遗，则多效内廷焉”，官方积极参与这个节日。清明节期间，“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节日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莫非金装绀幰，锦额珠帘、绣扇双遮，纱笼前导。士庶阗塞”。除夕夜，“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整个驱傩仪式更像是宫中众人的一场娱乐游戏。“上真生辰”期间，“或遇圣上出郊，驾出钱塘门，惟用禁卫人，亦不搠巷，容人观瞻……驾泛御舟，入四圣观之看”。从这些例子中都能发现统治者及官方积极参与节日活动的身影，统治者和官方的倡导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宋代节日的发展。

宋代是我国节日发展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辨明宋代节日风俗的特征有着重要的学理意义。《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岁时民俗文献详细记录了宋代的城市节日风俗，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考察，可以发现宋代的城市节日风俗呈现出传统节日与新兴节日并存、节日活动空间更加多元、民众参与性增强、娱乐狂欢色彩浓厚、较强的奢侈化倾向等特征。这些节日特征的出现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宋代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全面繁荣为宋代节日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坊、市融合，宵禁的打破，以及完整的休假制度加速了宋代节日的发展；市民群体的崛起以及城市消费的繁荣刺激了宋代节日的成长；对异域文化的吸收，改变了宋代节日的文化风貌；统治者的倡导和鼓励奠定了宋代节日繁荣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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