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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永宣青花的特色时不能不谈到它那浓郁的伊斯兰风格特点。诚然,永宣青花在当时也吸收了蒙古游牧民族雄健粗犷、藏族文化神秘朴拙的特色,同时也保持着汉文化的传统,但这一时期青花瓷在形制纹饰方面最为突出的还是其浓郁的伊斯兰韵味。这种鲜明的风格特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生产的其它质地的工艺品如出一辙,有百分之八十的永宣青花瓷在造型方面可以在西亚地区古代金银器、铜器、玻璃器、陶器中溯源到范本。
明代以前人附中原的除去战争因素外绝大多数是商人。入明以来,许多上层人物成群结队自愿为明朝效力,据《明实录》统计,从洪武到成化的百余年间(1368—1487年),西方来归的穆斯林近70批,其中宣德六年(1431年)的一次来归人数即多达300余口。同一时期,从漠北蒙古来归的穆斯林近50批,其总数达10万之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元代之后穆斯林入附中原的新高峰。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擅长制作便于携带的精致的手工艺品,如地毯、陶器、玻璃器、金银器、水晶、牙雕等,随着东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精于此道的手工艺匠人以他们精湛的技艺为明初社会在染织、制瓷、镶嵌、铸造等行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永宣青花正是在这种开放交流的社会条件下融合、吸取了大量伊斯兰手工艺品风格的产物。
永宣青花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因为当时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世界,而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纯洁高尚,深受帖木耳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喜爱,广泛地使用这种装饰也迎合了伊斯兰世界巨大的消费市场。于是,明永宣两朝为适应出口而在瓷器上采用了大量的伊斯兰风格的造型与纹样,这种情形在大量的传世品和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得到了印证。
下面通过故宫博物院现藏永宣青花器与伊斯兰民族古代器物相比照,寻找出造型、纹饰间的因缘。
永乐青花缠枝花双系带盖大扁壶(图一),通高54、口径6.5厘米。壶小口短颈,腹面一侧隆起,另一侧平坦,呈扁圆形,也称“卧壶”。外唇口单侧安一小孔系,肩下安双环耳,盈插式回盖。此壶气魄宏伟,造型奇特,特别是腹面满绘的缠枝花卉婉转起伏,富于节奏感,带有典型的西亚特征。腹正面凸起的回圈线内环套的八角星形装饰采用和谐对称的几何图案,使人耳目一新。中国传统的壶造型尽管千姿百态,但最终是以贮水为实用目的,大扁壶无法直立,平放水就会从口部流出,所以尚不清楚它的实用功效。美国的佛里尔美术馆收藏一件伊朗12—13世纪的黄铜嵌银扁平大壶(图二),形制与此壶十分相似,据说是贴挂在清真寺墙壁上用于供奉真主的器物。
永乐青花缠枝花龙柄花浇(图三),高14.7、口径8、足径4厘米。粗颈,垂圆腹,卧足,单侧安首尾相连的龙头柄。通体以海水江崖及缠枝花为装饰。在葡萄牙里斯本古本江博物馆陈列一件12世纪的白玉龙柄花浇,形制与此相同。花浇实际上是伊斯兰教徒作礼拜时的净水器物,造型源于黄铜鼓腹带盖的盛水器(图三)。这种器物在伊朗和叙利亚从12世纪就开始生产,13—14世纪的帖木耳王朝十分流行。此外,从这件青花花浇外口下及肩部凸起的弦纹还可以见到金属器制作的遗风。
永乐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图四),高28厘米。瓶为蒜头口、圆轮腹,肩颈处安绶带耳。腹绘多角轮花,此种形制在中国传统的瓶式中未见,叙利亚博物馆收藏一件出土于本土拉斯·夏姆遗址(距今2000年)的红陶双耳罐(图五),与此瓶造型十分接近，陶罐扁腹正中以黑彩描绘的润轮状花朵可视为青花绶带耳瓶花纹装饰的滥觞。
宣德青花折枝花卉大执壶(图七),通高36、口径7.8、足径15厘米,直口,长颈折肩,壶身圆筒式出八棱,圈足内施白釉,长方形流,宽扁曲柄。通体纹饰分为五层,以折枝卷叶花为主,平伸的方流与大跨度的曲柄以及几何形面的壶身均具波斯风韵。水壶是回教寺院备用的器物,每当举行朝拜仪式时,每个穆斯林都要用水壶来沐浴净身。
图七
宣德青花缠枝花折沿盆(图八),高12.2、口径26、足径19厘米。撇口,折沿,直腹,平底,底细砂无釉。里外满绘青花纹饰。里心以变形朵花纹为圆心,依次向外展开多层环形装饰带口沿处绘汹涌翻卷的海水浪花纹,外壁绘柔婉的缠枝花。这种折沿盆造型起源于穆斯林教徒的净手盆,曾流行于埃及等地,但以铜质占绝大多数(图九)。瓷质折沿盆往往失去了其实用意义而被作为陈设品。
在诸多器物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直径在30—60厘米之间的菱花口大盘(图十),这种折沿阔底的大盘多以满密的缠枝花为装饰,显然是为符合人们俯视的习惯。这种巨型大盘是穆斯林人盛放食物的器皿(图十一)。大家席地而坐,首先祈祷感谢真主的恩赐,然后取食,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必须配以硕大的餐具。这种大盘的烧制完全是为了适应伊斯兰的民族习惯。
此外,还有宣德青花龙凤罐(图十二)与叙利亚白地蓝彩陶瓶(图十三);宣德青花无挡尊(图十四)与叙利亚黄铜器座(图十五);宣德青花灯笼尊(图十六)与伊朗蓝地绘金彩陶壶(图十七);宣德青花带盖豆(图十八)与叙利亚玻璃带盖壶(图十九)以及宣德青花龙纹天球瓶、宣德青花十菱高足碗、永乐青花卧足碗等三十余种器物造型与伊斯兰古代艺术品有着深厚的渊源。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在图案装饰中采用的题材是植物花卉。公元10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采用椰子和谷物等植物为装饰纹样并把它们描绘成无限延伸、卷曲、缠绕、变形之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意愿加以组合,使之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和梦幻之美。阿拉伯花纹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叙利亚的沙漠古都帕米拉的石刻建筑上有10世纪葡萄藤叶纹图案,是连续性植物图案的代表作。永宣青花瓷上所描绘的花卉、瓜果一反传统的写实技法,多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形,使枝叶延伸,无穷无尽地布满整个空间,花叶枝条交织缠绕,蜿蜒起伏,正是借鉴了伊斯兰民族的装饰方式。
除去缠绕的花卉以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放射性排列画法,在折沿盆、盘心、碗心上大量使用。它是以器物里心正中为圆心,花纹图形依次展开,向外扩张,进行多层次地描绘。典型的例子是宣德青花鸡心碗,碗里心以一六瓣朵花为中心,依次向外是十字花、回纹、缠枝安克架(笔者按:安克架是古埃及中的象形文字,“”环柄十字,意为生命的钥匙,读作ankh,汉译作安克架),卷草纹,环形装饰带,装饰精美而华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圣殿上凸出的弯窟天花板。
伊斯兰的几何、数学极为发达,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与理解。从青花瓷的造型到纹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所不在,这是一个适应万物的变形体系,如宣德象耳折方瓶、十菱花口洗、瓜棱水注等器型都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对称连续的几何原理。在图形方面常见的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形等。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一件器物上划分出若干对称的装饰区域,用条带或环带边饰分割,产生对立统一的美感。回纹、忍冬纹、碎浪纹、卷叶纹、水涡纹、圈点纹、朵花纹组成的边饰则更多地受到波斯地毯图案的直接影响。更有些是受益于清真寺中圣龛和门楣边饰的启发。此外一些附加的装饰如鼓钉、凸雕花卉、弦纹等都保留了金属器的遗风。小系一般十分单薄,安在盖纽外侧或壶柄的顶端,我们称之为“盲系”,是一种失去实用功效的纯装饰。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装饰题材之一。12世纪阿拉伯文纷繁的各种书体已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宕荡起伏,具有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般而言,永宣青花瓷中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器物上所描绘的花纹多为抽象夸张和变形的纹饰,大多数题材源于西域地区的植物和花果。在缠枝花中西蕃莲十分常见,这是一种大朵密瓣、介于荷花与菊花形态之间的花卉,在古波斯地毯上常见这种纹样,痕都斯坦(今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北部)12世纪玉盘上描绘的就是此种缠枝的大朵西蕃莲。再有一种椭圆形的扁菊花(一种长年盛开在西亚沙漠边缘地带的野花,当地称“延命菊”)、苜蓿花(由于引进阿拉伯良种马而随之在我国广泛种植的精饲料)、葡萄、石榴(安石榴)、西瓜、蕉叶(棕榈叶)、核桃(胡桃)、芝麻(胡麻)、没食子(一种药材)、黄瓜(胡瓜)等等,上述花果有许多早在汉代即由西域传入我国,但是大量用于青花瓷上却是永宣时期最为流行。
综上所述,在明朝最为昌盛的年代,由于明成祖、宣宗时采用了开放政策,青花瓷器在与伊斯兰艺术相互碰撞、融合中有机地结合,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划分,跨越了种族和地区的界限,产生出一种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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