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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中旬，大量古代瓷片堆积出现在河道施工人员的视野中。经过苏州市考古所工作人员的实地踏查、勘探和发掘，一个大型的元代瓷器仓储遗存正式与市民见面，这就是江苏太仓的樊村泾遗址。
除了大量的元代瓷器残片外，当时的道路、河道等文化遗迹也在600余年后露出了它本来的样子，生动的展现了在元代作为“天下第一码头”的刘家港（今太仓港）的风采。
樊村泾与致和塘交叉口驳岸
遗址航拍图
作为元代新兴的港口城市，刘家港（今太仓港）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码头”，还要从两个“海盗”说起，这两个人就是朱清和张瑄。朱清家境贫寒，因不堪受雇主的压迫，在海上“亡命集党”贩卖私盐，兼为海盗。在一次将私盐运到吴淞江贩卖时遇到了“恶少年”张瑄，二人相谈甚欢便结为兄弟，一起从事贩卖私盐的营生，朱、张二人成为了活跃于东海、黄海和渤海一带的著名海盗。
他二人常年在海上活动，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同时也非常熟悉海上情况，至元十三年元丞相伯颜攻下当时的南宋都城临安后，时已归降元廷的朱张二人得到了将缴获的南宋皇宫宝物运送至元大都的机会，也为后来二人开创元代海运奠定了基础。
朱清和张瑄
元代海运主要是指漕运。相较于陆路运输，水路因道路便利、运载量大等优点一直是南粮北运的重要方式。自隋唐起，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运送粮食的主要通道。但是传统大运河因为战乱等原因出现了“塞久不合”、“河益堙废”的情况，运道时通时塞，严重影响了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再加上传统的漕运路线需要水路与陆路相结合，线路迂回曲折，耗时费力。
因此，以至元十三年那次试行的海运为契机，在整建传统运河的同时，元廷于至元十九年收编“海盗”朱清、张瑄二人，与上海总馆罗璧“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自此之后，元代海运道路又经过了两次改良，终于在至元三十年形成了从太仓刘家港等地起航至天津界河口（以下再经运河抵达大都）的海上航道，顺风10日即可完成全部航程。
元代航线图
海运为漕粮运输带来了生机，南北间的经济联系也大大增强，对元代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得海运之便，太仓刘家港成为了元代重要的对外交通贸易港口。“大通番舶，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商舶咸集太仓，称天下第一都会”，漕粮的海运路线与高丽、日本等国家的海上贸易航线衔接，进一步促进了元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我们再转回头看看樊村泾遗址出土的瓷片。在出土的150余吨瓷片中，95%以上没有发现使用痕迹，部分器物上还留有烧制时所用的垫片等窑具。从瓷片的产地来看，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龙泉窑，还有少量来自于景德镇窑等窑口。
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全罗南道的新安郡海域曾出水过一艘元代沉船，其上装载的2万余件陶瓷器中，龙泉窑青瓷约占60%，还有少部分来自景德镇窑和其他窑口在新安沉船中发现刻有“庆元”字样的青铜权和墨书“东福寺”等日本寺社名的木简，说明新安沉船应该是从庆元港（宁波）出发前往日本进行贸易的海船。对比可以发现，新安沉船上的瓷器与樊村泾遗址出土的瓷器无论在器型还是纹样是都高度一致。
太仓地区没有大规模的制瓷手工业的记载，结合新安沉船的用途，可以推测樊村泾出土的残瓷器主要是在该地中转过程中的损耗品，如此大批量、同一窑口、未使用过的瓷器在当时汇集于此的唯一目的应当就是作为商品贩卖，这与文献记载的元代出口产品种类也相吻合，瓷器曾在太仓集结，远销海内外。
新安沉船
新安沉船内的瓷器
樊村泾遗址内的瓷片堆积
元代开创的海运是将前代分散的航道全线打通后有序运行，海运江运与海外交通相互联系，太仓刘家港在其中同时发挥着沟通南北交通和海外交通的功能。这也使得入明以来元航道继续沿用，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明代航海家郑和将刘家港作为七下西洋的起锚点和回航安泊处，也正说明了太仓刘家港在我国古代海上运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樊村泾遗址照片来自太仓博物馆）
参考文献：
[1]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高荣盛：《元代刘家港历史地位的确立》，“郑和与海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
[3]宋濂：《元史》，中华书局，2000。
[4]张志清，张照根：《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2017。
[5]高美京：《新安船出水陶瓷器研究述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5）。
[6]王鑫：《漕粮海运创始者朱清、张瑄传记》，华人时刊，2013。
元代的江南
展览时间
2021年12月22日-2022年3月22日
展览地点
苏州博物馆本馆（东北街204号）
负一楼特展厅、二楼书画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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