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明：再读《福惠全书》——关于其作者、内容、意义及影响

龚汝富和刘江华根据《湖城黄氏拾修族谱》对黄六鸿的家世作了比较详实的考证，指出黄氏的仕宦成就得益于其家族的传承和妻族的协助与影响，颇有参考价值。黄六鸿原名黄龢，谱名黄甫钟，宦讳六鸿，出生于江西新昌县天德乡湖城（今宜丰县新庄乡湖城村）。祖父黄文英为贡生，以治《易经》和理学闻名乡里，生三子：国琦（易光）、国琠（老光）和国璋（神光）。国琦治《春秋》，崇祯十年（1637）进士；国琠治《尚书》，国璋治《易经》，俱为邑增色。国琠生子甫钟（六鸿）、甫铿（六锡），国璋生子甫锵（六建）。六鸿满周岁即过继伯父国琦为嗣，后国琦生子甫轮（六鼇）、甫铮（六鼎），仍待六鸿如己出。黄六鸿八岁时，生父国琠身故，后与祖母一同随伯父黄国琦到福建建阳、莆城生活，直至明亡护送祖母归里。

黄六鸿籍江西新昌县，作为颇负盛名的乡贤，《新昌县志》理所当然为之作传；致仕后侨居金陵，因此《上元县志》亦为其立传；侨居金陵期间，又曾寓长洲，故乾隆《长洲县志》也有他的传文；民国《盐乘县志》取诸志所长，以成《黄六鸿列传》。道光《新昌县志》（卷十四《人物传》）为名宦立传止于黄国琦，而道光、同治两志均有节录自《黄六鸿家传》、篇幅较长的《邹维琏传》（邹为黄之岳父），可见《黄六鸿家传》确实存在，或者同治《新昌县志》已多采用。同治志黄六鸿传尾曰“翰林院吴瞻淇有传”（此传在《族谱》中称《思湖黄公行状》），显然志书的编纂者参考了它的内容，抑或《黄六鸿家传》与吴氏所作传记之间本身即存在某种联系。此外，乾隆时曾为郯城知县的王植，为黄六鸿所撰《宦绩》收入氏纂《郯城县志》，内容则源于《福惠全书》，主要是在郯城整顿驿务事（见卷三《驭衙役》），以及所经手“王可习案”（见卷十七《贼盗上·缉捕》）和“妇人王氏案”（见卷十四《人命上·疑狱》）两大重案要案。

综合上述志书的记载，辅之以《福惠全书》等资料，我们得以对黄六鸿的人生经历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

黄六鸿（1630—1717），字子正、正卿，号思斋、思湖（族谱中另有觉庵居士、石浦农人、痴道人等号），“生甫晬，即入继伯父国琦为嗣”。“生而颖异，读书目数行下”，八岁时生父国琠身故，十二岁随伯父国琦令建阳，祖母同往。志书称“年数岁奉祖母避乱，有卓识”，“邹维琏见而奇之”，遂将女儿许配于他。明末农民起义军攻陷京城，六鸿年方十四，胆识出众，“奉母自邵武间道奔归新昌，烽烟障天无所怯”。

顺治八年（1651），黄六鸿辛卯乡试中举，“年二十二领乡荐，已博学能文，尽压其俦辈”，奉“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为丈夫”为人生信条，约于两年之后离开了家乡湖城。康熙三年（1664）冬，黄六鸿自齐入燕，出居庸，历上谷及云中诸塞（“鸿甲辰冬出居庸，至浑源州访友，天甚寒，风吹雪薄面成冰，日照有光……”见卷十六《冻饿死·附医救法》），“凭吊古今，诗文益奇肆”，“既而七试南宫，卒不第”，但始终坚持“以学术为经济”。九年（1670）二月，掣选郯城县令（五月出京，由中道至彭城而南达宿迁。六月十八日，抵邑之红花埠。见卷三《驭衙役》），“政尚宽平，清夙逋，葺邮亭，弥盗摘奸，狱空讼息”。十一年（1672），丁父（国琦）忧离任。十四年（乙卯，1675），补授东光县，“于五月初十日蒞任”（卷一《择到任吉期》）。“治如郯，赈恤调护救荒尤著”，“事捕盗有方，催科不扰，……士民恩之”。不久后离职（原因不明）。十七年（1678），因两举卓异而后“特升行人”，“以文皇后祔庙颁诏四方”，足迹遍至山西、陕西、四川，途经三峡，过湖北、河南，“馈遗皆不受，旅次惟日咏诗而已”。“后御试一等，授礼科给事”，“掌登闻鼓，稽察钱局”。二十三年（1684），陪侍皇帝出巡山东。二十八年（1689）秋，仁皇后崩，洪昇等“邀集台阁名流置酒高会”，观赏新剧《长生殿》，六鸿以“违制蔑礼，莫此为甚”，具疏劾其大不敬之罪。三十年（1691），充辛未科会试同考官。三十一年（1692），擢工科掌印给事中，“遇事昌言，不避权贵，其‘请停湖口关喝报’等疏，皆中时事得失，直声著于朝”。黄氏“奏陈极博”，《停湖口关喝报疏》《奏请保固高堰与中河遥堤疏》等，“相国王文靖张文贞公皆称善”，康熙帝亦赞其“奏对详明、克称厥职”。

“去东邑十有八载”（卷四《戒躁怒》），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黄六鸿出任工科掌印给事中不满一年，因病致仕南归，奉旨建“恩荣坊”，开始了《福惠全书》的写作。次年参与修筑宜丰县棠浦镇漕仓。《湖城黄氏拾修族谱》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黄六鸿曾在湖城老家长住十个月，是谓“鸿自癸巳（顺治十年，1653）岁迄今数十年来，五返芝城（湖城），惟今最久”。其间处理家族事务，制定家规，作《申明赘语》《劝勉琐言》（自称“痴道人预留遗语”）。四十四年（乙酉，1705）圣驾南巡，驻跸江宁行宫，黄六鸿奉诏觐见，“御书宋欧阳修《晚过水北》诗一幅赐之”。对于一个传统时代的士人来说，此点无疑是引以为豪的恩荣。黄六鸿南归以后除短暂留居湖城外，大部分时间侨居金陵，“杜门著书”，“优游林下，著书数十种”，又“晚来吴中，依其壻吴太史瞻淇，厌尘市嚣，时黄冠道袍，居陈都谏廷敬上沙别业，因卒于吴”。康熙五十六年（1717），黄氏“八十八岁而卒”，葬于江宁建邺乡石坝村。

由《福惠全书》可知，对黄六鸿的人生和仕途产生重大影响者，一为伯父黄国琦，一为岳父邹维琏，此二人均曾任职福建地方。道光《上元县志》载：“黄国琦，字石公，新昌人。少负奇才，崇祯十年（丁丑，1637）成进士，任至兵科给事，奉母南归，家金陵。”“虽为寓公，于地方利弊知无不言，故当道咸礼重焉”。道光《新昌县志》和同治《新昌县志》沿用“旧志”黄国琦传，内容要丰富很多。黄氏少游金陵，致仕后侨寓金陵，六鸿致仕南归后同样侨居金陵，渊源即在于此。黄国琦以进士初授建阳令，政绩卓著，后又署莆城县，“两举廉卓，调山东滋阳”，特授吏科给事中，又特荐授兵科。邹维琏，字德辉，号瀛园，别号匪石，万历三十年（癸卯，1603）举人，三十五年（丁未，1607）进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邹氏“耿介有大节”，天启三年（1623），为兵部主事，后因杨涟弹劾魏忠贤事谪戍贵州。崇祯初，召为南京太仆寺卿，累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后为温体仁所忌罢官。崇祯八年（1635），起为兵部右侍郎，未赴任而卒。道光、同治《新昌县志》均录存三篇邹维琏传文，一出《明史》本传，一出陈鼎《东林传》，一出《黄六鸿家传》，足见其在当地声望之隆。黄氏父子经历何其相似，而黄六鸿又为邹极欣赏的女婿，深受二人影响实属意料之中。

前文已有提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发生了一起国丧期间观看聚和班演出洪昇《长生殿》的“大不敬”事件，举报人是时任吏科给事中的黄六鸿。“长生殿”案，牵扯许多名流，是文学史上的大事，涉案人员均遭不同程度处分，多种史料笔记对此事的记载同中有异，如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六、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四等。冯尔康说：“从各书对这个案子的记叙，可知好些人的历史和处世态度。”黄六鸿弹劾赵执信等人，奏疏末自称“臣在礼言礼，于众人宿无嫌怨”，而多人记载显示，黄六鸿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递送诸名士，至赵执信，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湖城黄氏族谱中保留了他的奏折内容，王培荀“里居时尝见其奏疏牵引多人”，戴璐也曾称“近于吏科见黄六鸿原奏”，因此不论如何，弹劾之事确为据实，同时也正因为此事，黄六鸿在名士中不免遭受一些非议。

黄六鸿致仕后侨居金陵，著述颇丰，有《福惠全书》《疑字释义》《纲鉴合纂》《纪传分编》《说海骊珠》《唐诗筌蹄》等集行世，除《福惠全书》外，余均不传。黄氏族谱中提到的《申明赘语》和《劝勉琐言》，以及《福惠全书》曾引用过的《学治略言》，亦未见存世。另一方面，黄氏佚文则时有发现，诸如乾隆《郯城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所收《重修问官祠记》《倾盖祠记》两篇文字和《墨泉》七绝一首，以及《重修棠浦义仓碑记》《圣驾幸阙里颂并序》《谯庵全集序》等篇。出任行人期间上呈的《奏议天下幕客疏》，亦被保存在《湖城黄氏拾修族谱》中。

总结黄六鸿的一生，“尝自言为谏官不如邑令，为东光不如郯城，然迹其政治，较之黄霸、龚遂，亦何愧焉！”吴瞻淇则评价：“公为公卿，必为名公卿，而官未达；为谏官，自为名谏官，而言未尽。惟为邑令无所歉。”（《族谱》卷首）黄作为知县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三四年光景，但其政绩的卓著，对地方行政的认知以及《福惠全书》所展现出来的完备和深刻，自然与他从小得父辈事业的耳濡目染及长时间公门生活的亲身体验密不可分。

从四部分类看，《福惠全书》属于史部“职官类·官箴之属”，《清史稿·艺文志》存其目。确切地讲，该书的写作对象主要为地方（州县）官，即“凡例”首条云“兹集惟详于州县之事”。而关于“福”“惠”及“全”之所指，作者解释说：“夫是书也，乃政治之事也，而颜之‘福惠’，何居？曰：‘福’者，言乎造福之心也；‘惠’者，言乎施惠之事也。”“然则书而言‘全’者，又何居？曰：‘全’者，统一州邑之政而皆具是也。夫州邑之政，大而钱谷、刑名、教养、风俗，小而建制、修举、科条、庶务，靡不欲利兴而害除，以暨捧檄而蒞官，及瓜而受代，靡不欲谨始而慎终。”（见《自序》）《福惠全书》的写作，出于黄氏的忧患意识和对未竟抱负的眷恋之情，曰：“凡士之服古入官，已幸身膺民社，则上报君恩，下酬所学，正在兹时。于此而不以造福存心、施惠为政，微独时移事去，诗书志业，追悔无从，恐即当前利欲之萌、精明之蔽，鲜有不丧失所守而陨越厥职者，其为地方流毒遗害，又不可胜言矣。”又说：“鸿兴思及此，不禁惄然忧之，乃不揣愚陋，为之撰次。”“鸿偃卧林泉，希观太平盛事，乃乐于有言，缘手腕拘强，不能拈管，遂口授童子而命书之。”（见《自序》）作者执政为民、造福百姓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是书自“筮仕”以迄“升迁”，为部一十有四，即筮仕部（卷之一）、蒞任部（卷之二至卷之五）、钱谷部（卷之六至卷之八）、杂课部（卷之八）、编审部（卷之九）、清丈部（卷之十）、刑名部（卷之十一至卷之二十）、保甲部（卷之二十一至卷之二十三）、典礼部（卷之二十四）、教养部（卷之二十五至卷之二十六）、荒政部（卷之二十七）、邮政部（卷之二十八至卷之二十九）、庶政部（卷之三十至卷之三十一）、升迁部（卷之三十二）。“自《谒选》以迄《辞上官》，为条二百一十有九，于《钱谷》《刑名》之大，又分晰为条一百一十有九。每部首缀以《总论》，如部条之。总论凡四，余论凡五，说凡五，为卷三十有二。其各条之内，俱谬抒狂瞽之见，及鸿之已试而有效者附载之”。（见《自序》）“计页凡柒百陆拾壹，字凡贰拾柒万叁仟玖佰叁拾”。（见书尾“种书堂启”）

杨志玖先生说：“《福惠全书》是作者对地方行政的情况、阅历、经验和体会的记录，……对州县的钱谷、刑名、户口徭役编审、土地清丈、保甲、教育、荒政、邮政等言之甚详，对地方弊端内幕亦有所揭露，是了解清初地方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这段描述是目前所见对《福惠全书》最为精到的解说，堪称言简意赅，分别对作者写作的材料来源、主要内容与侧重点，以及本书的价值和意义，相当准确的把握。本文即在此基础上作必要的细化和深入。

尽管黄六鸿在创作时已“手腕拘强，不能拈管”，但《福惠全书》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在体例形式上都为同类著作的典范。以“凡例”而言，即体现出环环相扣与层层递进，全书架构与内容的总体设计因之明晰，材料取舍间亦贯穿了儒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一贯理念，如称“今撰次诸条，皆首严于剔弊，而兴利即在其中”，“善行其法，务在剔弊而兴利”。所有州县事务中，刑名较钱谷为尤重，“故是集于刑名一条更为加意”。“刑名”之中又特别指出“其反叛一条，固属大案，然非盛世所有，姑置刑名之末，以示备而不用”。（其意同“至于逃盗，乃害民之蟊蜮，且愿终任无之，故簿名不载”。见卷二《设内外号簿》）

《福惠全书》之所以非常实用，备受人们喜欢，不仅仅在于它体例、内容的完备，还在于对以上诸多繁杂事务的各个环节、方方面面，无论大事小事，“事切民风、政关治体者，即偶尔寓目，未可忽略放过”，（见《凡例》）“及鸿之已试而有效者附载之”。（见《自序》）作者无时不将自己的行政实践与体会、思考穿插其间，血肉俱全，甚至琐碎到一些很小的细节。例如他认为“亲友有事相托，立小折，记明大略，另置密笈，以免遗忘”；（卷一《立号簿》）“束装时，须记一行李细单，笥箧编排字号，某号内系某物，一一照号开记，以便途次取用。又另记一行李点单，就道时以便按号派人押行”。（卷一《起程》）在全书的行文中，作者很注重上、平、下级关系的处理，具体体现在大量公文、示、式等的格式安排上，以及示敬、谦称都采用“小字”方面。

此外，细微处也显示了黄氏作为“政客”的精明，如对待奸胥猾吏与地方豪恶之徒，要“恒示人以不可测”，不可喜怒于色；（卷二《总论》）对于刁惫之区的诸生呈词，意图不明，“官惟命左右收之，不必更置可否”；（卷二《谒庙行香》）上司过问的案件，要看上司意旨何如，“未审之先，要请教口气，以便迟速宽严。既审之后，要请教口气，以便轻重定拟”，以免口径不一，“反滋批驳，又费许多纸笔心思也”；（卷二十《款犯》）对待地方“陋规”，黄氏认为“害去其太甚，利求为可久，而旧规存其可安、汰其过滥而已。”（卷三十《庶政部·条陈兴革》）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本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中披露了许多难得的掌故、史实、制度细节和社会状况。有关黄氏任职郯城、东光二县的治绩着墨颇多，足以成为一种珍贵的地方史料、社会经济史料，对于康熙初年的山东、直隶地方社会，其价值不亚于档案实录，这是需要引起学界重视的。特别如卷三《驭衙役》《清查之法》，卷五《详文附·请豁免赦前流借钱粮》《禀帖附·上杨提台》《禀帖附·复济东丹道台》，卷七《完粮奖励》，卷十七《缉捕》，卷三十《庶政部·条陈兴革》等部分，相关内容俯拾皆是。在黄六鸿之前，已有四位知县因无法解决郯城逋赋严重情况及驿站废弛而遭革职，正是他的到来，郯城面貌遂焕然一新，这是对其执政理念的最好检验。黄氏作为知县，确实无可挑剔，甚至在离任时，对那些忠厚朴实、细微事情都不曾懈怠的经承、门皂和水夫、火夫等，赏给一些不便携带的旧家俬之类，“一以酬劳，一以使若辈叨去后之思”。（卷三十二《赏吏役》）

《福惠全书》的成书，作者主要是凭回忆“口授童子而命书之”，此为自序落款所以云“授书”者。因为是口述稿，故“鸿语皆鄙俚，且多冗复，未暇裁择”。（见《自序》）其实从全书看，内容并非全部出自黄氏口述，因此有些刻本会注明“给谏黄思湖类编”“石浦觉庵授编”等等。日人小畑行简称黄六鸿“欲传其法于后世，参考诸书以著此编”，（和刻本《福惠全书》序）而在借鉴前人著述方面，作者指出，“旧刻诸集，多以文告、判牍擅长，虽字珠句玉，熣灿可观，然语必贴题，意必切事，非可漫为引用”，因此文告、判牍等，一切未敢滥收，惟“《未信编》，指陈事理，深中利病，颇多采入”。

通观全书，作者借用他人成果的确非常谨慎，且有慷慨交代，书中所附“禀启”，“他刻本颇少此类”，因而较多使用了先公黄国琦和岳父邹维琏的遗作，称“两遗集《尺牍》中尚有候贺上台启数首，然皆无两启俱全者，乃弗获已，而用鸿任郯贺启一通，且便于署衔取式，非敢僭也。至于岁时候贺诸启，今虽从简，亦或有用者，敬将先君暨鸿外父数启另载集跋，而以鸿余启附之，以备执事采览之一助云”。（卷一《四六启式》）具体说来，全书末所附“四六大启”中《候张三府》前之八篇出自先君（黄国琦）文集，至《迎郑郡守》出自外父邹维琏（匪石）先生文集，末七篇至小启十三篇则出自作者《学治略言》。

《福惠全书》第十四卷《人命上》、十五卷《人命中》、十六卷《人命下》，是关于司法检验的内容。卷十四为黄六鸿做知县时审案检验的经验总结，又据今人（贾静涛《中国古代法医学史》）考证，十五、十六卷的内容，起于“验尸”终于“检枯骨”，正是《检验尸伤指南》和《医救死伤法》的合刊。黄六鸿说：“按，前检验诸死伤，皆出《洗冤录》中；其医治之法，又多潘君象承摘《洗冤录》之要，而增辑于所著之《未信编》内。”（卷十六《检枯骨·附滴血》后）这些内容，黄六鸿充分借鉴了潘氏著作。另外，卷十一《章获鹿饬禁刁讼并访拿讼棍示》整篇亦出自《未信编》。又，“严饬关津”条“《未信编》述之颇详，故多采录之”。（卷三十一《严饬关津》）

至于本书的“局限”，作者有自己的认识，并能讲明原由，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首先，用词不一定很书面，时有口语化表达，且有些地方内容重复，出版比较匆忙，自称“鸿语皆鄙俚，且多冗复，未暇裁择，拟欲公诸同志，滥登诸梓”，或者说“是集每条不啻谆谆饶舌，盖有切于‘慎’之意焉”，“是集有一事两处互见者，……皆因类以为言，本欲过于详明，遂致蹈于重复。诸如此者，集内颇多。伏枕之中，难辞草率，识者鉴之”。其次，作者能大胆承认所述仅是一家之言，如说“其各条之内，俱谬抒狂瞽之见”，（见《自序》），并坦言“用忘固陋，请质高明”。又如“审盗”条所加按语云：“鸿今所叙审法，不过胡诌一个样子，使初仕诸公从此悟入，可以触类旁通，不致漏真诬枉耳。若谓刺刺多言，则未免贻诮高明矣。”（卷十七《审盗》）

《清史稿·艺文志》所举“职官类·官箴之属”二十五种，《福惠全书》为其一，而细致如《福惠全书》者则不多见。乾隆时做过知县的江西老乡徐文弼，于其《新编吏治悬镜》中所列“辑用各种书目”，包括律例、会典等在内一十七种，《福惠全书》处于很重要的位置。地方官赴任一般的备带书籍，以光绪五年延昌选补浔州府所带为例，其中有《皇朝经世文编》十套、《佩文韵府》廿四套、《大清律例》四套、《廿一史约编》四套、《大清会典》《纲鉴易知录》八套、《六部处分则例》四套、《牧令书》三套、《驳案新编》《续编》五套等等，为数不多的个人著作中，《福惠全书》为其一。刘衡同样是清代的著名知县，在他看来，律例外尚有裨益吏治之书宜读者，有吕坤的《实政录》、陈宏谋的《从政遗规》、黄六鸿的《福惠全书》、杨景仁的《筹济编》、汪辉祖的《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等。“其所赅举条目纷繁，仪式格式，巨细不遗，而教戒之语，亦颇备悉，……是不止经验之谈，抑亦深悉为政之本者矣”。这些无不说明，《福惠全书》得到了官方和同行的充分认可。

署名为种书堂刊刻、给谏黄思湖类编之《居官福惠全书》，书尾有本堂《启事》一则，曰：“是书成于甲戌岁之孟冬，梓于己卯岁之仲夏，……写刻精工，校雠详覈，无一字潦草讹脱。诚恐四方垄利奸徒私窃翻刊，纸板粗恶，字迹模糊舛错，以赝乱真，令观者难以入目。如有此辈，恳乞当道大人、缙绅先生维持风教，共彰公瘅。并赐闻金陵本堂，立驰鸣究，衔戢无既。”可见本书成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孟冬”，金陵种书堂初刻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仲夏，应为该书的最早版本。时见书目中有著录初刻于康熙三十三年者（《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字注亦如此），似乎不确。初刻者种书堂自诩该本“写刻精工，校雠详覈，无一字潦草讹脱”，显有夸大之嫌疑，但其关于盗版盛行的指控或对存在盗版风险的担忧，无疑表明当时该书的流通程度之高。

关于《福惠全书》的意义，诸刻本内封有云：“是编也，括入仕之要皆出新裁，非同袭腐泛陈言；备临民之规咸本精思，乃历试敷施成效。以之宏乐恺则户满棠歌，奏循良则褒崇枫陛。司牧之秘窔，尽泄于斯；利济之渊怀，实期当事。或一脔而可啖，敢云味比江瑶；唯细嚼以弥甘，庶幸滋长翠颗。”这几行字对《福惠全书》给予了极高赞誉，评价是中肯的，但也体现了作者自己或子孙后代在编刻是集之际所流露出的自信和自负之情。《福惠全书》一经出版，就形成了很大影响，或曰该书“坊间盛行，初仕者奉为金针”，“凡初仕者几于人置一编”（原因是“黄给事本以知县行取，其政迹必有可观”），或曰“此书易购，各处书肆皆有”，“虽后来政令屡变，然六鸿此书终有不可废者也”。

《福惠全书》流传开来，当时就呈现出高“被引”的态势。以《清经世文编》为例，收录其相关论述即达十篇之多，分别是《审兴革》（见卷二十三《吏政九》）、《养民四政》（见卷二十八《户政三》）、《杂征余论》（见卷二十九《户政四》）、《论编审》（见卷三十《户政五》）、《积贮》（见卷三十九《户政十四》）、《论驿政》（见卷七十三《兵政四》）、《设腰站议》（见卷七十三《兵政四》）、《保甲三论》（见卷七十五《兵政五》）、《以盗止盗说》（见卷七十五《兵政六》）、《问拟余论》（见卷九十一《刑政二》）。个人著述中，如戴肇辰《学仕录》即收黄六鸿《修水利》《艺果木》《植桑榆》《恤孤贫》《积贮》和《除盗》六篇。

《福惠全书》在今天的存藏依然相当丰富，从了解到的情况看，主要有种书堂刻本、怀德堂刻本、敬书堂刻本、濂溪书屋刻本、文瑞楼刻本、大文堂刻本、桃源书屋刻本和三多斋刻本等，以及多部康熙间刻本和光绪本、小畑行简训译嘉永三年（1850）序和刻本。更稀见者，则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日本抄本一部。是本两函十册，开本23.2×15.4厘米，抄纸印有版框、版心，版框17.9×13.2厘米，自序、目录部分有行栏，版心上题书名，中间部分题卷数和页数，下署“稻香家藏”。朱笔点校，眉批内容多为某行脱、衍字说明，卷端页上钤“有田氏珍藏书画之印”和“愚斋图书馆藏”印。全书小楷抄写，一以贯之，字体工整，字迹清晰，实为抄本中的上乘之作。

《福惠全书》在日本被“训译”再版，后又回传中国，丁仁《八千卷楼书目》著录《福惠全书》日本刊本一部，（卷九《史部》）想必即为前述“和刻本”。山根幸夫曾说：“和刻本《福惠全书》，以前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现在流通极少，即使有，价格也比较高。”现在看来，此判断有些不妥。目录检索发现，此书存量其实很大。日本各机构所藏有和刻本、康熙三十三年序刊本、种书堂刊本、桃源书屋刊本、濂溪书屋刊本、光绪十九年京都文昌会馆刊本、清末同文堂重刻本等，共约120部，当然其中数量最大的仍是和刻本。中国古代法律书籍对朝鲜、日本曾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洗冤录》《棠阴比事》等不断地再版、演绎，《福惠全书训解》《福惠全书和解》也是其中的具体反映。从“训解”“和解”这种带有研究性质的推广，足见《福惠全书》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不输中国。

小畑行简曾在长崎滞留很多年，与中国的翻译刘吉甫、冯蕙园、陈春豫等交往甚密，在他们的指导下，做了相关的笔记，参考这些笔记对全书进行了读点、注送假名等，另外对难解的词汇加以翻译，嘉永三年予以刊刻，名噪一时。因此《福惠全书》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代，学者或者从政的武士阶级，也将它作为政治参考书，“凡居司牧之职者，读之以为规绳，诵之以为圭臬”。（小畑行简《福惠全书》序）所谓司牧之职，指的就是担任诸藩行政岗位的武士、学者，也就是幕府或者诸藩的行政官。“这样一来，和刻本《福惠全书》成为最易读的教科书”，（山根幸夫《〈福惠全书〉解题》）佐伯富也说：“和刻本的出现，使得《福惠全书》成为我国国民的通俗读物”。（佐伯富《福惠全书语彙解》前言）

日本人对《福惠全书》的整理和研究，除前述和刻本外，近藤圭造《删订福惠全书和解刑名之部》三卷于明治九年（1876）出版（现藏公文书馆），《福惠全书·保甲部》也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由台湾日日新报社单独印行。佐伯富在和刻本的基础上编成《福惠全书语汇解》，昭和二十七年（1952）付诸油印，很快销售一空；昭和三十年（1955），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学生再次油印，同样很快售罄。汲古书院于昭和四十八年（1973）复制重印嘉永和刻本，附上了山根幸夫为之所作解题及所编索引。而《福惠全书语汇解》直到20多年后，在时任同朋舍社长今田达氏的鼓动下，才有了同朋舍出版部1975年的再版。1978年，台北市九思出版社又据和刻本之汲古书院影印本再印发行。

此外，为了方便英语学者的使用，《福惠全书》还曾被章楚编译成英文由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当然，这就很难算作是它对“英语世界”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