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玉】看庙底沟文化彩陶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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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近日向社会推介百项2020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名列其中。这个看起来“满目繁花”的原创展览，由国家文物局、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展品来自16个省、区、市36家文博单位，是目前国内博物馆涉及彩陶分布范围颇广和深受关注的一次展示。展览以渭河流域彩陶发展为纵向脉络，以彩陶繁盛期社会为横向切面，对彩陶纹饰“华夏之花”的探源溯流，勾勒了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第一次文化大整合的恢宏历程及深远影响。彩陶特指烧制前绘彩的陶器。对比强烈的绚烂色彩，意象多元的美好图案，点线面的繁复组合……彩陶不仅是早期先民的实用器具，更代表了那个时代卓越的艺术成就。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8000年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率先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中国是世界彩陶的发源地之一。作为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流域孕育出的彩陶文化区，也是世界重要的彩陶文化区之一。这里是彩陶文化发展序列最为完整的区域，从距今约8000年的老官台文化开始，先后经过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发展，一直延续到仰韶时代晚期，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程，成为中华大地上独特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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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台文化彩陶作为中国彩陶文化的根，尽管器形与纹饰较为简单，却意义非凡。半坡文化彩陶纹饰以直线构图为基本特色，尤以鱼纹和人面鱼纹最为典型。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繁复绚丽，多以若干相同单元图案对称、重复排列，构成多元连续带状纹饰，尤以鸟纹及由圆点、弧边三角等构成的各种花卉纹最具特色。到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彩陶开始衰落，数量急剧减少，纹饰趋于简化，但彩陶文化并未落幕，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异军突起，成为继中原庙底沟文化之后彩陶发展的又一中心。渭河流域彩陶这一发展与传播历程，也是彩陶文化或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有力证据。![]()
庙底沟文化时期，不仅是中国彩陶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原本经营粟作农业的庙底沟文化先民，在与长江流域史前先民的交流中，发展出稻作农业，使粮食的来源比以前更加多样化。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增多，规模差异显著，出现了作为区域中心的特大型聚落。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该遗址规模巨大，总面积超100万平方米，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环壕周长约1945米。如此规模的超级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杨官寨遗址西门址两侧，发现成层分布的完整陶器，数量达千余件。还发现有其他聚落罕见的特殊器物，如镂空人面器座、陶祖、釜灶形陶器、玉璧纹彩陶盘、龙纹彩陶钵、盆、石璧、石琮等。杨官寨聚落的布局、规模以及大量独特遗存表明，庙底沟文化时期带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聚落已脱颖而出。蕴含着庙底沟文化精神的高度统一的彩陶纹饰和制式化的特征，赋予了彩陶“礼器”的功用。庙底沟文化彩陶向礼器的转变，标志着管理复杂社会古礼已经形成。这种藏礼于器的做法，体现的是礼制。有了“礼”，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社会秩序才可能纳入常轨。正如一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彩陶是大时代大文化的代表，是古礼与文明的先声。![]()
庙底沟文化以其独具特征的花瓣纹与花卉纹彩陶为标识，在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考古资料显示，在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北抵阴山，向南则跨过长江、踏遍岭南，直通深圳香港的广袤地区，都发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造访的足迹。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广泛传播，反映了深刻的社会背景，显现出庙底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周边同期考古学文化对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接纳，或许意味着它接受了彩陶所代表的庙底沟文化的行为准则，这在客观上形成一种“文化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融合，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一统格局。仰韶时代彩陶发展演变过程中，在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晚期，彩陶的象生图案中出现鱼鸟共体的形象。如果鱼和鸟分别代表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那么这种共体反映的就是部族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反映“共和”题材的彩陶外，在关中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鸟吃鱼或者鱼吃鸟的彩陶纹样。渭河流域演绎的这场鱼鸟之战，无疑反映的是中原古代文化核心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的历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围，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区域高度重合。传说中的炎黄集团整合后，形成了古国联盟，并且迅速将势力向更大范围扩展，因此在中原以外的区域也常常可以看到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这么大的疆土，只靠征伐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还需要统一的文化认同，彩陶或许就是实现这种认同的载体。半坡文化彩陶鱼纹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鸟纹都经历了由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并最终发展成两种花卉纹饰：一种是相对具象的四瓣式花瓣纹，一种是较为抽象的花卉。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后者称为菊科和蔷薇科，认为它们就是华夏之花。无论如何，两种文化彩陶纹饰最终的趋同，分明显示出各部族文化的支流汇合为华夏文化的历史痕迹。仰韶时代的彩陶“物化”了5000年前中国先民们的心灵，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在推进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也为今天的我们与历史对话搭建起桥梁。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传之久远。转载自：人民日报 2020年9月14日第20版：文化遗产编辑：张温馨
图片：郑 华
审核：卢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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