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飞 张文良：日本古写经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编纂的汉文大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自刊行以来，便成了东亚佛教研究最具权威的第一手文献，为汉语系佛教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然而，《大正藏》并没有涵盖全部佛教文献，自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以后，中外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基于写本的佛教文献学研究热潮。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强化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和推进学术研究国际化的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开始整理散落于民间的古写经，并通过国际合作，深化关于古写经的研究，力图构建具有国际视野且兼具日本特色的古写经体系。本文拟对日本古写经研究的现状、成果以及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对东亚古写经研究的前景做出展望。

一、日本古写经研究概观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有一个“经典汉译”的过程。然而，佛教由中国传到日本则没有这一过程，日本佛教界使用的是汉译佛经。而在印刷术未普及的时代，佛经的传播全靠“写经生”的抄写，由此之故，日本有着悠久的写经传统。据载，入唐学僧玄昉(?-746)以《开元释教录》收录经典为依据，从中国携回日本五千多卷经书，由此促进了日本国内书写大藏经的流行，如今各寺院所保存的古写经可以说与这一写经事业有莫大的关联。虽然由于自然灾害或虫蛀等原因，亡佚甚多，但现存的日本古写经数量仍然惊人。如最为重要的奈良写经现存千余卷，若加上平安、镰仓写经，总数将多达数万卷。就内容与质量而言，价值最高者当推正仓院圣语藏。此处的写经包括隋经、唐经以及奈良、平安、镰仓时代的古写经共4960卷，内容涉及佛教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语言学等，在日本被列为国家重要的文化遗产。此外各地的寺院与机构亦多有收藏，如石山寺一切经、七寺一切经、名取新宫寺一切经、西方寺一切经、松尾社一切经、兴圣寺一切经、金泽文库写经等。以上各机构所藏的古写经，大致已经完成初步调查。然而，当年参加调查、研究古写经的大多是日本史、语言学及美术史等方面的学者，几乎没有佛教学者参与其事。另外，奈良、平安、镰仓时代的写经，尤其是奈良写经多数被收藏家、收藏机构视作特级文物而珍藏，研究者难以阅览，学者想作为校本使用困难重重。因此，日本古写经的数量虽然惊人，但在很长时期里并没有受到佛教界的关注。

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佛教界也开始关注散落于民间的古写经，而走在最前面的是隶属于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的“日本古写经研究所”。该研究所依靠政府的大量资金投入，整合日本和海外的研究力量，对古写经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并将调研所得的写经资料尽可能地拍照保存。已拍摄的图片正陆续上传至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的附属图书馆“日本古写经数据库”，现在约有6000卷数字图像可供阅览。此外，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古写经，亦在逐渐开启包括章疏类等佛教写本在内的更广范围的调查。对丰富的日本古写经进行全面调查整理的同时，亦试图收集全国各地所藏的佛教写本，最终形成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一大研究据点。该研究所目前已成为亚洲地区古写经研究的重镇，也已经成为世界古写经研究的中心之一。

至今为止，日本古写经研究所共发行了九辑古写经善本丛刊(《玄应撰 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大乘起信论》《金刚寺藏 观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集诸经礼忏仪卷下》《书陵部藏无量寿经记身延文库藏无量寿经述记》《金刚寺藏 宝箧印陀罗尼经》《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藏 金刚寺藏 摩诃止观卷第一》《续高僧传 卷四 卷六》《高僧传 卷五 续高僧传 卷二八、二九、三〇》)；五本丛刊外出版物(《古写经研究的最前沿》《东亚佛教写本研究》《日本现存八种一切经对照目录》《德运寺的古写经》《佛教文献与文学》)；以及介绍日本古写经研究的最新进展及调研实况的简报(创刊号-第十号)。

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其所长落合俊典可谓功不可没。据落合俊典介绍，他与古写经的结缘，可以追溯至1990年发现七寺一切经中的真本《马鸣菩萨传》之时。真本《马鸣菩萨传》的发现坚定了他研究古写经的决心。①

众所周知，大正藏本《马鸣菩萨传》是以高丽再雕版为底本，宋元明三本为对照本的活字本。落合俊典通过对照七寺本《马鸣菩萨传》与大正藏本《马鸣菩萨传》，发现两种版本迥异。然七寺本虽与大正藏本迥异，却与兴圣寺一切经本及西方寺一切经本一致。通过对照唐代的《法苑珠林》、玄应撰《一切经音义》等对《马鸣菩萨传》的引用可以发现，其中的任何一本皆未引用大正藏本《马鸣菩萨传》，因此很容易判断出日本残存的多种《马鸣菩萨传》为真本。落合俊典将这一发现汇报给其导师牧田谛亮。牧田谛亮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学术宝库，有着丰富的文献学价值。于是组织了七寺古逸经典研究班②。经过多年努力，出版了牧田谛亮监、落合俊典编的《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共六册，1994年-2000年)。落合俊典正是以此为契机，在日本展开了对古写经的调查与研究。

落合俊典古写经研究的启蒙及素养，可以说直接得益于其授业恩师牧田谛亮。牧田谛亮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研究，著述甚丰，尤其对佛教文献、净土宗、信仰层面等用力最勤，开创了疑伪经研究的新局面。在电子佛典出现之前，先生编纂的几部高僧传索引，为佛教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二、日本古写经与佛教研究的新展开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除了佛教领域之外，语言文字、文学、天文学等各个领域都得到很大的发展，把学术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与之相对的日本古写经虽然一直存在，但此前并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近年来，随着科技化、国际化的推进，一大批海内外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日本古写经的价值，日本古写经的研究迎来了转机。以下就日本古写经研究与东亚佛教研究中几个热门课题(《大乘起信论》《大乘义章》《高僧传》《续高僧传》等)相结合所取得的新进展及新成果略作介绍。

《大乘起信论》被认为是古印度的马鸣菩萨所作、6世纪中叶由真谛三藏译出的大乘佛教论书。现有梁真谛译与唐实叉难陀译两种《大乘起信论》的汉译版本，无梵文版本存世。由于其结构严整、文字优美、教理深邃，故自元晓、法藏始，历代注疏不绝，对中国佛教各宗派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论流传到古代朝鲜和日本之后，亦受到广泛的重视，对《大乘起信论》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可以说，《大乘起信论》深刻影响到东亚地区佛教的思想面貌和思想发展的走向。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本国门的打开，欧洲的历史学、文献学、比较语言学等近代研究方法陆续传至日本。客观的、批判性的文献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等催生了日本的近代佛教学的诞生，同时也拉开了《大乘起信论》研究的新篇章。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大乘起信论》成立的研究、《大乘起信论》与中国佛教诸宗派关系史的研究、《大乘起信论》的哲学研究等。③然而《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则是贯穿始终的争论焦点。参与争论的都是当时日本佛教界极具声望与代表性的学者，如松本文三郎、望月信亨、村上专精、常盘大定、宇井伯寿、平川彰、高崎直道、竹村牧男等。他们的争论主题大致可分为：“中国撰述说”“印度撰述说”“印度撰述与中国撰述之间说”等三种。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界受日本《大乘起信论》研究的刺激，先后有章炳麟、梁启超、吕澄等人也对《大乘起信论》的成立问题进行了论证。他们之间的争论，虽然主要围绕《大乘起信论》展开，但涉及的内容则远远超过《大乘起信论》的范围，如包括与中国佛教思想史、印度佛教史的关系，与中国佛典翻译史、目录史、佛教研究的方法论的关系等。这些争论最终并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毫无疑问给东亚佛教界带来了思想的冲击与方法论的启蒙。

日本古写经研究所整理出版的古写经善本丛刊之第二辑《大乘起信论》收录的写本及刊本共有七种：其中影印本为金刚寺一切经本(1卷、附翻刻文)，金刚寺藏保元二年(1157)写本(1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松本文库藏宋思溪版(1卷)三本；剩余四本未能影印，仅附有解题或翻刻文，分别为真福寺藏本(1卷、附翻刻文)，松本文库藏永德元年(1381)刊本(1卷)及大永六年(1526)附奥书写本(1卷)、金刚寺藏正嘉二年(1258)刊本(残本)。善本丛刊《大乘起信论》的出版，不仅使《大乘起信论》的文本考证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学术界对《大乘起信论》的争论的同时，由于本书中的“金刚寺藏本”等含有大量的古训点，通过其中古训点还可以解明日本中世的读法。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使用《大乘起信论》的古写经进行思想研究的成果。

《大乘义章》被认为是净影寺慧远(523-592)所作。本书内容以慧远所在的地论宗南道派教义为主，将当时的佛教思想分为五聚(教聚、义法聚、染法聚、净法聚、杂法聚)，共十四卷，《大正藏》中所收录的版本现仅存前四聚，分二十卷。《大乘义章》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佛教的所有大乘教义，可以说是佛教思想界的百科全书。随后本书传至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对整个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大乘义章》的研究成果有很多，但至今仍有诸多未解之谜，例如，一、成立时期的问题，《大乘义章》究竟是一个时期内集中作成抑或是穷其一生分阶段所作?二、作者的真伪问题，《大乘义章》的内容全部由慧远一人作成抑或杂有他人的加笔成分?三、编修者的问题，《大乘义章》是由慧远编著抑或是由他人所编?四、《大乘义章》的版本问题，现行版《大乘义章》在诸版本中占有何种位置?等。④

数年前，落合俊典从大阪的天野山金刚寺发现了平安末期的古写本《大乘义章》(16卷)。金刚寺本《大乘义章》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不仅各义的排列顺序与《大正藏》现行本(底本是延宝二年本)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在第十六卷中收录有历来不为人所知的“十五净心义”与“二十七种方便义”二义。⑤这为《大乘义章》的版本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之后，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以田户大智为中心，进一步对《大乘义章》的古写本进行了调查。最终共收集有东寺观智院金刚藏本12卷、东大寺本3卷、正仓院圣语藏本3卷、身延文库本6卷、随心院本1卷。可能由于分量太大的缘故，最终并未汇编成册，但这并不会影响《大乘义章》的研究进度，如冈本一平很早便对这些古写经的文本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冈本一平通过对上述诸文本的系统做细致地分析整理，最后指出：从撰者号的问题而言，即使是相对完整的《大正藏》现行本，其中的标记亦不完全统一，并由此推测出《大正藏》现行本的第二卷与第三卷可能使用了不同系统的写本，并且现存的各写本很可能出自不同的祖本。⑥无论冈本的结论是否经得起思想上的推敲，但这种见解确实为《大乘义章》的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肯定。

众所周知，《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是研究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现在对《高僧传》及《续高僧传》的研究多依据宋代以后成立的刊本大藏经。由于刊本大藏经的成立以及后世的补充或省略等情况仍未解明，故很难看出刊本大藏经本与其原形有多少差距。

日本古写经研究所发行的善本丛刊第九辑收录《高僧传》卷五是上海师范大学定源(王招国)以大阪府金刚寺所藏本卷五为底本，以爱知县七寺所藏本卷五、京都府兴圣寺所藏本卷三卷四、大阪府四天王寺所藏本卷三卷四为对照本所作的翻刻、对校。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日本古写经《高僧传》与刊本大藏经的一些区别，如卷数、收录人数、本文的增略等。定源通过对这些不同之处作细致地分析考察，认为极有可能存在异于刊本大藏经系统的《高僧传》。

善本丛刊第八辑《〈续高僧传〉卷四卷六》所收录的为《续高僧传》卷四卷六的影印、解题及论考。从卷四中收录的《玄奘传》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古写经与刊本大藏经的异同，卷六在诸本谱系的考察上亦多有裨益。载有《玄奘传》的卷四是由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图书馆齐藤达也以金刚寺本为中心，对照七寺本、兴圣寺本所作的考察。齐藤达也指出，从全体的传记及《玄奘传》的特征来看，金刚寺本极有可能为兴圣寺本以前的古形态；金刚寺本中玄奘传的祖本作成于贞观二十至二十二(646-648)年间，此时玄奘仍然在世，未加后人的修改；玄奘翻译《瑜伽师地论》之时并非35岁，而是45岁。卷六是由日本鹤见大学池丽梅通过将国会图书馆本(旧法隆寺藏本)、金刚寺本、七寺本、兴圣寺本与刊本系统作细致翔实的考证，认为这些古写经不仅为现存最古的形态，且与刊本系统中的初期开宝藏系统本(基于《大藏经纲目指要录》)最为接近。本书对卷四卷六的影印、解题以及论考，不仅为《续高僧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还可以唤起对现有研究的重新审视。

除了以上所列出的古写经研究学者与成果之外，还有其他众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用古写经进行研究。如落合俊典曾推测《华严略记》(第六)可能为华严宗四祖澄观的师父法诜的《华严经刊定记纂释》二十一卷或十三卷。⑦若这一推断准确，不仅可以看出法诜的思想特质，还可使法藏至澄观的传承将变得清晰，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对此前华严宗的研究，特别是华严宗思想史研究产生强烈的冲击。

三、日本古写经与敦煌写经

日本古写经与敦煌写经都是佛教的古写经，在研究两国写本大藏经的发展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上所述，日本古写经主要指奈良、平安、镰仓时代的写经，内容涉及佛教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语言学等方面。然而敦煌写经是指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写经。敦煌写经的发现使得敦煌学得以诞生，并迅速成为显学。与之相对应的日本古写经虽然亦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此前似乎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日本古写经与敦煌写经虽然远隔万里，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都是佛教古写经、法宝的代表，都具有文物、文献、文字等方面的价值。但是两者之间亦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日本古写经的原本均为大藏经，敦煌写经则为古代敦煌佛教寺院的弃藏；日本古写经经历了从《开元录》到《贞元录》的转变，收录了一批中国写本藏经不曾收入的珍贵资料，且具有地区性变化，而敦煌写经基本不存在这些特征，或者说这些特征并不明显。⑧针对敦煌写经的藏外文献虽然丰富，却并无多少大藏经写本的情况，日本古写经的完整写经不仅可以为古代写本大藏经的研究提供大量的线索，而且对于研究这些文献本身、研究大藏经的发展及形态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由于两者所处的时代有数百年的交集，故其中不乏相互印证、互为依据、互相补充的经典。

敦煌写经的研究成果自不必言，但不可否认的是，到现在为止仍有大量的藏外佛教文献缺乏深入、系统、细致的整理与研究。如对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经典注疏，记载敦煌当地佛教形态的诸多资料等的关注度还明显不够，再如禅宗、三阶教、疑伪经等的资料与数据，此前虽然被关注的较多，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日本古写经的研究作为一个较新的领域，在近几十年来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从上述的主要成果来看，日本古写经的研究显然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日本古写经与各时代、各宗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关于日本古写经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单纯的文本研究，而是要在文本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经典本身之外的内涵。此外，古写经本身也是文化，日本的古写经研究并非局限于狭义的文献研究，可以说是日本文化在接受海外文化的基础上亦有丰富的展开。若对古写经的表现手法加以改变，其研究范畴将不再局限于佛教学，或能成为人文古典学的新出发点。

随着研究的推进，日本古写经的学术价值逐步为学术界所认可。尽管如此，此前学术界一直将日本古写经的研究与敦煌写经的研究作为两个不相干的领域，未能意识到两者之间可能有的互补关系。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以及中日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在落合俊典与方广锠两位先生的倡导及推动下，两大研究领域的学者之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推出一批研究成果，而且共同培养了一批古写经研究的学术新秀，如鹤见大学的池丽梅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王招国副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林敏研究员等。

四、日本古写经研究的展望

如上所述，日本古写经多以入唐僧玄昉(?-746)从中国携回的五千余卷大藏经为底本，故保留了唐代大藏经的风貌。通过与现行《大正藏》版本的对勘，将可以发现最接近历史原貌的善本，这对于推进佛教研究的发展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然而日本古写经的研究还需要从多方面做进一步的拓展。从近年来古写经研究的现状及佛教学研究的趋势来看，以下问题值得学术界关注：1.提高对日本古写经的重视程度。如上所述，日本古写经的调查与整理已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以其为基础的思想研究成果却为数不多。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仅有少数的日本学者、中国与韩国的佛教学者对其有所关注。如何有效地利用日本古写经为东亚佛教的研究提供新助力，是东亚佛教研究者应考虑的一个重要方向。2.加强日本古写经的文献学研究与思想研究的结合。在当代东亚佛教界，敦煌写经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写经本身版本学、目录学等文献学研究，而是在文献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日臻成熟的思想研究体系。与此相对，日本的古写经研究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研究仍然是以文献学考证为主，缺乏对写经中所蕴含思想的系统研究。3.促进日本古写经研究与敦煌写经研究更深层次的交流。日本古写经与敦煌写经皆为东亚佛教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两者其实可以很好的互补，但此前的研究大多关注其中一个方面，未能对两大资料库进行有效整合。在这方面，落合俊典与方广锠所推进的工作值得期待。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在隋唐时期逐渐形成蔚为大观的中国佛教诸宗派，将大乘佛教发展到了崭新的高度。后来中国佛教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在朝鲜半岛形成百济佛教、高丽佛教、新罗佛教以及后来的李朝佛教，在日本则形成镰仓新佛教并延续至今。东亚各地的佛教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不仅有中国对周边的辐射、输入，亦有周边对中国的逆辐射、逆输入，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大乘佛教为核心的东亚佛教文化圈。东亚佛教文化圈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汉文文献的共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东亚佛教的文献都是用汉文书写和传播。但由于复杂的原因，东亚地区的汉文文献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共享。这极大地限制了佛教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东亚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时至今日，东亚各国学者都意识到，东亚佛教联系密切、自成一体，未来的佛教研究需要确立东亚佛教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完成研究范式的转型。在构筑新的东亚佛教体系过程中，需要我们重新估量日本古写经的文献学价值。积极吸收和引进日本古写经的研究成果，拓展研究视野，推动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国内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日]落合俊典：《学術フロンティア“奈良平安古写経研究拠点の形成”の研究概要と現状、意義について》《いとくら》2006年创刊号，第4页。

②研究班这一集体科研方式，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牧田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学者首创的。

③张文良：《日本的〈大乘起信论〉研究》，《佛学研究》2010年总第19期，第422-423页。

④[日]冈本一平：《〈大乗義章〉のテキストの諸系統について》《東アジア仏教写本研究》2015年3月，第17页。

⑤[日]冈本一平：《〈大乗義章〉のテキストの諸系統について》《東アジア仏教写本研究》2015年3月，第17-18页。

⑥[日]冈本一平：《〈大乗義章〉のテキストの諸系統について》《東アジア仏教写本研究》2015年3月，第33页。

⑦[日]落合俊典：《日本の章疏の現状と課題》《東アジア仏教章疏と大覚国師義天の諸宗教蔵(韩国高丽教藏学术会议资料集)》首尔，高丽大藏经研究所，2017年，第8页。

⑧方广锠：《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140-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