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华：军阀与革命——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唐生智的认知与策略
摘要：军阀是192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的直接对象。在国民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唐生智由地方小军阀一跃成为国民革命军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军事将领。对于唐生智力量的崛起，中共予以了格外的关注。基于对唐生智的不同认知与评估，中共对唐生智的策略运用经历了从最初的动员争取到“包围”还是“抑制”的争论，再到“联唐”反蒋的演变过程，其中不仅彰显了中共内部在革命策略上的分歧与张力，也映射出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对军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1923年国共合作酝酿之初，毛泽东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是中共等党派与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与反动的军阀派的对峙，“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此后中国政局的发展与毛泽东的判断基本相符，但历史演进的多岐与复杂往往超乎人的预判，中共等“民主派”与“军阀派”在大革命时期也并非严格的二元对立。1926年北伐出师后，在不同军事集团之间周旋、利用各军事集团的矛盾尤其是唐生智为首的保定派军事力量抗衡蒋介石，成为苏联在华顾问鲍罗廷的重要策略，中共与各新旧军阀之间的关系更呈现出诸多复杂的面相。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由偏居湘南的地方小军阀一跃而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在军事上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如何评估和应对唐生智的崛起及其与蒋介石的矛盾冲突，是这一时期中共整个政治决策的重要一环。因应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中共对唐生智的策略运用经历了初期的动员争取、北伐开始后“包围”唐生智与“扶蒋抑唐”之间的争论，再到最后“联唐”反蒋的演变过程。唐生智，字孟潇，1890年出生于湖南东安官宦世家，先后求学于湖南陆军小学、湖北第三陆军中学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4年自保定军校毕业后回湘军第一混成旅任见习排长，此后渐次升迁至团长、旅长等职务，曾参加辛亥革命、护国和护法战争。家世背景和军旅经历的磨练，使唐生智性格中自负不凡、富有领导欲的个性在回湘后迅速彰显。据唐生智部属李品仙的描述：“他领袖欲极强，生就一副不能屈居人下，刚愎自用的性格，也缺乏纳言听谏的雅量。他的长处是胆识过人，机智果断，遇事大刀阔斧敢作敢为，待人接物不拘小节，对下能任专器使不求苛细。他对于事务的处理，每有出人意料的独特见解，甚至在游戏场中也有惊人的举措，处处表现他的卓尔不凡，胜人一等。”北洋时期，湖南因位置关系处于南北交争的局面。1920年谭延闿被赵恒惕逐出湖南后，赵恒惕打着“湘省自治”的旗号，表面上独立于南北之外，实际上倾向于北洋政府。1923年，赵恒惕在吴佩孚支持下赢得谭（延闿）赵（恒惕）之战后，将部队扩编为4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铏，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各师编制为每师两旅，惟唐生智第四师辖有3个旅，实力远在其它3个师之上。是时，湘军军队中分军官系、士官系、干部系、宝庆系、新化系等派别，赵恒惕地位之保持建筑于各系军官积不相能之上。其中，军官系以唐生智为首，形成以李品仙、何键、刘兴、叶琪、周斓、龚浩等人为骨干的“保定派”军事集团，唐生智所部旅、团、营各级军官等亦基本为保定军校出身。自保定军官系名目树立后，唐生智特殊势力日益养成，声望日益“隆厚”，湘军鼎立平衡之局，渐次打破。唐生智雄心勃勃，只要军费稍有节余，或从其它方面可以筹得款项，就用以添购武器。此后，据有湘南一带的唐生智深沟高垒，大有养精蓄锐，图倒赵恒惕以自代之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后，毗邻广东的唐生智南北逢源，既与吴佩孚联络，也同国民政府接洽。起初，唐生智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主要由中共湖南地方党、团员以国民党的名义从中联络。湖南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地方组织较为强大的地区之一。1922年5月，中共湖南区委在湖南支部的基础上成立。1923年，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确定后，湖南区委开始投入国民党的改组和组织发展工作。在中共湖南区委的动员下，湖南中共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大部分加入国民党。1924年春，在夏曦等共产党人的筹备下，瘫痪已久的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恢复，夏曦、李维汉、何叔衡、郭亮等中共党员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湖南国共党员的活动下，湖南革命思潮日益澎湃，尤其是五卅事件后，一般民众在心理上渐为倾向广州革命政府。这一民心士气的发展，日益冲击赵恒惕标榜的“中立自治”。雄心勃勃的唐生智发现湖南的一般舆论对省长赵恒惕的“中立自治”已有不同见解，尤其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等新桂系的崛起予其极大刺激和鼓励，开始有意无意地表露出对湖南现状的不满。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湖南区委决定运用唐生智与赵恒惕的矛盾，动员、争取唐生智支持国民革命，建立反赵的联合战线。此后，中共湖南党、团组织对唐生智力量的发展予以了相当的重视：“唐氏军队，不可轻视，枪械子弹既甚充足，军纪亦极严格，兵士不但终日操练，且在晚间教以各种战术，下级军官及上级军官，每晚七时至九时，一律上课，教以军事知识。”是时，唐生智自称“冯玉祥之军队基督化，蒋介石之军队则赤化，我之军队则佛化”，俨然欲与冯玉祥、蒋介石等新兴军事力量形成新的三足鼎立。对于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唐生智亦极为关心，密派代表叶琪和刘文岛等人分赴粤、桂接洽，同时通过保定军校毕业的桂系将领黄绍竑向国民政府联络。当时，唐生智表示不反对共产党，主张打倒军阀，对民众运动亦不压迫，并试图求民众的支持。中共湖南团组织判断倘若唐生智与国民政府联络成熟，则与赵恒惕必有破裂之一日。据此，湖南区委决定对唐生智采取“逼迫”其参加联合战线的政策。1925年底到1926年初，湖南区委先后派遣党员夏曦、王基永以国民党省党部代表身份赴衡阳与唐生智接洽，建立初步联系。对于中共提出在政治上与国民政府取一致行动、与民众共同反赵、军队中实行政治训练等七项最低条件，唐生智大体赞同，并表示支持国民政府之意。在中共的争取和动员下，唐生智进一步对工农运动予以保护，湖南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1926年3月初，久蓄取代赵恒惕之意的唐生智乘势以“郴宜米贵，给养困难”为由，向长沙进迫。为配合唐生智倒赵，中共湖南区委由夏曦、郭亮等人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名义领导长沙民众团体举行示威大会，声讨赵恒惕治湘的“罪恶”，通过“打倒赵恒惕”“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督促湖南军队讨伐吴佩孚”“请国民政府北伐”等24条决议，并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领导全省的反英讨吴驱赵斗争。3月中旬，赵恒惕迫于形势下野，委任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理省长职权。在驱赵运动中，中共湖南党、团组织为建立反赵恒惕的联合战线，极力争取唐生智倾向革命。但是，如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所观察，唐生智同情国民政府与革命，与其说是基于对其原则的尊重，不如说是对其实力的借重。唐生智到达长沙后一度对时局持观望态度，并表示对赵恒惕时期的“省宪”“在理在势，均应维持”，对中共湖南区委推动的条决议亦以革命情形，两广湖南各省不同，“湖南又有特殊情形，自难一步登天”予以婉拒。为进一步动员唐生智，中共中央派遣在武汉工作的董必武以国民党代表身份赴长沙，与国民政府代表陈铭枢、白崇禧共同开展对唐生智的工作。中共湖南区委则借此时机策划国民党省党部和长沙各界组织欢迎活动，扩大反帝反军阀宣传，以促进唐生智左倾。在国共双方的推动下，唐生智与国民政府达成联合反对北方军阀，接受国民政府任命，改编所部为国民革命军等初步协定。随后，唐生智为统一湖南，铲除赵恒惕势力，决定将叶开鑫、刘铏两部解决，下令所部向岳阳一线推进，公开以实际行动反对吴佩孚。4月下旬，吴佩孚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同时派遣董政国、宋大霈及江西邓如琢等部向唐生智进攻，试图阻止广东革命势力的发展。未获国民政府有力支援的唐生智在叶开鑫和贺耀祖等多方的夹攻下独力难支，于4月底根据国民政府的指示退出长沙，撤往衡阳一带。对于这一局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判断吴佩孚向南发展，必先除去唐生智等长江一带反吴势力，然后联合闽、赣、湘等地军阀包围广东革命政府，谋一举颠覆全国革命根据地。唐生智若守不住湖南，广东将非常危险。中共湖南团组织认为，如果唐生智不能即时大胜，驱逐叶开鑫等军队出湘，则赵恒惕重新入主湖南将成定局，对革命的发展将大有妨碍，决定调整政策，将消极抽象的反对吴佩孚和叶开鑫策略发展为积极具体的斗争策略，同时反对赵恒惕返湘，但也注意避免为唐生智个人宣传。为稳住唐生智，中共湖南区委决定由夏曦等人组成“八人团”随同唐生智撤退，继续对唐生智进行工作，并协助其进行部队的政治训练和宣传，领导民众组织“反吴战争委员会”。5月中旬，稳住阵脚后的唐生智发出讨吴通电，国民政府北伐先遣队亦出发援助唐生智。6月初，唐生智宣布就任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职务，按国民革命军编制将所部各旅扩编为师，以何键为第二师师长，李品仙为第三师师长，刘兴为第四师师长，周斓为教导师师长，刘文岛为党代表兼前敌总指挥政治部主任。7月5日，唐生智率部全线反攻，再次进占长沙，随后将在衡阳设立的临时省政府改组为正式的湖南省政府，并加入国民党。在正式加入国民革命的同时，唐生智对中共湖南区委提出实行三大政策和支持工农运动的要求亦予以接受，中共则对唐生智主导的湖南省政府工作予以实际支持。国共合作确定后，为推动国民革命的展开，中共中央和湖南地方党、团组织对湖南崛起的军事实力派唐生智投入了相当的精力，积极动员其支持和加入革命，同时对唐生智的“军阀”底色和野心也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军阀之基础，建筑在地主阶级之上，唐氏当无例外”，“唐之向粤输诚并非忠于国民革命，欲利用粤方为后援，以遂其掌握湘政之迷梦”。1926年5月，中共湖南团组织在承认唐生智最近的表现“似系一较进步的军阀”的同时，也指出其倾向国民政府系以利害关系为最多，此种关系可否持久，“须视全国政局之转变与民众力量之发展”。中共在策动、争取唐生智的过程中可谓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和评估。在唐生智向长沙进军之际，中共湖南团组织在对时局的报告中分析：以唐生智为首的军官派计划第一步独霸湘、桂，第二步则相机推翻蒋介石和谭延闿。蒋介石和谭延闿对保定派的计划亦有所知悉，故一面坚持北伐军悉数经湖南北伐的主张，一面延迟不下出发令，以挫唐生智的锐气，同时派人与其它湘军联系。对于北伐军各将领间的这一分裂迹象，中共湖南团组织提出此间政策应继续联合谭延闿、蒋介石，妨止军官派势力发展，在必要时造成迎谭延闿回湘的氛围。北伐伊始，因蒋介石和唐生智的权力争夺，国民政府各军事将领即在某种程度上分裂为以蒋介石和唐生智为首的两大阵营，中共也随之面临如何应对湖南及其以外的现有政治和军事集团，特别是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已在北伐中显示重要作用的新军事政治因素——唐生智采取何种政策。7月中旬，中共中央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对北伐中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对国民党采取“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的总策略，控制甚至有时扶助中派，以使之左倾。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共在北伐开始后继续将北伐军事权系于被视为“中间派”领袖的蒋介石身上，与此同时，争取唐生智也被视为争取中派的重要工作。因此，随着唐生智的崛起及其与蒋介石冲突的加剧，对唐生智及蒋唐矛盾采取何种策略成为中共面临的重要问题。长沙克复后，对于接下来的军事部署，蒋介石和以唐生智为首的保定派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唐生智主张兵分鄂、赣两路，同时进攻，意在由其独占两湖。蒋介石虽有意攻取江西、福建，但主张集中兵力先攻取武汉，再行东进，其中不无防止唐生智独占湘鄂自成局面的考量。8月中旬，北伐军向湖北进发，同月底进抵武昌城下。是时，唐生智已与武昌北洋军系刘佐龙有所接洽，唐部虽未进入武昌，但是势力实已先行发展到城中。虽然唐生智对中共努力在湖南主张的省民会议颇为赞同，蒋介石则未表示支持态度，但中共湖南区委认为武汉克复后，在政治上必是军事领袖的专政。为防止唐生智向右膨胀，湖南区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在湖南与唐生智密切合作，在湖北则扶蒋以抑唐。对于湖南区委这一主张，中共中央同意在湘与唐生智合作，但对在湖北“扶蒋制唐”则不置可否。北伐军进入武汉后，唐生智实力迅速扩张，所部第八军扩充至6个师，实际达28个团，照编制可称10个师，第四军和第七军将领以学派关系（同属保定军官系）亦与唐生智亲近。是时，掌握湘鄂实权的唐生智渐有同蒋介石颉颃之势，竭力拉拢保定军校出身的各将领，同时加强与中共和国民党等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关系。面对唐生智的崛起和扩张，蒋介石进入长沙后即意识到其地位危险，请求中共及共产国际维持其总司令威信，但又继续放任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攻击中共。尽管如此，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倒台后，继起的军事领袖未必比蒋介石好，且愈滋纠纷。因此，中共策略的重点仍是争取蒋介石向左转，以巩固和加强左派46，并为此对广东地区日渐浓厚的“迎汪倒蒋”氛围进行纠正：驱除蒋介石将使国民政府发生极坏的影响，而且军事上继蒋介石而起的唐生智等人亦不可靠，“他们因现时反蒋，故行动较蒋左，恐蒋去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稍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向广东区委指出迎汪精卫复职是“汪蒋合作”而非“迎汪倒蒋”，继续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首领地位，充实扩大蒋介石的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其它军人“拥汪倒蒋”，认为以蒋介石所处的环境，有接受中共的忠告和主张的可能。所谓其它军人“拥汪倒蒋”，自然包括与蒋介石冲突最严重的唐生智。然而，中共中央也注意到唐生智过去虽无革命历史，但亦无比蒋介石更反动的事实，各方面表现甚至比蒋介石良好，决定对蒋介石和唐生智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对于唐生智势力之强大，不在如何限制而在包围使其不反动，同时有条件地维持蒋介石能与之对抗，在此平衡的维持中促使二者更多进行革命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正式对湖南区委提出的“扶蒋制唐”策略进行否定和纠正，明确指出对唐生智为代表的保定系的根本政策只能用宣传包围工作使之左倾，不能以抑制为原则：“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唐生智）完全投机而毫无希望。或许说唐表现之好是为对抗蒋而然，我们亦只能维持实力派间对抗的均势，不使造成一人的军事独裁局面，绝不是无条件的抑唐助蒋。若果我们未拿住蒋先失了唐，是大大的失策”。显然，与湖南区委“扶蒋抑唐”策略中“扶蒋”与“抑唐”的截然对立不同，中共中央的有条件“助蒋”并不与“抑唐”相并列，亦即对北伐开始后表现比蒋介石更好的唐生智并不采取排斥态度，而是试图通过“包围”的策略使之左倾。在中共中央策略主导下，为避免蒋介石与各地小军阀权力的冲突，中共中央认为分权是避免冲突的一条出路，主张将地方的军队及财政与中央划分，地方归唐生智支配，中央方面归蒋介石，使地方军事领袖不至因蒋介石为中央军事领袖而顾虑自身地位的动摇，同时引导蒋介石准备更远大的革命工作，以维持其军事领袖地位。9月中旬，无力在湖北与唐生智争夺的蒋介石决定东下入赣，别图发展。对于蒋介石东下另开新局后的发展动向，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日向左倾”，继续对其予以极大重视53。另一方面，孙传芳也利用蒋唐之争拉拢唐生智，以牵制蒋介石向江西等长江下游地区的发展。南昌克复后，鉴于各将领之间关系不融洽，尤其是蒋唐矛盾的发展，各方面地位、权利的分配等皆成问题，措施稍不注意，即生危险，中共继续极力避免北伐军内部发生冲突，巩固国民党左派的地位。但是，在蒋唐冲突的发展过程中，广东方面对唐生智的态度却是愈发糟糕，认为唐生智比蒋介石更不可靠，是将来“最不可靠最危险的人物”。是时，在鲍罗廷的影响下，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基本围绕国民党展开。因此，不仅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生智采取疏远、抑制态度，广东区委内的许多共产党员也持“扶蒋抑唐”主张，认为积极迎汪精卫复职，打击蒋介石会中唐生智倒蒋之计。中共中央批评这一认识是极大的错误，是还未完全打破以蒋介石为中心的观念，明确指出在军队中的工作要打破革命只有一个独裁者的幻想，重申对唐生智应取包围而非抑制的办法，要运用个人的亲密接触、民众的组织力量、苏联同志的影响等办法使其左倾：除非是绝对不可救药者外，其余怀抱野心英雄主义的军人，只要策略应付得好，均可使其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作用；唯物主义者只看事实不问心理，从眼前的事实看唐生智比蒋介石表现更好，并无压迫民众的事实。唐生智此种态度，有助于民众力量的增强，同时更可促进唐生智的左倾而不惧其反动。而且，“唐现时不满意蒋，不满意国民政府，还是向左的反对，正有可以引他为善的机会”。与此同时，在湖北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也表示“扶蒋抑唐”政策决不可用，但亦不可表露“拥唐倒蒋”的痕迹，主张“包围”唐生智并施加“左派的影响”。对于中共中央的批评和指示，广东区委虽委婉表示接受，但也辩解称对于唐生智问题，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自有其策略，广东区委不能代其负责，区委无丝毫抑制唐生智的观念与事实。如果有之，区委当照中央训令纠正。实际上，不仅湖南和广东区委存在“扶蒋抑唐”倾向，部分在华的苏联代表亦持这一主张。1926年11月下旬，针对中共中央和张国焘批评“扶蒋抑唐”政策，要求对唐生智采取“包围”策略一事，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加仑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加仑认为限制唐生智的权限客观上并无错误，因为唐生智的权势已造成这样一种局势：迫使提出统一财政于国民政府的问题，迫使创立统一的饷源以做到军队的统一。此外，加仑指称唐生智是狡猾的军人政治家，而非具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和革命者，只要地位稳固，其对中共的策略就要改变。据此，加仑提出对唐生智策略的原则：唐生智是需要的，需要其有必需的力量以“压抑”蒋介石，但必须将其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不能使其从对抗蒋介石的力量变成对抗国民政府的力量。显然，加仑的策略是坚持以蒋介石为中心。对于加仑这一主张，中共中央明确予以反对，指责其对唐生智的策略“非常之错”，完全将唐生智看作敌人：第一，现时时局仍是严峻，革命军内部不能发生问题。第二，北伐军内部各军相差不远，不能简单区分谁是革命谁不是革命，更不能帮助甲制裁乙。这不但实际不可能，而且在立场上也不应如此。第三，各军应受政府及党的制裁，但此时除蒋介石外并不存在所谓的政府和党，不应再助蒋介石如此横行。针对加仑指控唐生智独立行动、狡猾，不是一个革命者等问题，中共中央亦悉数予以反驳，指称蒋介石在这些方面均较唐生智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上述争论中不难发现在北伐的发展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观感和评估逐渐优于蒋介石。在中共中央看来，蒋介石对中共虽亦极力表示亲近，对民众宣言演说也非常革命，但并未见其排除贪污的浙江人部下，远离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分子，其军队仍不免腐化无战斗力，“这般腐化的军队，任意摧残民众自由……又何能牺牲民众以扶助老蒋”，“我们虽毫无倒蒋之意，愿意助蒋。而蒋能否长在革命战线上，就看他自己觉悟与努力了”。相形之下，唐生智表现的确很左倾，而且唐生智不满意于蒋介石，并不是站在右派方面反对蒋介石，而是由左反蒋，特别尊重左派领袖汪精卫。据此，中共中央进一步坚定对唐生智采取“包围”而非“抑制”的策略，决定“用明了的同志和他亲密的接触，改变他的观念；发展民众的势力，影响他的左倾；引导他与苏联接近，使他认识世界革命的援助”。随着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由失望而转向消极，其对唐生智的政策愈发走向积极。加入国民革命伊始，唐生智就极力与中共接近，表示国民党没有力量而中共力量大，寻求加强与中共的合作。为此，唐生智努力显示其左派的观点，自命为北伐军中“共产主义思想的最忠实代言人”，与中共湖南区委及汉口工会等各方维持着友善关系。与此同时，唐生智亦欲联俄，积极与鲍罗廷联系，对苏联顾问优礼有加，称所部第八军是“世界革命的军队”。因与中共关系密切，唐生智被外国人称为“地道的共产党将军”。但是，鉴于北伐开始后中共中央政策的重点是争取“中派领袖”蒋介石，两湖地方党组织对于唐生智加强合作的请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采取敷衍态度。南昌克复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立刻迎汪精卫回国，成为左派的中心，建立左派政权，如左派政权不建立，即是让唐生智等以武力去蒋，对革命前途影响更坏。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共中央判断此系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派阻止汪精卫回国复职的策略，同时借以抑制唐生智，此事“非常不妥”，必须予以反对。在中共中央看来，国民革命内部的危险和艰难极为严重，在政策上要努力使蒋介石与汪精卫、唐生智以及各军之间的冲突减少，集中力量进行反奉战争的准备。否则，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必会引起严重纠纷，而蒋唐关系要弄好，须蒋介石“停止唯一首领之幻想”，确定唐生智在国民政府中的一定地位。唐生智的言论进一步左倾，“能说出军队是一把刀，这把刀的刀把是政治的立场，是党，是群众”，希望中共勿将其视为短期的革命工具。对于唐生智的左倾，中共中央保持了相当的清醒和认识，认为一方面固然是革命高潮所激荡，另一方面则是唐生智处境艰难所迫。此外，唐生智加入国民党历史短，在国民党及群众的支持方面远不及蒋介石，这些因素都促使其接近中共以增强自身势力。而且，即使唐生智一时左倾，“其英雄的习气，腐败的部下”，也易使其发生反覆。据此，中共中央决定不能因唐生智言论之左而对其存过分的希望，但也不能使其走向反革命之路，应着重引导唐生智在事实上进行革命工作，并向唐生智明示对其的态度与希望：中共及苏联自始即承认其是革命者而尽力赞助；望其仍站在国民党内与左派合作，与蒋介石合作；须不反对农民运动，赞助湖南农运；军事上注意质量的提高；财政问题上中共愿予以间接的帮助。然而，对于唐生智提出在其军队中开展秘密组织工作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这将使军队发生分化而予以拒绝，“只助唐作政治教育，提高他们能够革命”。由此，中共开始迈出联合唐生智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湖北区委与唐生智就双方的进一步合作进行接洽。唐生智表示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同意湖南区委提出撤换湖南各县长的要求，并将蒋介石任命的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改由中共党员接替，各军成立政治部，亦由中共派员主持，此外提出派遣苏联军官出任所部军事顾问。在湖南政治党务上，唐生智亦接受共产党人主导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要求，支持农民运动充分发展，对破坏农运的“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均须用革命手段肃清”。鉴于唐生智掌握着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在对蒋介石愈发不信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对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军事力量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在中共中央的认可下，彭泽湘取代亲蒋介石的刘文岛出任第八军政治部兼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此后，中共方面又陆续派出王基永、李亚农、谭因等党员出任唐部各军师政治部主任。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中共与唐生智的合作进入更高的层次和范围。1927年初，随着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在迁都之争上的冲突加剧，武汉方面以限制和削减蒋介石权力为目标的反蒋运动日趋发展，尤其在鲍罗廷联合反蒋势力策略的指导下，中共“联唐”政策进入实质性阶段。虽然中共和唐生智对各自的政治诉求互相予以认可，但双方的联合主要是出于反蒋的共同目标，合作的基础极为脆弱。而且对于唐生智军队中的工作，中共自始即决定不开展组织工作，更是极大地限制了中共在其军队中的活动能量和影响。此后，唐生智在巩固自身实力的同时，继续树立“左派领袖”威望，凭借军事实力成为武汉反蒋阵线的支柱。5月中旬，夏斗寅部叛乱发生，面对日益浓厚的反共氛围，唐生智继续强调要与中共“携手并进”，“反共产就是反革命”。针对军队中对民众运动存在的“怀疑愤恨”情绪，唐生智亦采取宽容态度予以澄清。另一方面，随着宁汉对立加剧，尤其是两湖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愈发引起武汉政权内部的不安和分化，唐部将领何键、李品仙等人开始筹划推动唐生智分共。虽然中共中央较早即注意到民众运动勃起之后日趋向“左”，使军事力量因对民众运动的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向如继续发展下去会破裂联合战线，危及国民革命。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中共方面亦束手无策。在湖南，湖南区委一方面拥护国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但又未对农运高涨后可能引发的冲突进行估量。既没有取代唐生智的意图，也缺乏唐生智或其部属以武力反对农运后如何应付的计划。5月21日，许克祥等中下级军官在何键的授意下，纠集驻省军队围攻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校等机关团体，解除工农纠察队武装，同时组织国民党救党临时办公处，着手“清共”，是为“马日事变”。虽然中共湖南省委在事变前夕对紧张的局势有所准备，但是终未能做出有效应对，省委仓促之下解散退却，各级组织近乎瓦解80。尚在河南北伐前线的唐生智获悉事变后，先是电令湖南各部属须拥护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拥护联俄、联共及工农政策，各军队“非有命令，不许有何举动”，同时将事变所缴的工农武装枪支发还，以消弭后患于无形。与此同时，唐生智向中共表示其政治立场不变，俟击败奉军后即回师武汉，亲赴长沙解决事变。中共中央因与长沙消息断绝，对事变一筹莫展，基本上是支持武汉政权与唐生智和平解决的办法。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意识到形势愈趋危险，“反动的军阀分子已开始向工农运动实行公开进攻”，提出要彻底改变把革命的未来押在所谓“左派”军阀身上的老政策，要在充分利用“左派”军阀领袖之间的矛盾的同时，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但采取的基本策略仍是继续在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唐生智应对部属提出的行动纲领，并在此纲领下承认湖南省政府，以争取时间为与国民政府势力范围下的军阀反动势力不可避免的战斗做准备。与此同时，为延宕与“革命”军官发生冲突的时间，中共中央决定对农运策略进行调整，要求各级党部迅速执行中共五大关于不没收军官家属土地财产的规定，以求得整顿工农运动的组织力量和组建工农武装的可能。6月初，中共中央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赋予唐生智派兵之权，迅速削平湖南叛乱。国民党中央旋即决定处置湘变办法五项，唐生智表示认同，并派所部副军长周斓回湘执行。此时，唐生智在对所部军官的训话中继续强调“本军拥护总理农工政策到底，决不会压迫农工群众”，同时要拥护联共政策，“共产党是最革命的政党”，绝不能以研究系看待。但是，中共中央忽然决定“先下手为强”，召集湖南农民军解决许克祥等反动势力，并向湖南调拨军事工作人员和经费，任命毛泽东等人重组湖南新省委，准备攻取长沙，显示自身力量，以与即将回湘的唐生智“讲价钱”。然而，在中共湖南省委着手准备该项工作的时候，这一计划又被放弃，仍待唐生智回湘处理。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新省委在对湖南政局的分析和采取的策略上又与中共中央有所差异。新省委认为事变的政治背景是何键与唐生智的利害冲突，是湖南的“豪绅地主阶级勾结何键在蒋介石影响之下来反共反唐”，“马日事变就是何键的部队许克祥为先声，何键是想在这一个影响之下来抓住湖南政权”。由此，新省委决定采取“联唐倒何”策略，在唐生智由汉返湘时组织群众欢迎“拥护”三大政策的唐生智返湘。6月中旬，唐生智结束河南战事遄反武汉。武汉政权根据唐生智的请示将事变交由唐生智回长沙全权处理。此时，唐生智尚表示绝对服从武汉国民党中央对于事变的解决办法，并指责许克祥行动背叛党纪军纪。稍后，唐生智虽承认工农运动有幼稚之举，但也反对因噎废食怀疑民众运动，强调不能误以为湖南民众运动的幼稚举动完全由中共负责而效法蒋介石排挤、屠杀共产党人。诚然，唐生智仍试图维持与中共的良好关系，并未因事变而遽然结束与中共的合作。然而，在以何键为代表的所属将领的要求和影响下，唐生智联共的态度和立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何键思想保守复古，其人沉默而机警。随着唐部的扩大，何键在唐部军官系之下发展起以其为核心的醴陵派。何键“初不隶于唐，迨湘省护宪战起，始受节制”，“内而师长刘建绪、陶广，外而省政府代主席张翼鹏，财政厅长张开琏，皆醴陵人也。”事变时负责湖南政局的湖南省政府军事厅长兼代主席张翼鹏对反共即持同情、支持态度，坚持事变之由“不外工农运动操之过激”，“遂致酿成武装同志起而自觉自卫”。何键虽表示服从唐生智处理事变的决定，但其反对工农运动的态度自始就极为明显，屡屡控诉民众运动过于急剧，社会大起恐慌，军队亦多不安。李品仙则态度模糊，但其与何键在分共主张上早有共识，且与唐生智亦存在隔阂。在唐生智北上与奉军的作战中，唐部主要是刘兴第三十六军参战，何键与李品仙两部主力均留驻两湖后方，有举足轻重之势。此外，唐生智派回湖南查办事变的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到长沙后，也指责事变系中共领导的农工运动不良所致，“以致前方武装同志及一般民众，均感受极端不安状态”。许克祥等人更是以“群恶漏网，法外逍遥”，而唐生智又“极力左袒，置人民生机于不顾，呼吁再三，始终不悟”，宣布与唐生智脱离关系。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集体组织的形成，都需要某种外部刺激条件和内部凝聚向心力。军阀是讲求实际的政客，最为重视的是如何维护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政治利益会造成暂时的结合或敌对，但决不允许它们伤害紧密的个人关系。6月20日前后，唐生智根据湖南“救党委员会”的请求，指示先行回湘处理事变的周斓、叶琪：“容共虽为本党政策之一，不可遽行抛弃”，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改组决不让中共参加，同时对许克祥表示该部“士兵起而自卫，自是正当”。26日，唐生智到达长沙后不仅未如中共的预期惩处许克祥等反动军官政客，反而指责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留省军人目睹恶化，身受压迫，不得不作自决自卫之谋”。据此，唐生智要求湖南省党部和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如少数党团不服从命令，不停止活动，则按反革命罪从严惩治，对许克祥则以其“激于义愤，实误触纪律”，仅予记过处分。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基于唐生智在武汉时表现“还不坏”的判断，指示尚在长沙的谢觉哉等共产党人与唐生智接洽，亦被唐生智以政策未定为由，婉拒中共过问湖南政局。随后，何键发表宣言呈请唐生智及武汉国民党中央明令分共。唐生智则在湖南省政府纪念周上一改此前态度，将事变责任完全推诿于中共，并要求在其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自行呈报，否则将予以严处。至此，唐生智分共的态度公开表露。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除张国焘认为唐生智“去共之心已决”外，与会的陈独秀、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仍认为唐生智与事变主导者何键有矛盾冲突，主张利用这一矛盾促成唐生智解决何键，应继续采取联唐反蒋政策，促成唐生智解决何键。但事与愿违，由长沙返汉的唐生智向中共表示长沙情况复杂，许多军官及其家属对中共怀有“极大恶感”，希望中共有“妥善”的解决办法。显然，在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下，为维持自身集团和利益，唐生智最终决定放弃与中共的合作。经彭泽湘与唐生智谈判，唐生智决定“和平”分共，以团结军心“反蒋”。另一方面，时局的骤变也加速了中共与唐生智合作的破裂。6月下旬，武汉政权和共产国际寄予厚望的冯玉祥公开主张与蒋介石合作，并建议武汉方面与南京的和解，条件是与中共决裂。与此同时，获悉唐生智开始在长沙分共的蒋介石也示好唐生智与冯玉祥合作反共，只须其反共，则一切皆可商量。与之相对，联共布中央则以唐生智已公开反革命，指示中共准备与唐生智及武汉国民政府决裂的问题。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实施“分共”后，唐生智也成为中共声讨的新军阀，中共的联唐政策亦宣告结束。政策与策略即是划界限和讲分寸问题，一定程度的策略或战略灵活性，对政党组织在复杂多变的环境条件下的生存发展来说是必要的。整体来看，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唐生智的策略运用有力推动了大革命在两湖地区的展开。对于唐生智在国民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中共内部自始即存在不同的评估和主张，尤其是北伐开始后，在争取“中派领袖”蒋介石向左转，以巩固和加强左派的既定政策下，中共中央与广东、湖南地方党组织在对唐策略上逐渐呈现出“扶蒋抑唐”与“包围”唐生智的不同倾向，中共内部的这些不同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意见分歧的反映。虽然在与唐生智发生关系伊始，中共即对唐生智的“军阀”底色和投机性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和评估，但是对如何“包围”唐生智使之不反动，尤其对与军阀之间面临的“决战”始终未能进行必要的准备。为促进革命的发展，中共对于部分“革命”军阀出现的割据和包办倾向亦尽可能予以容忍和妥协，只要求其对民众的政策“不十分反动”。此外，北伐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即明令各级党组织不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组织工作。在此原则影响下，即使在与唐生智合作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中共在唐生智军队中也主要是派遣党员以政治工作人员身份进行活动。在缺少组织渗透的情况下，个体的政工人员在军队中的影响自然有限，最好的情况亦不过是使军队对工农运动保持中立。这些倾向和原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中共在与唐生智等军阀合作中的空间和主动性，以致在唐生智走向分共时不能做出有效的应对。作者简介：潘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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