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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2年元日，革命党人领袖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任新诞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此之前，清之新军阀、实力老臣袁世凯与武昌革命者达成秘密筹建共和的协议。武昌首义从根本上宣布了两千多年帝制的终结，但是在形式上并非如此。北京的帝制即“宣统皇帝及隆裕皇太后”依然还在。在南方革命军已经建立新国体及南方诸省宣布独立和袁世凯一面尊君主立宪与一面支持南方革命的双重打压下，1912年（宣统三年）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庭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诏书》（注）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解读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文献。这是自有帝制之后数不清的诏书的最后一道诏书（傀儡的满州康德皇帝的诏书，不属此文议论的范畴）。于此，两千多年帝制的最末一丝夕阳沉入到历史的深处。《退位诏书》即是这最后一丝夕阳的文字记载。
解读二：“共和”是在孙中山革命党人与清庭内部滋生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仁人智士的土壤里长出的第一叶新绿。此时，独于一尊的皇帝也认同了“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从此“共和”便成了中国人民的向往和实践。没有共和体制和共和的社会心理，所有政党或帮会都是帝制眼里的“乱党”。这是共和与民主在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开出的崭新的一片新绿。
解读三：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终结了帝制并建立了共和为政体的“中华民国”（The republic of China）——或曰《退位诏书》里写明的“大中华民国”。所谓“共和”即是“人民大众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英文即“Republic”），或者说国家再与不是一家一姓的王朝了，同样也不是某党某派的天下了。国家应由共和产生的宪法并通过人民大众的意志（即无论是直接还是代议）来决定。正是这样一个“退位诏书”，让袁世凯后来的“洪宪大帝”不伦不类，即既想帝制又想宪制的二元合一，在中国也许天生就是不可能的。这与英国近现代的“君主立宪有着完全不同的指向。至于张勋之流的复辟更没有正当性，也没有足够的资源。
解读四：革命和改良并不一定会有冲突的。观辛亥革命前后十年的历史，尽管“革命”在前终结帝制，但却是可以让非战争非血腥的改良在后成为共和的基石之一。《退位诏书》即是和平的方式。武昌隆枪后便无枪响，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几乎没有暴力和血腥的一次朝代更替。
解读五：“人心所向”不是一个虚妄的词汇，而是一个有着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和价值终极目标且行进着的行为。正是基于和得于共和的“人心所向”，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通过武昌首义宣布了清帝制的终结，同样袁世凯等清廷新势力通过对清庭的打压让清庭在形式上终结了帝制。于是《退位诏书》写道：“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谁”何忍？独尊于天下并认为可以一代、二代永至万代的世袭的皇帝“朕”。这一顺应了“人心所向”的《退位诏书》，宣布了自此之后的国体非一人一姓之国体，亦非一党一派之国体。
解读六：“国”体与“民生”。《退位诏书》讲“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文化可以决定来路，但文化不能未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最终由推翻王权建立平等博爱自由的法国大革命来完成国体即制度的转换。《退位诏书》看到了“民生”的安/乱、富/贫等不是皇帝好坏带来的，而是由国体的性质带来的。这无疑是《退位诏书》的一处具有前瞻性见解。事实也是如此。遍看今日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国体便可以知道：“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注：退位诏书起草人为清末民初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江苏通州人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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