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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将在2023年1月3日结束剩余时间已不足半月还没有来看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了！
作为南宋主要制瓷中心之一的龙泉青瓷，尤其在中晚期，生产薄胎厚釉、乳浊感强的青瓷，在临安城南宋御街、太庙、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中均有大量发现。除产自浙江境内的瓷器外，临安城中也发现了许多浙江以外窑场的瓷器。
1138年，杭州作为行在升为临安府，一跃成为了南宋政治、经济中心。宋高宗赵构之所以选择临安为行在所，除了这里处于对金作战的战略后方，具有重江之险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便利的水陆交通，易于获取周边地区的生产生活资源。瓷器作为最常用的生活用品，自然会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向临安汇集而来，历年来南宋临安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点。
通过对南宋临安城遗址考古出土的瓷器分析，江西、福建地区所产的青白瓷和黑釉瓷器是除浙江产青瓷外，发现数量最多的瓷器。无论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还是福建地区的建窑系窑场，地理位置均邻近临安所在的两浙路，因此产品被临安城中各阶层人群大量使用，尤以建窑为代表的建窑系黑釉瓷器最为明显。
黑釉瓷器自北宋时已十分流行，得益于宋代饮茶之风盛行，王安石《议茶法》中道：“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是宋朝人嗜茶如命的真实写照。茶盏作为最常见的茶具，使用量很大。蔡襄《茶录》中认为饮茶最好用黑釉茶盏，一因其胎体厚重有质感，二因其黑色釉面最能衬映茶汤。因上层阶级的喜好也导致黑釉茶盏盛行一时，此类茶盏造型大多敞口，斜直腹，矮圈足，外壁施釉不及底。如灵隐寺法堂遗址所出土的底部带有墨书“方丈”款识的黑釉茶盏。同类产品在临安城其他寺庙遗址，如净慈寺遗址中也有大量发现。说明宋代僧侣阶层大量使用黑釉茶盏饮茶。
墨书“方丈”款黑釉瓷盏
1999年杭州灵隐寺后山出土
杭州博物馆藏
灵隐寺法堂遗址出土其他黑釉瓷盏
1999年杭州灵隐寺后山出土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南宋时期南方地区另一处重要窑场，便是江西景德镇窑，所生产的青白釉瓷器在宋元时期瓷器中占有重要地位。青白釉瓷器又名“影青”，是宋代创烧的一种釉色介于青白之间，光泽度极好的瓷器。南宋时期青白釉瓷器质量已普遍较高，江西景德镇是青白釉瓷器生产的中心窑场，其产品不仅大量输送至周边地区，同时也是外销瓷器的一个重要门类，远销海外。
展览中所展出的一件景德镇青白釉瓷碗，为广东南海一号沉船遗址出水。该碗敞口，浅腹，里外壁满釉，釉质莹润。碗内刻划婴戏莲纹，线条流畅，纹饰清晰。它不仅釉色精美，碗内壁刻划的婴戏纹是宋元时期北方地区流行的婴戏纹，景德镇窑将其吸收后运用在自己的产品中，体现了南北方制瓷业之间的影响与交流。
青白釉瓷器作为宋代瓷器中的新兴产品，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和海外地区的青睐，故很多福建窑场也开始竞相模仿烧造。其中以德化窑最为成功。德化窑因其邻近福建泉州港，所以产品也大量用于外销。德化窑所产青白釉瓷器虽质量普遍不及景德镇窑，但其销量远高于景德镇窑，这在南海一号沉船遗址中出水的一件酱釉大罐身上便有所体现。
这件大瓷罐出水时上半部分已残破，露出了罐中层叠套装的小型瓷器，器型包括碗、盘、罐、粉盒等生活用器，这样的“套装”方式既节约了装载空间，也能更好地保护货物。宋代朱彧《萍州可谈》中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时：“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间隙。”这是宋代瓷器贸易中最为常见的装载方式。而在邻近起锚地的窑场生产外销瓷器的做法，也同时体现了南宋海外贸易在打破朝贡体系后，有意识地为获取最大利益而尽可能地降低贸易成本。海上贸易对当时国家收入起着决定性影响，有效缓解了南宋朝廷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
景德镇窑青白釉瓷碗 （左）
酱釉罐套装瓷器（右）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
广东省考古研究院藏
公元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划定以秦岭淮河为界，自此北方地区大片国土沦丧，而北宋时本在国境内的众多瓷窑场亦不为宋国所有，但这并不妨碍北方瓷器在南宋时依然源源不断进入南宋境内。
绍兴和议
金国所产瓷器在南宋境内发现数量最多的，莫过于定窑与耀州窑瓷器。定窑位于河北省曲阳县，以生产精细白瓷著称，北宋时成为全国白瓷生产中心，其产品亦遍销全国。定窑瓷器因其洁白素雅的颜色和繁冗的印花装饰颇受宋代皇室所喜爱，北宋末年曾一度为皇室烧造供御瓷器。北宋灭亡后，定窑因为距离北宋统治中心较远受战乱影响较小，很快恢复了生产。而金国王室对定窑白瓷亦非常追捧，《大金集礼》卷九“公主”条载:“天眷二年（1139）奏定公主礼物,依惠妃公主例,外成造衣袄器用等物,裙子五十腰,小袄子五十领,金三十两,……大物三百段疋,定磁一千事”——可见刚刚入主中原的金朝统治者便将定窑瓷器纳入了御用之物用于赏赐皇室成员，除自己使用外，定窑瓷器还被金国用于和南宋交易茶叶和铜钱。
绍兴议和后两国在边境各军州设立榷场进行贸易，定窑白瓷便是金国向南宋输出的重要产品之一，可见定窑瓷器在南宋境内的受欢迎程度。根据考古发现，临安城及周边成为了金代定窑瓷器发现最为集中的地区，临安城内外诸如南宋御街、恭圣仁烈杨皇后宅等遗址，均有出土。定窑瓷器在南宋时虽已不易获得，但临安城遗址内依然有数量可观的发现。
定窑白釉瓷碗（左）
定窑白釉瓷瓶残件（右）
2004年杭州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出土
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省铜川市境内，唐代时便以生产青瓷而著称，北宋时期成为北方青瓷烧造中心，其产品以犀利的刻花装饰而闻名，早在比宋时期便与浙江地区的越窑、龙泉窑产生了制瓷工艺的借鉴、交流，对于越窑瓷器的刻花装饰具有一定的影响。作为北方地区烧造青瓷的代表窑场，其产品在临安城遗址中发现数量虽不及定窑白瓷，但临安城及周边一些遗址中亦发现了高质量的耀州窑青瓷。
耀州窑青瓷碗残件
2021年杭州富阳区新登古城遗址出土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耀州窑青釉瓷碗残件
1997年杭州卷烟厂南宋船坞遗址出土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耀州窑所在地区自北宋灭亡后亦处于金国领土内，其产品在南方的运销范围也较北宋有较大程度的收缩。其原因是耀州窑产品为青瓷，不如白瓷具有不可替代性，虽然产品装饰技法颇具特色，但其质量和产量均不足以对南方龙泉窑青瓷产生影响。加之耀州窑所在地距离临安城更远，一定程度限制了耀州窑瓷器的南流。
以上介绍了临安城展览中几处浙江以外的著名窑场生产的瓷器，无论是位于历史上南宋还是金国境内的窑场，它们都在今天中国境内。而展览中还有一件瓷器，其产地位于今天朝鲜半岛境内，它究竟有何特殊之处，竟能相隔万里输入以生产瓷器而著称的中国境内？
北宋宣和五年（1123），奉议郎徐兢随使团出使高丽，还朝后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书中记载他在高丽王朝境内所见到的一种精美瓷器，称其“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已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以酒尊异于他器特著之。”现展出于展厅三楼的一件高丽青瓷盏托，便是徐兢所描述的“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的高丽瓷器。
高丽青釉瓷盏托
杭州博物馆藏
通过近年来对朝鲜半岛境内瓷窑址的考古发现可知，高丽青瓷是高丽王朝工匠在吸收了中国越窑青瓷烧造技术后，于公元12世纪时利用本国瓷土资源创烧出的一类青釉瓷器。其特点是釉色清翠，装饰技法独特，且造型多样，精美程度甚至可媲美秘色瓷。自北宋晚期通过进贡和贸易的方式进入宋朝境内后，为上流社会所追捧。宋代太平老人所撰《袖中锦》一书，将“高丽秘色”与端砚、蜀锦、定磁（瓷）、浙漆、吴纸等物一同列为“天下第一等”的名贵物品。南宋临安城遗址中也仅有“北内”德寿宫、恭圣仁烈杨皇后宅等少数皇家遗址中有所发现，可猜想当时高丽青瓷的珍贵程度，应算是当时不折不扣的“奢侈品”。
瓷器作为南宋临安城展览中数量最多、生产来源最丰富的展品，不仅反映了临安城作为南宋全国中心的地位，同时作为社会各阶层都需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也能从物质文化的侧面了解到南宋时期临安城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这些来自不同窑场的瓷器集中展示，也勾勒出了古代中国陶瓷手工业的第一个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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