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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开始，度量衡实现统一，衡具的重要性，上升为国家大事之一。及至南宋，衡具的制造、管理与使用，通过经济生活的方式，渗透进了社会。
南宋时期的天平，虽文献有所记载，实物却是在“南海I号”沉船考古发掘中首次现身。“南海I号”沉船出土了数件天平和若干杆秤。出土数量显示，它们为常用之物。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以天平为代表的量具，不仅在南宋社会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在海外贸易交换环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南海Ⅰ号”水下考古现场
“南海I号”天平的发现与复原
确认天平的关键性证据来自“南海I号”T0501出土的一件木盒，盒子已残缺，盒盖缺失。木盒内部被分割成四块形态不同的格子，左上为一件鼓形铜质砝码，上部和中间为衡杆和水滴形环体残件，右边为一卵石。砝码与衡杆的共存，确定此盒用于盛放天平无疑，而其中的衡杆与水滴形环体残件等应为天平的构件。此外，在“南海 I 号”中还发现有两件天平底座及立柱、一件秤盘、十二件砝码。
“南海I号”T0501 出土盛放天平的木盒与砝码
第一步：架设底座，续接立柱。铜铸、加焊接的三角形底架，其上残存了部分立柱，将立柱接续于底座之上。
第二步：悬挂水滴形刻度环。
“南海I号”出土的等臂摆针式天平铜立柱（左）、铜质底座（右）
第四步：悬挂秤盘。虽然在“南海I号”中未发现悬挂秤盘的索、链，但发现了一件珍贵的铜质小秤盘，呈圆底钵状，口下有等分圆周分布的四个小孔，与今天所用的天平秤盘大小类似，以四条索链，即可将秤盘悬挂于衡杆两端。
至此，“南海I号”的天平就被架设起来，利用砝码，就可以使用了。吊盘式天平在中国自先秦以来自成系统，但由刻度盘与摆针组成的构件且成套者，目前国内尚未见相关考古报道，足以见得，“南海 I 号”的发现具有填补空白缺环的重要价值。
天平是海洋贸易的重要见证之一
在以往发掘的沉船与海港遗址中，因为海洋贸易的需要，常有古代度量衡器被发现，比如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唐代沉船“黑石号”上就出土了天平衡杆、链钩、砝码，形制上与“南海I号”的十分相似。
在埃及、波斯湾地区的港口遗址，与“南海I号”出土砝码类似的铜砝码也一再被发现。例如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塞林港，是海上丝绸之路著名港口，与通往麦加的吉达港齐名。阿拉伯文献记录这里在9至13世纪进入繁荣期，众多商人与朝圣者在此舍舟登陆，前往麦加。2018年“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启动，在这里出土的青铜砝码，实测重量为194克，成为珍贵的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实物证据。
新安沉船是元代一艘从宁波启航前往日韩地区的贸易船，不幸触礁沉没于韩国新安海域，此船发现有铜权，刻铭“庆元路”，即元代对宁波港的称呼，类似的铜权在宁波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中也有出土，见证着宁波港海运的繁荣。
新安沉船出土的元代“庆元路”铜权（正背面）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考古视野下的天平及衡具
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了对“度量衡”的描述。《尚书·舜典》中有了度量衡的称谓：“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礼记·杂记下》中说：“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以币锦二两”“百两一布”这样的描述。而考古实证则可以肯定，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天平的实物。
战国楚墓出土的天平和环权
战国楚国天平与环权 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
这组天平包括一个木衡杆、两个青铜盘、九个大小不一的环形青铜权，衡杆上没有刻线，中心有提钮孔，两端也有系挂青铜盘的孔，与现代天平的形制已经很接近了。春秋战国时期衡制单位复杂，各国之间的计算方式与数值也不同，常用单位从小到大为铢、两、斤、衡（10斤）、秤（15斤）、钧（30斤）、石（120斤）、鼓（480斤）。各国一斤的重量不尽相同。周制以一立方寸黄金重量为一斤重量，各国尺长度不同，导致斤的重量也有差异。九个青铜权经测量重量分别为 0.6、1.2、2.1、4.6、8、15.6、31.3、61.82、125克，相当于当时的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可推算当时楚国一斤重量为250克。
天平、砝码等称量器的出土，从侧面反映了楚国通行黄金货币的史实，因为天平、砝码与称量黄金这类贵金属密切相关。而由于贸易扩大、商品经济发展，对更加精准的量器需求也更大了。
秦始皇诏文权
此权马蹄形，平底，半环形钮。腹侧嵌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诏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及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秦始皇刻诏书版秦权，颁行全国，类似的秦权在陕西西安、咸阳、临潼、宝鸡以及甘肃秦安、山东文登、江苏盱眙、河北围场、内蒙古赤峰等地都曾有出土，多为青铜质，少数为铁质，偶有陶权。这些秦权印证了秦在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史实。
汉承秦制，度量衡也沿用秦代制度，《汉书·律历志》将战国至秦汉的度量衡制度做了总结，此时度量衡器具也逐渐定型化。
宋代铜则
铜则是官府颁发的标准衡器，相当于砝码。这件铜则通体刻细团花，前后两面刻有铭文，一面是“嘉祐元年丙申岁造”，即公元1056年造；一面是“铜则重壹佰斤黄字号”，黄字号是铜则编号，取《千字文》“天地玄黄”第四字。实测重量为64千克，推算当时每斤合640克。
三国至隋唐，度量衡基本沿袭古制，管理制度也更加完备，《唐会要·太府寺》记载：“武德八年九月，诸州斗秤，经太府较之”，规定各州的尺斗秤都必须经过太府检定后才能使用。
到了宋代，度量衡的实际应用情况变得有些纷纭芜杂。宋太宗时任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的刘承珪，在端拱元年（988年）奉诏校定太府寺标准铜式（砝码），发现轻重没有标准，于是研究新的权衡标准，设计制造了“一两”和“一钱半”两支戥秤，用累黍和淳化钱（每枚重一钱）互相参验校定，于景德年间（1004—1007年）创造了精密戥秤，最小量可以称到1厘（《宋史 · 律历志》），合今40毫克。完成了新的权衡单位标准量值的厘定，并制造出新式标准砝码（每套从1钱到500两共计33枚），颁发给内、外府和四方大都，还制定和颁行了新的度量衡操作流程与制度（《宋史·宦者列传》）。至此，衡量制度已经从“两、铢、累、黍”非十进位制，改进到“两、钱、分、厘、毫”十进位制，计量更加精准。
宣化辽墓中的天平形象
宣化辽墓中的天平形象
1971年，在河北宣化发现了辽代晚期张世卿家族墓葬群，年代自大安九年（1083年）至天庆七年（1117年），墓主人大多是没有官职的汉族平民。这些墓葬中基本都有精美的壁画，其内容丰富、色彩鲜艳，堪称辽代壁画的瑰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座建于天庆六年（1116年）的墓葬，墓主人为辽代汉族官员张世卿。
在墓室后室穹窿顶部正中，绘有彩绘星象图，其顶部正中悬铜镜一面，镜的周绘有莲花纹，以白灰为地，并涂一层淡蓝色表示晴空。在莲花周围绘北斗七星，四周绘五红、四蓝星，东为太阳，内画金乌，余红、蓝各四星。中间一层绘二十八宿，最外层分布黄道十二宫图。从当时春分点所在白羊宫向东算起，依次为金牛宫（已缺失）、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秤宫、天蝎宫、摩羯宫、宝瓶宫、双鱼宫。图中各宫的图形已高度汉化，其中“天秤”的形象是用等臂天平代表。
明代市井使用的戥秤、天平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虽然延续了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名字，描绘的却是明时苏州城的繁华景色。画中有一个叫“倾销”的店铺，《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有生动的描述：
日积月累，有了一大包银子，零星凑集，连自己也不知多少。其日是单日，又值大雨，秦重不出去做买卖。积了这一大包银子，心中也自喜欢：“趁今日空闲，我把他上一上天平，见个数目。”打个油伞，走到对门倾银铺里，借天平兑银。那银匠好不轻薄，想着:“卖油的多少银子，要架天平？只把个五两头等子与他，还怕用不着头纽哩。”秦重把银子包解开，都是散碎银两。大凡成锭的见少，散碎的就见多。银匠是小辈，眼孔极浅，见了许多银子，别是一番面目，想道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慌忙架起天平，搬出若大若小许多法马。秦重尽包而兑，一厘不多，一厘不少，刚刚一十六两之数，上秤便是一斤。……当下充足十两，倾成一个足色大锭，再把一两八钱，倾成水丝一小锭。剩下四两二钱之数，拈一小块，还了火钱……
可见“倾销”就是铸造银锭，画中挂着倾销两字的店铺就是铸造银锭的店铺，前面小桌上放着一个天平，是秤银子重量的，后面有一个炉子，是熔化银子的，还有一些工具散落在店铺里。铺子里有四个店员，两个负责用天平秤重量，两个管炉子，其中一个在吹火，另一个在扇炉火。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与《醒世恒言》中对于明代市井兑换银两的生动描写包含着丰富的信息，所谓等子就是戥 (音děng) 秤，现代中药房还在广泛使用，明代戥秤用于贵金属货币交换，其最大称重为五两，但无法满足秦重称量银子的要求，因为戥称的最大量程为五两，所以，要动用更大量程的精密衡具——天平。小说中的天平量程达到了一斤，使用之前，还要专门架设，说明平时不用时，是收藏于某些贮藏器物中的，这种情况与在“南海I号”中的发现非常吻合。
天平，作为称量贵金属必不可少的精密量具，已经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一个符号、整体的价值标准，从而影响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并成为了包括商业活动在内的社会道德伦理的文化符号，成为平等、公平、公正的代名词 ；更因海外贸易，通过这个符号的载体，展示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平等、公平的价值观，对于今天的世界，仍具有重要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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