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双：米芾与《兰亭序》——兼论其对 “ 二王 ” 书法之品评与考鉴
宋代书家多追索晋人，公私刻帖之盛更使前贤法帖得以广为流传。而《兰亭序》一帖，无疑是此中之佼佼者。无论帝王还是士夫，宋人对《兰亭》的倾心与痴好，见于其临写、收藏、研究及诗跋、题赞等诸方面。宋高宗（一一〇七——一一八七）以所临《兰亭序》赐皇子，并于帖后嘱之『依此本进五百本』即为一例。[1]除帝王与书家之推崇外，姜夔（一一五四——一二二一）、桑世昌（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南宋前期）、俞松（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南宋晚期）等的《兰亭》研究著述更使其俨然成为一专门之学。而北宋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八）作为一代书法与鉴藏大家，对《兰亭序》之摹、拓、刻本，『二王』等晋人法帖求之若渴而庋藏颇富。品评及考鉴中与《兰亭》结有颇深的因缘。![]()
米芾之《兰亭序》收藏，在其《书史》《宝晋英光集》及桑世昌所著《兰亭考》中皆有记述。仅《书史》就提及梓州铜山苏家绢本与纸本、泗州南山杜家刻版本、宗室赵叔盎纸本、钱塘关家石本、刘泾绢本等多件《兰亭序》之唐摹（刻）本，而其中大多亦为米芾最后收得。在此所记诸本中，以梓州铜山苏家所藏最为详尽：苏耆家《兰亭》三本，一是参政苏易简题赞，曰：『有若像夫子，尚兴阙里门。虎贲类蔡邕，犹傍文举尊。昭陵自一闭，真迹不复存。今余获此本，可以比玙璠。』第二本在苏舜元房，上有易简子耆天圣岁跋，范文正、王尧臣参政跋云：『才翁东斋书，尝尽览焉。』苏洎，才翁子也，与余友善，以王维雪景六幅、李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发备尽，『少』『长』字世传众本皆不及，『长』字其中二笔相近，末后捺笔钩回，笔锋直至起笔处。『怀』字内折笔、抹笔，皆转侧偏而见锋。『暂』字内『斤』字、『足』字转笔，贼毫随之，于斫笔处贼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尝有也。此定是冯承素、汤普彻、韩道政、赵模、诸葛正之流，拓赐王公者。碾花真玉轴，紫锦装背。在苏氏舜元房，题为褚遂良摹。余跋曰：『《乐毅论》正书第一，此乃行书第一也。观其改误字，多率意为之，咸有褚体，余皆尽妙。此书下真迹一等，非深知书者未易道也。』赞曰：『熠熠客星，岂晋所得。养器泉石，留腴翰墨。戏著标谈，书存焉式。郁郁昭陵，玉盘已出。戎温无类，谁宝真物。水月非虚，移模夺质。绣缲金鐍，琼机锦綍。猗欤元章，守之勿失。』第三本唐粉蜡纸摹，在舜钦房。第二本所论数字精妙处，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盖第二本毫发不差。世当有十余本，一绢本在蒋长源处；一纸本在其子之文处，是舜钦本；一本在腾中处，是归余家本也；一本在之友处。[2]于此可知苏家所藏三本《兰亭序》中，第一本上有苏易简（九五八——九九七）题赞；第二本在苏舜元（一〇〇六——一〇五四）处，上有苏易简子苏耆（九八七——一〇三五）于北宋天圣（一〇二三——一〇三二）年间题跋，并范仲淹（九八九——一〇五二）与王尧臣（一〇〇三——一〇五八）跋；第三本则归苏舜钦（一〇〇八——一〇四八）所有。就此苏家三本，米芾视以第三本在第一本之上，而第二本则最为精当，故于此所记亦最为详细。除其轴头裱背样式、别家及自家跋赞内容，其还说明此本乃是以王维、李煜及徐熙之数件画作而与苏舜元子苏洎交换得来。此外，米芾还对其中『少』『长』『怀』及『暂』等字用笔作以细致解析，从而指出此与其他传世摹本皆有所不同，最后则论为当是唐冯承素等人所手拓之本。米芾《书史》中所记苏家三本《兰亭》，除苏舜钦所有之第三本唐粉蜡纸摹本在后世似再未有现外，第一、二本皆相继为其后著录提及。如桑世昌在《兰亭考》卷五中所记汪家藏本中之一本即是苏家旧藏第一本：司业汪氏所藏唐人临本有四，其一绢素本，苏太简璠字韵诗真迹，系衔其后云『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苏某于玉堂北轩题』。[3]
此中绢素本上之『苏太简璠字韵诗』，与前之米芾所记苏家第一本上苏易简（字太简）之『今余获此本，可以比玙璠』五律末句正相吻合。而此本后来上石，在清时又为宗源翰在题《宋拓卢陵本〈兰亭序〉卷》中记为『此宋苏国老家《兰亭》第一本』。[4]除却苏家之《兰亭》外，泗州杜家所藏之《兰亭》亦为米芾收得，而其又以之再行刻版，《书史》于此记为：泗州南山杜氏，父为尚书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兰亭》，与吾家所收不差。有锋势，笔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视『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异也。此书不亡于后世者，赖存此本。遇好事者见求，即与一本，不可再得，世谓之《三米兰亭》。[5]
米芾在其前已述及苏家唐摹纸本与绢素本，在此又提及南山杜氏唐刻板本《兰亭》。而其刻之精，与米芾前所收本无异，亦远过于传世《定武兰亭》及其他刻本。此中所记之杜氏所藏《兰亭》以及《三米兰亭》，在宋拓《群玉堂帖》之米芾《三米兰亭跋》中亦有述及，其文字为《兰亭考》卷五所录：盱眙南山杜宝臣，字器之。父为令，祖皆为郎，家世传此唐刻本《兰亭》。余与二子五日摹，视善工十日刻，世谓《三米兰亭》，出于世也。杜欲百本，而以此见归，乃好事欲广其真耳。[6]
除南山杜家藏本情况外，是跋又提供以《三米兰亭》之谓来由，即米芾与子友仁、友知手摹五日，又请善拓工匠刻十日而成。崇宁元年（一一〇二）五月，此《三米兰亭》装裱乃成。而米芾在《书史》中谓《兰亭序》不亡于后世『赖存此本』，又有称『今天下唯此本矣』[7]，可见于其《三米兰亭》之摹刻极为自傲。米芾藏帖极富，而与其他藏家之书画易换方式，也反映出其重书轻画之收藏趣味。其曾自道『白首收晋帖』，在名『宝晋斋』号之初也才只收得谢安一帖、『大王』二帖与『小王』一帖此晋人四帖。[8]此后，其则自道『余家晋唐古帖千轴』[9]。米芾所藏晋唐古帖已是千轴，其所有之古画却更在此之上。而其对于古帖之嗜好，又使得其以画易帖之交易方式颇与人异。在《书史》中有记：余家收古画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轴加至十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论赀用及他犀玉琉璃宝玩，无虑十轴名画。[10]
岳珂（一一八三——一二四三）在其所辑《宝晋英光集》中亦对米芾法帖之好及以物换帖多有所记，如卷八中之一则：刘季孙于从行八百置得羲、献帖。苏轼要芾小研山，不与。季孙遂以此帖来易，与之。芾爱帖，许之。[11]
正因米芾好帖，故其所收《兰亭序》摹、拓、刻本颇为丰富。不过，收藏除必要之财力与鉴识力外亦赖机缘，而心仪之物亦未必皆能收入囊中。如宗室赵叔盎家之《兰亭》，米芾论为虽不及其所收之本，不过却在苏家第三本即唐粉蜡纸摹本之上，且为汴京城内《兰亭》最佳摹本，故『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12]而对于程师孟以『四十千』所购之《兰亭》，米芾欲做一观而师孟竟不取来[13]，此亦为其在《书史》中记下。米芾乃性情中人，而无论得获与否，此亦皆是其与《兰亭》之一段故事。![]()
米芾《褚遂良摹兰亭序跋》
『盖缘数晋物』，米芾乃以所居为『宝晋斋』[14]。而其所刻之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羲之《王略帖》与王献之《十二月帖》此《宝晋三帖》中，有两件为『二王』法帖。对于父子二人书法，米芾视『小王』在『大王』之上，亦将『大王』书作不同时期之别。如在《书史》中，其谓：王羲之《来戏帖》，黄麻纸，字法清润，是少年所书。[15]
米芾论书颇重天真与自然，云『盖天真自然不可预想』[16]，此中所谓羲之《来戏帖》『字法清润』正在其论书所推崇之典范框架内，而此亦贯穿于其对晋唐书家品评始终。就前人论书，米芾批评如梁武帝谓羲之书『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征引迂远，比况奇巧』，故其论书颇守其『要在入人，不为溢辞』[17]之自我要求。其曾谓『苏舜钦书如五陵少年』[18]，此虽仍属比况之例，然远较『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虚玄为实。米芾对苏书所评，比之其谓羲之《来戏帖》『是少年所书』一句，前者是以书喻人，后者是以书而论为是少作，颇不相同。不过，若将此『是少年所书』语与其就大王其他书作所评比较而看，则可见其对王羲之书法在整体评价甚高之余亦有所别论。如其在《宝晋英光集》中，对羲之书又有谓：右军暮年方妙，正在山林时。吾家收右军在会稽时《与王述书》，顿有尘气，又其验也。[19]
米芾称右军书法晚年最妙，原因是其『正在山林时』；而『大王』《与王述书》则是颇有『尘气』，原因也是其在会稽任上为公事俗务所累以致。永和七年（三五一）十二月，王羲之在四十九岁时赴会稽山阴代王述出任会稽内史，至十一年（三五五）十一月辞官共在任四年。合米芾对羲之书法所评，则可将其分为少年、会稽内史任上及归隐后三个风格时期。其少年所书《来戏帖》虽『字法清润』，却仍不免如米芾所谓苏舜钦书如『五陵少年』之意；而五十岁于会稽之时书法有『尘气』；至退居林泉后则正在妙时。此亦可见，即使在就右军书法之认识与评价上，除『天真自然』外，迥出烟火尘气之格致更是米芾评书论人之最高标准。米芾对『二王』评价极高，在自苏家得获唐摹献之《范新妇帖》后，其跋尾三诗中之一句即『父子王家真济美』[20]。不过，其对于『小王』之欣赏显然更过于『大王』。而米芾对唐太宗崇『大王』而抑『小王』之作为更颇多批评，如指其一方面贬『小王』书，另一方面却又『书窃类子敬』[21]。至于唐太宗低评『小王』书法之因，其论为：唐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22]
不过，以米芾此中所论唐太宗『行书欲上攀右军』，颇难由此即推导出『故大骂子敬』来，然此却极显米芾对『小王』之欣赏及对唐太宗之不满。而其所道『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亦是明确指出『二王』父子书风之别及献之书风特质。而此在南朝宋人虞龢《论书表》中已有阐发：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23]
『二王』书，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24]
就此，唐人李嗣真亦有云『子敬草书，逸气过父』[25]。而除上之米芾所论，其从苏激处得获唐摹王献之《范新妇帖》后，自题诗三首之起始『贞观款书丈二纸，不许儿奇专父美』[26]句又是为献之而打抱不平。![]()
米芾《李太师帖》
比较米芾对于王氏父子二人书法评价之语词，如对于羲之，其评《王略帖》『笔法入神奇绝』、《千字文》『笔力圆熟』；对于献之，其评《十二月帖》『如不经意』、《苏氏宝帖》『灵襟疏，冲韵迈』并泛泛而评之『天真超逸』等等。从这些略有不同之着眼处皆可窥米芾所推崇之书法格范以及其更为欣赏大令书之所在。米芾多写行书，传世草书《论书帖》便是其追尚晋人之直接显现。在帖中，其谓『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从而表明其不论楷、行、草等书体而皆以晋人格致为风标之书学观念。米芾在太师李玮家曾见其收《晋贤十四帖》，应请为之题『李氏法书第一』，其在《书史》中亦为此注为『亦天下法书第一也』[27]句。在晋人中，米芾虽对王氏父子尤为推崇，且谓小王在大王之上，不过其对谢安却是评价最高，谓之《慰问帖》『字清古，在二王之上』[28]，而其《李太师帖》更有如此之言：李太师收《晋贤十四帖》，武帝、王戎书若篆籀，谢安格在子敬上。真宜批帖尾也。[29]
就羲之《来戏帖》，米芾称作『字法清润』；评谢安《慰问帖》，其以『字清古』而论为『在二王之上』。『清润』与『清古』虽只一字之差，且皆多出于书法点画字态所予人之感观，不过不但此二者意涵不同，层格亦颇有差别。而米芾评《晋贤十四帖》中之谢安帖时所谓『谢安格在子敬上』语，评子敬在右军之上时所着眼之『天真超逸』等，亦皆是基于书法韵格风致之评。米芾倾慕、推崇晋人，尤其是王氏父子之诗跋题赞尤多，然元人汤垕（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元代初期）在《画鉴》中所记之一则却与此极为相左：米芾元章天姿高迈，书法入神，宣和立书画学，擢为博士。初见徽宗，进所画《楚山清晓图》，大称旨，复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称赏。元章再拜，求索所用端砚，因就赐。元章喜拜，置之怀中，墨汁淋漓朝服。帝大笑而罢。[30]
因米芾对前人及时人书法多有批评，如称『大抵颜、柳挑剔，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31]等等，又因此中所谓『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语与米芾不羁性格似亦相符，故此中所记多为人接受而流传颇广。不过，其是否确为米芾所说却实当细辨。《画鉴》此中记米芾书屏、掷笔、放言『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后，向徽宗求赐所用端砚，此为一个系列情节。而米芾求砚一事最早见载于宋人何薳（一〇七七——一一四五）《春渚纪闻》中：米元章为书学博士。一日，上幸后苑，春物韶美，仪卫严整，遽召芾至。出乌丝栏一轴，宣语曰：『知卿能大书，为朕竟此轴。』芾拜舞讫，即绾袖笔伸卷，神韵可观。大书二十言以进，曰：『目眩九光开，云蒸步起雷。不知天近远，亲见玉皇来。』上大喜，锡赉甚渥。又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艮岳，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宣取笔砚，而上指御案间端砚，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砚跪请曰：『此砚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蔡京曰：『颠名不虚传也。』[32]
在此中，何薳只记米芾求砚一事，对于其所谓『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毫无提及。而翻检今之宋代书学文献与笔记小说等，亦不见相关内容。虽然材料之查索难免有所遗漏，不过以《春渚纪闻》与《画鉴》两书中就米芾求砚事之描述语句而看，两书中此内容必有一书为参照另一书所写。此外，《春渚纪闻》记米芾书屏只是其为书学博士期间之事，而《画鉴》明确为米芾『初见徽宗』事。《春渚纪闻》成书于南宋初年，而《画鉴》成书于元代初年，故两书若有相似记述，必当是后者参之以前者。而在《春渚纪闻》中并无确切之具体时日，在《画鉴》中却言之凿凿。再有，《画鉴》中谓徽宗『命（芾）书《周官篇》于御屏』，而又谓『徽宗潜立于屏风后』，不过既然要米芾书屏，则为何又潜立于屏风之后。无论此屏风为米芾书《周官篇》之屏风还是别之屏风，谓徽宗潜立颇有疑处。《画鉴》与《春渚纪闻》两书相关内容之不合，以及《画鉴》所记之问题等数条，皆使《画鉴》所载米芾『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事颇为人所置疑。而再综以米芾对于『二王』书法之评价与推崇而看，此语之说更显无稽。![]()
《送梨帖》
除《兰亭序》收藏外，米芾对王羲之与王献之书迹亦广搜苦索。北宋叶梦得（一〇七七——一一四八）在《石林燕语》中记载有米芾『巧取豪夺』王羲之《王略帖》事，言米芾是在真州以投水为要挟从蔡攸处得来《王略帖》，《书史》中所道却是从宗室赵仲爰处购得此苏之纯家旧物。两书内容不合，而此当以米芾所述为准。不过，同为北宋人士之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所载之此轶闻，却也在相当程度上显现出米芾对于右军法帖之极端痴好。而米芾对王献之书迹之倾心与倾力购藏，亦可从其《书史》中所记得窥一斑：刘瑗收碧笺王帖，上有『勾德元图书记』『保合』『太和』印及题显德岁。尝爱吾家顾恺之《净名天女》，欲以画易。吾答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答曰『此犹披沙拣金』，此语甚妙。[33]
刘瑗（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北宋晚期）欲以其藏画来换米芾所有之顾恺之画作，却为米芾特别指明非王献之书而不易。此外，对于刘季孙（一〇三三——一〇九二）所收王献之《送梨帖》，其与之约以欧阳询书作两件、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易换[34]，如此豪绰出手可谓不遗余力。葛立方（？——一一六四）在《韵语阳秋》中即举此例：元章尝以九物换刘季孙子敬帖，不获，其意歉然。张芸叟作诗云：『请君出奇帖，与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沧溟。』又有『破纸博珠玉』之句，亦可以警膏肓于书画者。[35]
张舜民（字芸叟，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北宋晚期）就米芾极其豪奢之书画易换及以投水为挟而得取铭心宝物之方式以诗戏谑，葛立方在此引来以警同样癖于书画收藏之人。不过，米芾如此乃是出自真性情。就王献之《送梨帖》，无论是其自道之『十一物』还是张舜民与葛立方所言之『九物』，以《书史》与《画史》中所记其与他人藏品易换往来而看，此不过是其中一麟片羽而已。除从苏家得王羲之《王略帖》，从蔡京得王献之《十二月帖》，从苏激得《快雪时晴帖》与《范新妇帖》外，以米芾《书史》之载而看，其时王羲之《十七帖》《尚书帖》与《与王述书》亦曾先后为其收藏。右军《尚书帖》是其『于唐坰处易得』[36]，而其『又以右军《与王述书》易得唐文皇手诏』[37]。至于《十七帖》，其后又为刘泾易去[38]。米芾曾谓王羲之《与王述书》有『尘气』，此或是其以该帖与人换易唐太宗手诏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藏品之流动乃是新藏品得以入手之一大前提，对于嗜古好奇而所交朋辈亦是多富收藏之米芾而言，就更是要面对此一问题。故可看到，即使极为慕好『二王』父子，米芾之王书收藏也依然是处于一易换之流动网络中。除王氏父子法帖收藏外，米芾对于寓目之作亦是多有考鉴。如其在《书史》中著录《快雪时晴帖》所书内容后，又记：是真字，数字带行，今世无右军真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缝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苏氏有三本，在诸房，一余易得之；一刘泾巨济易得，无褚印。[39]
于此中可知，仅苏家即有三本《快雪时晴帖》，而右军予他人手札，出之以三本于世则颇有难解处，故三本之中必有摹本甚至全为摹本。此为『君倩』者，米芾疑是梁秀，而其人除米芾略有提及外，在今之艺术史及鉴藏史上已是难寻其迹。故无论君倩还是梁秀，以现存之文献与实物材料皆难以详考。至于《快雪时晴帖》上之『褚氏』印及米芾『是褚令所印』语，张光宾解为是褚遂良之孙褚令，而穆棣论为『褚令』即是褚遂良。史上以『褚令』而谓褚遂良颇多其例，如同为宋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一〇五九——一一〇九）在《题蔡君谟墨迹后》即有『褚令狷且直』句。而张光宾之论，则应是来自于《清河书画舫》中所录之米芾《快雪时晴帖》跋语：
而以此来看，则显然米芾并不以『褚氏』印为褚遂良之印，而是将其视为褚家后人印。再将此语与上之米芾就《快雪时晴帖》所谓『是褚令所印』同作考量，则也颇有矛盾之处。此亦如《快雪时晴帖》本身有多本一样复杂，尚须今人细加考索。除此右军《快雪时晴帖》，米芾《宝晋英光集》及《书史》所记『二王』帖中亦颇有可考者。《宝晋英光集》卷二收录有米芾《寄题薛绍彭新收钱氏子敬帖》诗，其中首句为『萧李騃子弟，不收《慰问帖》』[41]，而此即牵涉米芾对右军与大令书迹之鉴别，其《书史》记：薛书来云新收钱氏子敬帖，『献之』字上刮去二字，以为『孤子』。余以为『操之』字，俗人恐以为『操之』，故刮去。因寄诗为《梁唐不收〈慰问帖〉》云：『萧李騃子弟，不收《慰问帖》。妙迹固通神，水火土更劫。所存慰问者，班班在箱笈。使恶乃神护，不然无寸札。自此辄画相，后人眼徒狭。』[42]以《宝晋英光集》中所录《寄题薛绍彭新收钱氏子敬帖》与《书史》中之《梁唐不收〈慰问帖〉》诗比核，二诗内容相同而显为一作。王操之为羲之第六子，献之兄，《书断》有『操之工草、隶』语。以米芾此中所记，其当是未有见到绍彭新得之帖而就其信中所云做以推测。此帖未得其名，若非今时已知子敬诸帖，则恐已不存，而其帖内容亦不可知。米芾在疑为此帖被刮去之字为『操之』后，『因寄诗为《梁唐不收〈慰问帖〉》』。而其所言之《慰问帖》，在《书史》书中亦被另有提及：王羲之《笔精帖》，内两字集在诸家碑上，缝有『贞观』半印。王献之《日寒帖》，有唐氏杂迹印，后有两行谢安批，所谓批后为答也。唐太宗不收献之《慰问帖》，故于帖上刮去『不次献之』四字，谓之羊欣以应募。而以前帖为薄绍之书，跋尾书官姓名，云大历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题曰薛邕，记之后题一行曰『某年和傅遗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疑为薛氏故物以遗薛也，其后归王文惠家。[43]
在此则中，米芾指出因为唐太宗不喜王献之书法，故《慰问帖》上之『不次献之』四字为人刮去而代之『羊欣』以应合太宗之趣好与募求。今献之《慰问帖》已不可见，故米芾所论难以判断。不过，其于此中又谓大王之《笔精帖》亦被改为薄绍之所书则颇不可解。唐太宗不尚小王，故其书被人易名尚为合理之推论；然太宗极崇羲之，而羲之地位正隆，则其书因何为人易为绍之，此又颇有疑处。本身即为书家之米芾，收藏宏富而寓目书迹众多，鉴识力自是上乘。只是因其所凭多为大藏家独有之看帖经验，故其鉴识之论风格精简，多是寥寥数语而指出即止。虽然一方面其所鉴『二王』法帖亦有尚待深入探考者，而另一方面于今恐亦多所不存，不过其本人之考识与所著录之『二王』书迹、题识、印鉴、递藏情况等等，皆极具史料价值。![]()
《十七帖》（局部）
作为有宋一代之帖学巨匠，亦因耽好收藏，米芾对于《兰亭序》之摹、拓、刻本，王氏父子等晋人法帖求之若渴而庋藏颇富。其置谢安书法于大令之上，大令于右军之上之品评，亦显示出其以天真简淡而无『尘气』为书学最高格范。除收藏与品评外，米芾对于『二王』等晋代书家法帖亦多考鉴其本。虽其时犹见之晋帖及唐代摹本至今恐多难觅，然米芾于此之著录却是今人研究其时书迹不可或缺之材料。身兼书家、藏家与鉴家之米芾，以其身体力行成为推动宋代追摹晋人风气与『兰亭学』建立之重要人物。[1]俞松，《兰亭续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一七六页。[2][5][8][12][13][15][16][21][22][26][27][33][34][36][37][38][39][42][43]米芾，《书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三十三、三十三、四十、三十四、四十五、三十、四十七、三十、三十、四十、二十七、三十一、四十、三十、三十一、四十三、四十一、二十九、四十六、二十九页。[3][6][7]桑世昌，《兰亭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一〇五、一〇二、一一四页。[4]水赉佑，《〈兰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七四七页。[9][10][14]米芾，《画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十四、十四、十四页。[11][20][41]米芾，《宝晋英光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一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一三九、一〇三、一〇〇页。[17]张邦基，《墨庄漫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五十二页。[18]赵彦卫，《云麓漫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八一二页。[19][31]米芾， 《宝晋英光集》补遗， 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第七十六、七十六页。[23][24][25]张彦远，《法书要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一一七、一二〇、一四七页。[28]米芾，《宝章待访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五十六页。[29]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六五〇页。[30]汤垕， 《画鉴》，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四三二页。[32]何薳，《春渚纪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五一〇页。[35]葛立方，《韵语阳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七九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一七一页。[40]张丑撰，《清河书画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三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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