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2021秋拍丨袖海楼藏画

北京保利拍卖
2021年11月20日07时

袖海楼杨启霖（左一）与书画鉴赏大师杨仁恺先生

“袖海楼”由新加坡实业家、收藏家杨启霖创建。“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出自词人苏轼的笔下，以石喻海，点出了收藏的趣味与精神。如今时过境迁，新加坡著名收藏家杨启霖先生以“袖海楼”为堂号，搜罗万千近现代和古代书画名品，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收藏体系。杨氏生前非常喜爱中国书画，早在五十年代，已成为新加坡富藏者之一，其“袖海楼”曾与黄曼士的“江夏堂”、陈之初的“香雪庄”并列传名。

袖海楼珍藏辑录画册

Lot 3570

徐悲鸿钟馗图

立轴设色纸本 1939年作

105×60.5 cm 约5.7平尺

估价：RMB 8,000,000-10,000,000

【题识】三次怀宁似梦游，何殊仙侣与同舟，人生勤务于哀乐，成骨成灰未肯休。廿八年悲鸿。

【印文】东海王孙、天下为公

【出版】

1.《袖海楼藏画选》，图目138，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

2.《徐悲鸿在南洋》，第220-221页，新加坡美术馆，2008年。

【说明】钟馗是徐悲鸿人物画常涉猎的题材。此幅《钟馗图》创作于1939年，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携画作赴星、马地区举办筹赈画展。画中钟馗侧身而坐，接受跪地小鬼举案恭敬献酒。小鬼的小心翼翼，与钟馗之絈目欲裂、腉沤戟张之态，鲜明对比，视觉冲击极为强烈。

1939徐悲鸿于南洋江夏堂

心有家国亦有慈悲

——耳东

1939年1月4日，民国二十八年，农历戊寅年冬月十四。

随着一声汽笛鸣响，徐悲鸿搭乘的荷兰「万福士轮」启程前往新加坡。启程前，他给一双儿女写下封短信：伯阳、丽丽两爱儿同鉴：我因为要尽到我个人对于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南洋卖画，捐与国家。……兹已定今夜（1月4日）乘荷兰船Van Heufze 赴新加坡，在路上有四日。如能一切顺利，2月中定能返到重庆。国难日亟，要晓得刻苦用功。……谁料，原计划仅月余的南洋之行，却一再延长行程，变成了三年差五天的羁旅。

一、羁旅南洋，筹赈国难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线战事日趋胶着。心怀家国、忧国忧民的徐悲鸿，无法像个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只能以艺术家的方式不断进行创作艺术作品，通过义卖筹赈救国，支持前线将士、激发民众爱国热情。

虽说客居他乡，但徐悲鸿一直视南洋为福地。早在1925年，受益于新加坡富商黄曼士的资助，他在法国的学业才得以顺利完成。而此次为国筹赈，更是获得当地富商名流的大力支持。

徐悲鸿画展于3月14日开幕，当日新加坡总督汤姆斯夫妇、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伯及各国名流百余人悉数到场。画展获得空前轰动，展出的《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徯我后》《巴人汲水》《奔马》等作品，令人击节称赞、叹为观止，新加坡画坛还从未展出过如此精彩的巨幅绘画作品。

1939年徐悲鸿在南洋作画

计划九天的展期，共接待参观者逾三万人。据说，当年每二十个新加坡人中就有一人曾参观过这次画展。后来，由于民众太过踊跃，画展不得不延期，共历时十二天，筹得善款共计国币一万五千多元。除拿出百分之二十作为徐悲鸿的旅费以外，其余全部寄往广西，作为第五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遗孤的抚养费。徐悲鸿此次南洋之行的首要目的达成。

此时，徐悲鸿已错过了与儿女约定的返程之期，但为筹赈救国，他还是改变了先前的计划，开启持续近三年的南洋之旅。期间，他在多地举办画展，所筹款项均用于抗战。时年8月，他在《星洲日报》发表了《半年来之工作感想》一文，说到：「我自度微末，仅敢比于职分不重要之一兵卒，尽我所能，以期有所裨补于我们极挣扎中之国家。」又说：「我诚自知，无论流去我无量数的汗，总敌不得我们战士流的一滴血。但我如不流出那些汗，我将更加难过。」他愿再接再厉，以自己微薄能力为苦难中的祖国贡献出一份力量。

1940年，徐悲鸿赴印度举办展览和讲学，与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先生的合影。

此后，徐悲鸿经人引荐与泰戈尔相识，并于1939年11月前往印度。在泰戈尔的推动下，他在印度举办多场画展，所得款项也均捐给战乱中的祖国。在与泰戈尔的朝夕相处中，先后为其画了十几幅素描速写，其中包括最负盛名的《泰戈尔像》。而徐悲鸿与甘地的会面，则直接促成了《愚公移山》作品的诞生。

徐悲鸿《愚公移山》徐悲鸿纪念馆藏

二、寄情钟馗，聊舒忧愤

本画作创作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恰逢徐悲鸿羁旅南洋筹赈救国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徐悲鸿悲愤难忍，这一时期钟馗图常见于他的笔端。

在徐悲鸿的人物画中，钟馗向来是一个重要题材。选择以钟馗为创作题材，既是聊舒忧愤、寄托爱国情怀，也与他景仰崇拜任伯年有关。

任伯年的历史风俗人物创作中所绘的钟馗多且精，可见他对这个人物的偏爱。在《哦诗钟馗图》中，他写道：

「不绘钟馗趋殿时，写他弹铗哦新诗。如今畿辅称宁服，无劳先生吸魅魑。」任伯年眼中的钟馗，是正义使者、勇气化身。受任伯年影响，徐悲鸿同样把钟馗视作是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化身。

徐悲鸿钟馗首都师范大学藏

徐悲鸿的钟馗系列作品，多为无背景的近景特写，且毫无造作之态、狡黠之色，单纯的画面直接将观者领向主题：钟馗身穿官服、正气凛然，拔剑也好，醉酒也罢，可坐可立，捉鬼驱魔是他永恒不变的使命。在抗日战争的特定时期，鬼与恶的指向当非常清晰。

任伯年钟馗

传统画里的钟馗，多面貌古怪、夸张，而徐悲鸿却对这一创作定式做出了改变。他将西画中的素描技巧融入到传统绘画中，并加入自己的想象和审美趣味。他画的钟馗各个人体结构坚实、准确，用笔上十分考究，饱含西画的解剖和中国画的传统造型元素。画法上结合西画的造型方法，通过线条的干湿、浓淡、缓急变化表现出人体的结构，脸部的线条细谨精确，衣褶的用笔方正硬直、笔笔不同，以对比、疏密的变化强调体积感和空间感，线条简单却富有表现力。

钟馗图局部

本画作中的钟馗侧身而坐，接受跪地小鬼举案献酒。

钟馗图局部

只见他怒目圆睁、昂首挺胸、孔武有力，飘拂的长髯表现出人物的刚劲雄强；而画中小鬼小心翼翼、低眉顺眼。

钟馗图局部

人物造型生动、比例适度、神态饱满，小鬼的唯唯诺诺与钟馗的正义凛然形成鲜明对比，视觉冲击极为强烈，一种愤慨坚定的气韵贯穿全画。相对于技法层面，徐悲鸿更希望通过画作激起全民的爱国情怀，为保卫自己的祖国奋斗，同时传达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在南洋期间，徐悲鸿不仅应邀为各阶层名流画像，还夜以继日地临摹画展中订购出去的作品，以备新的展出。有些作品虽是重画，他却依然如创作之初那般认真，稍有不满，便弃之重来。许多重画的作品又有创新之处，更加生动。本画既是诸多钟馗作品中罕见的粉衣钟馗，也是市场能见到的唯一一件红衣钟馗。

钟馗图局部

三、情感机缘，亦悲亦慈

值得一提的，还有本画作的题识：三次怀宁似梦游，何殊仙侣与同舟，人生勤务于哀乐，成骨成灰未肯休。廿八年悲鸿。身为享誉世界的艺术泰斗、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奠基人，徐悲鸿的一生传奇又精彩，他的情感故事也常让人津津乐道。徐悲鸿的情感世界围绕着三位女人展开，蒋碧薇、孙多慈、廖静文。比起官方认证的正牌徐夫人蒋碧薇和廖静文，孙多慈—这位与徐悲鸿苦恋八年的女学生——好像更多了几分神秘色彩。本画作的题识，恰恰与孙多慈密切相关。

孙多慈（居中）

孙多慈，安徽寿县人，祖父孙家鼐是清朝进士，父亲孙传瑷原是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秘书、国民党安徽省常委，母亲则是省立第一女子高小的教员。生长在书香门第的孙多慈，聪慧多才、气质清新，父母一直希望她能成为一名作家。1930年，18岁的孙多慈报考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失利，由父亲的好友兼同乡、美学大家宗白华引荐，前往中央大学美术系做旁听生。时任美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受宗白华委托，对这位落榜转系的女学生多了一些关注。他发现孙多慈虽然绘画基础欠缺，但多才灵动和勤奋努力。在日常的师生互动中，艺术家徐悲鸿越来越觉得她的绘画天赋难能可贵，纯真的个性更是可爱。于是，徐悲鸿笔下就多了一些描绘少女孙多慈的素描与油画。因此，二人关系就被一些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也使徐悲鸿与当时的夫人蒋碧薇之间原本的龃龉日益加深。1931年7月，孙多慈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取美术系。以后的四年，孙徐二人师生间的情感日见笃厚。徐悲鸿和孙多慈的师生情，被蒋碧薇大肆渲染，在坊间广为流传，成为民国时期轰动一时花边新闻。1935年夏，迫于种种压力，孙多慈在毕业前夕随母亲返回安庆老家，此后几年在安徽省立安庆初中担任美术教员。

徐悲鸿画孙多慈像

据记载，1936年到1937年间，徐悲鸿曾三次乘船从水路前往安庆。其中第一次是为了孙多慈出版的画册，后两次则是为孙多慈的个人画展。本作品的题识「三次怀宁似梦游，何殊仙侣与同舟」，似乎从侧面印证了这三次会面，虽时间短暂却温馨浪漫，在徐悲鸿心中留下的是满满温情。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多慈一家辗转流徙，后在徐悲鸿的协助下，得以暂居广西桂林，徐悲鸿还为孙父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职。桂林的几个月相处，或许是徐孙二人感情历程中最愉快的时光。徐悲鸿甚至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一则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谁知世事难料，战乱岁月里的每个人，都在被时代裹挟、被动地做出一次次选择。此时，在二人的感情中，逐渐夹杂着越来越多的现实纷扰。徐悲鸿对蒋碧薇的决绝，并没能打动孙多慈的父母，而性格内敛软弱的孙多慈也把感情的天平偏向了亲情一边。随后，孙父孙传瑷带领全家远走浙江丽水。那时的孙多慈没想到，她与徐悲鸿自桂林一别，从此天各一方，至死未能再见。接下来的几年，徐悲鸿前往南洋卖画筹赈、救国救民，他与孙多慈的感情也随着时空距离的拉长，日渐飘摇。

1939年初夏，徐悲鸿在给好友舒新城的信函中写道：「慈自4月14日来一极缠绵一书（她说不论我在天涯海角她必来觅我）后，两个半月毫无消息。此时温州沦陷真使人心忧……大概不会得好结果，弟尚幸留其作品不少，便用慰藉此后半生矣！」

孙多慈

本画作题识中：「人生勤务于哀乐，成骨成灰未肯休。」似乎就在诉说这无奈的释然。此后不久，徐悲鸿接到孙多慈的信函。孙写道：「我后悔当日因父母反对，没有勇气与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见到我的悲鸿。」尽管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挚，但徐悲鸿早已心灰意冷。他在1939年8月9日写给友人吕斯百一函：「我不相信她（孙多慈，笔者注。）是假的，但也不相信她是真心。总之，我已作出书绝之。」并请吕斯百将此意转达蒋碧薇，表示自己已与孙多慈断绝关系。或许是前线战事的胶着，激发了徐悲鸿为国为民的创作斗志；或许是情感的变幻莫测，已让他感到疲惫。

徐悲鸿在新加坡创作《放下你的鞭子》

在远离蒋、孙的南洋，徐悲鸿告别儿女情长，迎来了一个创作高峰。此间，他将自己的艺术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结合在一起，把艺术创作的社会功能发挥到极致，完成了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彩墨《愚公移山》、国画《奔马》等代表性作品。人类群星闪耀，徐悲鸿正是群星中最耀眼的之一。人们时常赞叹他的群马饱酣奔放、他的田横悲壮不屈、他的愚公坚韧不拔，他画奋起的雄狮、长征的奔马、威武的灵鹫，表达了对中华觉醒的热切期望，带着一腔孤勇、承担起艺术家服务时代的重担。

徐悲鸿立马 1939年作徐悲鸿纪念馆藏

但在本画作《红衣钟馗》和题识中，我们看到艺术大师的眼中有山川丘壑，也有点点星光；有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也有细腻婉转的心动和哀伤；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也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感的真实的「人」。他的心中，有家与国，亦有慈与悲。

Lot3569

李可染耕牛图

立轴设色纸本 1963年作

69×45 cm 约2.8平尺

估价：RMB1,200,000-1,800,000

【题识】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吃草挤奶，终身劳瘁，事农而安，不居，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素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一九六三年春，可染于从化温泉。

【印文】李、可染、陈言务去

【出版】《袖海楼藏画选》，第208-20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7月。

1942年开始李可染先生开始水墨写生，进行牛图创作，他从身边的生活中发现最美的东西，他说：「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以我的邻居作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此幅作品是李可染先生在为赠送友人艳英同志所作，创作于1963年春，绘于从化，画中描绘了一种弯腰曲颈的牛儿在田间耕种的场景，牛儿身体强健，四肢用力的向前盘爬，头执拗的朝前用力，身后头戴布巾的老农一手手扶犁锄，一手牵引着牛绳。这是一幅鲜活的生活场景，整幅画面层次分明，水墨交融。作者在题字中写道「俯首孺子而不逞强，吃草挤奶，终身劳瘁……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充分的体现了作者对牛的喜爱和对生活细节的感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