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望：一件宋代书法的鉴定过程

古籍
2022年12月06日12时

宋代书法特点

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在梳理历代书法特点时提出“宋人尚意”之说。所谓“”尚意，顾名思义，是重视意境表现的意思，向深处延伸，含有注重个人风格和自我气息之意。很显然，过分提倡尚意书风的结果是各家书法风格的迥异。后世将北宋书法人物“宋四家”定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而宋高宗赵构在《翰墨志》中则有“苏、黄、米、薛（薛绍彭）”之论。可见，无论“苏、黄、米、蔡”还是“苏、黄、米、薛”，重点都在前三者，后者只是陪衬。

苏黄米三家确实是宋代个性书风的代表，苏轼与黄庭坚虽然是师徒关系，却亦师亦友，在书法风格上个格格不入，看不出任何师承关系。二人甚至互谑，前者笑话后者的草书为“死蛇挂树”，后者则回赠其师的行楷书以“石压蛤蟆”称号。米芾不是苏轼的弟子，却对苏轼仰慕已久，在苏落难黄州时以后生之礼前往请教，苏没有教给他波磔顿挫之类书法技巧，却对他大讲了一通哲学，老米从此顿悟，从“集二王字”走向“风樯阵马”的“刷书”，北宋四家之三大家就此鼎立。在北宋书坛，除了宋四家之外，书法很有特点的尚有欧阳修、林和靖、赵佶、王诜等人，以笔者的眼界，北宋人书法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来描述则是“尚意”和“个性化”。

自宋初定出“以文治国”之策起，书法就在朝野中颇受重视。北宋末艺术皇帝宋徽宗自创“瘦金体”书法，1127年，北宋王朝在赵佶艺术治国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南宋一朝，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都热衷书法，并有作品存世。赵构身为南宋开国皇帝，遗传了赵佶的艺术基因，书法初学“米黄”，姿态张扬，后出入晋唐，专习二王，复归于含蓄内敛中和之韵。高宗以后各帝书风主要受到赵构影响，无奈功力不逮，至宁宗和理宗时代，更加柔弱。南宋除帝王书法外，善书者尚有陆游、朱熹、范成大、张即之、赵孟坚等诸家，其中张即之被称为宋代书法殿军。所谓“殿军”，顾名思义，最后的大师。

一件南宋书法作品的描述

数年来，笔者研究的对象重点聚焦于明清书法中的董其昌书法体系，对宋元书法和僧人书法关注较少；近期则进入学习和研究宋元书法的状态。前不久进入视野的一件南宋书法，引起了笔者极大的研究兴趣。

该作内容为一佛家禅语语录，纸本，以金丝栏格子界之，尺寸为27x21厘米。

正文内容为“凿病在膏肓，虽遇和扁终莫愈焉。予尝以此自愈，亦将以此寤来者”；落款“岁淳祐丙午王春平江府承天野衲师远题，郡人张宗元摹刻”。凡49字，其中正文25字，余24字。

正文的意思是：如果确定一个人已经病入膏肓，那即使找到和与扁这样的名医去治疗也无用。我曾经以此告诫自己，也将警醒他人。

从落款部分信息判断，此作为南宋人书法，曾经上石刻碑。作者为南宋平江府（今苏州）承天寺僧人，刻工是苏州人张宗元，创作时间为宋理宗淳祐丙午年。

该作之所以能够引起笔者关注，在于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宋代书画历经千年左右，能够留传下来的已是凤毛麟角。其二，存世宋代书画中带有年款的少而又少，此作所记录年款相当完备，不但有南宋理宗“淳祐”年号，还有干支纪年，实属难得。其三，地址交代得非常清楚。由作者自称“平江府承天野衲”可知，其为宋代苏州承天寺中僧人。其四，在作品末端，苏州著名刻工张宗元的大名赫然在目，这无疑对后续的考证工作大有裨益。

以上标注部分当为考证该作的关键词

作品时代风格鉴定

近代鉴定家张珩在《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提出，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是看该作品的时代风格是否相符，同时也要确定个人风格是否一致。由于师远其人不在历代有名的大书法家行列，目前很难找到其他存世参考作品，无法就个人风格的一致性进行比对，我们只好将其作品与同时代人的书法进行比较。

本作署年款“淳祐丙午年（1246年），属南宋晚期理宗时期，所以笔者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梳理宋理宗时期的书法家。如前文所言，宋理宗赵昀本人秉承家学，擅长书法，此为一家；同一时期在民间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则是张即之；皇室赵孟坚既能书又善画，也算一家；再往前推二三十年则有理宗的前任皇帝宁宗和皇后杨妹子二人。

综合以上五家书法，可以得出如下共同特点：风格萧散，意态优雅，拙巧互见；行笔从容，书写速度较慢；点划交代清楚，横划竖划开笔必出锋；“元光”二字撇画直出；捺笔多如铡刀，顿挫感强；广字旁撇笔有北宋遗意，修长纤细。

1-6图分别为宋宁宗书法、宋理宗书法、杨妹子书法、师远书法、赵孟坚书法、张即之书法

师远作品中符合南宋人突出特点的部分（纸张边缘金箔纸年代不古，为后世装裱时所装）

将该作与其余五家作品进行比较后发现，完全符合上述诸家总体特点。

在进行整体比较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相较于其他各家，该作与张即之写经作品更为接近，遂进行了详细的比对。结果发现，二者既神似又形似。

师远作品（左二）与张即之《佛遗教经》（左一）、《为张六三写金刚经》（右二）及《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右一）局部比较，气息非常接近。

接下来，笔者将师远作品与张即之写经作品中相同字或者偏旁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同样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将师远作品（右浅色纸张）与张即之写经作品相同字和偏旁比较后发现有以下相似点：横划竖划开笔必出锋；“元光”二字撇画直出，收笔迅即；捺笔多如铡刀，顿挫感强；广字旁撇笔修长，线条纤细；绞丝起笔粗，头重脚轻。

在梳理张即之书法作品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件与师远作品书于同年的写经作品，此即张即之为其父、资政殿大学士张六三所抄金刚经，将二者进行对比后发现，不但书法风格接近，所用纸张纹理近似，而且每行十个字的制式也相同。

师远书法（中）与张即之为其父张六三所抄金刚经局部比较

师远书法（右）与张即之《为张六三抄金刚经》相同字比较

一般来讲，封建社会文人阶层在文化传承上主要受到两个方面人士的影响，一是帝王，二是大学者和有影响力的书画大家。如前文所言，南宋一朝书风源自高宗赵构，其子孝宗尚能摹其形状，但功力太差，至宁宗和理宗朝，一路走来，总脱离不开纤弱、柔婉之流弊；民间书风也受此影响，即使陆游、范成大、朱熹等学问家也未能出其藩篱。从这个思路去考证，我们除了论证师远书风受到张即之影响外，还要观察其是否受到了帝王书法的影响。

比较师远与宋宁宗及宋理宗书法后发现，师远作品受理宗皇帝影响更大一些，同样具有柔美、婉丽、纤毫毕现、风姿绰约的气质。同时，这种比较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与张即之书法之间的个性差异。张即之之所以被后世称为宋代书法殿军，是与其书法中的中和与正大气象分不开的，当然，经过整个宋代“尚意”书风，尤其是南宋书法流弊的影响后，张即之的“正大”气象，与唐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师远书法（中）与宋宁宗（左）和宋理宗（右）比较

综上所述，师远的书风是一种介于宋帝和张即之之间的风格，该作品符合南宋书法的基本特征。

关于平江府承天寺的考证

在该作落款中作者自称“平江府承天野衲师远”，由此可知，其为南宋平江府（今苏州市）承天寺中僧人。据史料记载，承天寺初为南朝梁陆僧瓒故宅，后其舍宅为寺，建“重玄寺”。唐时该寺曾为苏州城内著名古刹，诗人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曾作《登重玄寺阁》一诗。北宋初年重玄寺改称“承天寺”，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宣和时期改为“能仁寺”，后来也称“承天能仁寺”；元末，该寺曾被张士诚占为王府，至1360年，又复为寺院；清代晚期，因战争和火灾等诸多原因，该寺不复存在。

谈到苏州的寺院，大多数读者首先想到的是“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其实，在宋代，承天寺的名气并不亚于寒山寺。南宋诗人傅梦得在《平江承天寺》一诗中有“古刹号承天，规模阔万间。寺中重有寺，山外更无山”之说。由此可见，该寺在宋代规模之巨和影响力之大。元代诗人丁复也有《送圆侍者还平江承天寺》一诗，据此可知，元代也在使用“承天寺”之称呼。另据记载，明代崇祯十一年，苏州大旱，承天寺僧人疏浚枯井时，挖出一个沉重的铁盒子，层层打开后竟然是不食元粟的南宋遗民郑思肖记叙蒙古灭金、灭宋过程、讴歌南宋爱国者英勇斗争事迹的《心史》手稿，该手稿史称“铁函心史”、“井中心史”。

南宋遗民郑思肖《心史》民国刻印版

承天寺之所以能在宋代众多古刹中的脱颖而出，并不仅仅因为其规模宏大，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具体说来，有以下因素。

其一，承天寺中的永安禅寺（旧称弥陀院）是宋初苏州最早得朝廷授权印制大藏经的寺院；其二，据南宋初人张邦基记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平江节度使孙承祐曾经为承天寺铸造一个三层楼高的大钟，用于夜半传递钟声。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说“今平江城中从旧承天寺（笔者按：因为北宋宣和时承天寺已经改名“能仁寺”，故南宋初人称之“旧承天寺”）鸣钟，乃半夜后也。余寺闻承天钟罢，乃相继而鸣”。可见，那时承天寺在苏州诸寺院中的影响力是大于寒山寺的。其三，承天寺是宋代名纸“金粟山藏经纸”的官方生产基地。

提起金粟山藏经纸，我们脑海中闪现的一定是“千年文化遗产”、“国之瑰宝”等字眼，没错，这是中国造纸史上最宝贵的遗产之一。目前上海博物馆的捐赠展展厅中就有两页金粟山藏经纸在展览。那么，金粟山明明位于浙江海盐县，与苏州承天寺又有何干系呢？

如前文所述，从宋初开始，承天寺就成为刊印大藏经的作坊；根据清代乾隆年间藏书家陆贯夫“金粟山藏经纸造于苏州承天寺，此故老相传之说，今承天寺造纸乃其遗制”的说法，我们可以推断：在宋代，承天寺就是金粟山藏经纸的官方生产作坊；到乾隆时期，由于皇帝本人特喜欢金粟山藏经纸，遂命人造出了“仿金粟山藏经纸，地址还是在承天寺”。根据陆贯夫“今承天寺”一说可知，至少到乾隆时期，苏州承天寺还是存在的。

通过以上信息，我们了解了金粟山藏经纸的来龙去脉。即，金粟山藏经纸因宋时藏于浙江海盐金粟山金粟寺而得名，其纸张造于苏州承天寺（部分造于安徽歙县），大藏经也刊印于承天寺。

综上，在宋代，承天寺是关系到佛教传承与兴衰的重地，承天寺兼具造藏经纸和刊印大藏经等重要职能。承天寺中的僧人群体则代表了宋代僧人中的高水平群体，师远和尚作为承天寺中僧人的代表，其文化素养较高也就符合情理。

关于刻工张宗元的考证

该作末端署“郡人张宗元摹刻”字样，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张宗元其人的生卒及过往经历，论证其与作者师远是否有交集。查张宗元有关信息，生卒年不详，但获知其曾于1230年为其同乡、南宋宰相周必大之弟周必强妇人耿孺人刻碑，而其为师远和尚作品刻碑上石的时间为1246年。两者相距16年，这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

张宗元1230年刻《耿孺人碑》拓片

虽然耿孺人碑在考古工作者眼里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古代碑刻，而是作为南宋时上海嘉定县从昆山县分离出去独立成县的重要证据，也就是说，耿孺人碑的真实性早已经前贤们论证完毕，是个铁证；但是，为了慎重，笔者还是觉得有必要亲自论证一番。

笔者首先做的，是证明周必大、周必强、耿孺人和张宗元曾经处于相同或相近的时空，具备发生交集的客观条件。

据耿孺人碑内容，耿孺人于嘉定二年（即1229年）去世时，年61岁，可知其生于1169年；另外根据“年十八妇汝南周氏”推断，她嫁给周必强时18岁，时间在1186年；查周必强生年，未果，但根据碑中“公先孺人十三年殁”来推断，周必强比耿氏早逝十三年，即，其卒于1216年；从耿孺人1186年嫁到周家至1216年周必强去世，二人做了三十年夫妻。

接下来需要查证的是，周必强与其兄、南宋名相周必大之间的年龄关系。查周必大生卒年（1126-1204）可知，周必大卒于1204年，享年79岁，比周必强（-1216）早去世了12年，假设兄弟二人寿命同为79岁，则周必大年长其弟周必强12岁。在封建大家族中，由于同父异母或者兄弟姐妹众多等因素的存在，兄弟之间相差十多岁甚至二三十岁都属于正常的事情。总体来看，以上人物的年龄符合正常的逻辑推理和伦理关系。

最后需要论证周氏一族、耿孺人与苏州及“郡人张宗元”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周必大祖籍河南郑州（笔者按：在历史上周姓一族起于“河南省汝南县，故该碑称周必大家族为“汝南周氏”），出生于平江府（今苏州）；另据耿孺人碑文“孺人讳道真，姓耿氏，姑苏人”的记载，可以确定耿孺人也是苏州人。至此，可以断定，周必大家族、耿孺人家族及张宗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备了发生交集的客观条件。

笔者费那么大的周折去论证周氏一家与苏州及张宗元的关系只是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使考证过程更加严谨。

周必大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从政四十五年，在世时位极宰辅，死去后极尽哀荣，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等名士皆有交集和互动，在朝野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张宗元能为其家族刻碑，也相应地证明了其在苏州文人圈和版刻界的地位之高。

试想一下，1230年，名刻工张宗元曾为一代名相周必大家族刻碑，16年后，他又将一位名叫释师远的承天寺高僧的书法上石，这位尊贵的受书人会是谁呢？答案已呼之欲出。

关于纸张、用墨及金丝栏

今人潘吉星在《中国造纸史话》中说，“宋元人喜以皮纸作画挥毫，宋元刻本书也多用皮纸，其特点为：表面平滑、洁白，纤维交织匀细”。明人陈继儒在《妮古录》中说，“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痕”。

细观该作所用纸张，具有纤维匀细、明处望之无帘痕、厚如梵荚等宋纸特点，由此可以做出初步判断，此极可能是宋代皮纸。

该作纸张（左）与《王文公文集》（右）比较略呈亮黄色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作用纸与南宋版本书《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所用纸张相比，“厚度”极相似，但是白度不高，略呈淡黄色。

该作所用纸张背面（左）和正面（右）所含纸须效果对比

那么，该纸张到底是楮皮纸还是桑皮纸呢？

刘九庵在《关于古代书画纸张的鉴定》一文中，提出“桑皮纸纸须多且发亮，楮皮纸少毛而发暗”；有资料说，桑皮纤维表面裹着一层透明胶衣，所以桑皮纸常有丝质光泽。另有资料介绍，楮皮纸白中略带灰色，桑皮纸白中略显亮黄。根据以上信息判断，该纸应为桑皮纸。

至此，笔者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即，该纸张可能是承天寺金粟山藏经纸造纸作坊中尚未染色和打蜡的原料纸。该纸再增加染色和打蜡等工序就变成赫赫有名的金粟山藏经纸了。

潘吉星曾经对金粟山藏经纸进行过分析化验，证明其原材料就是桑皮纸，金粟山纸之所以较厚，是因为每张纸由两层薄的桑皮纸合成。这也同时解释了陈继儒“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痕”的原因，事实上，并非所有宋纸一开始就没有抄纸帘的痕迹，而是因为后来经过合成、上色、砑光、打蜡等工序后，帘痕看不见了。

该纸张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行间有金丝栏格。

钱陈群1773年用金丝栏格子纸进献乾隆帝《癸巳春帖子词》

说到金丝栏，我们就会想到朱丝栏和乌丝栏。在中国书法史上，朱丝栏和乌丝栏更为常见，以朱砂色在信笺上打红色格子称为朱丝栏，乌丝栏则是墨色的格子；据笔者考察，在封建社会，官府的正式文件常常使用朱丝栏，民间学者多用乌丝栏，金丝栏则属于皇家专用。

明官刻本《永乐大典》用朱丝栏

唐宋时期（8-12世纪），皇室有用金丝栏写经的习惯；同一时期，日本皇室也有金丝栏写经出现。宋史《舆服志》提到宫廷官诰文书用泥金银云凤罗绫纸。潘吉星说，“这类彩色金银笺形制脱胎于绢制品，造价相当昂贵，民间富家办喜事时常用之，宋廷一度禁止民间使用，但仍是禁而不止”。这说明在宋代，用金银等贵重金属装饰的纸张规格很高，此作纸张以金丝栏格子为界，说明受书人身份很尊贵，极有可能为皇室中人。

用金丝栏格子的唐人写经

通过物理特性鉴定金丝栏的年代

以物理特性来比较，1246年至今，已经近八百年，该金丝栏除局部位置的金线经长时间氧化后色泽趋于暗淡外，其余大部分部位，仍然可以折射出金色光泽。

笔者将其与辽宁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宋徽宗金龙纹饰《草书千字文》手卷比较后发现，其氧化程度是较为接近的。根据史料，宋徽宗所处的年代至少比师远和尚书写此作的时间早了120年，在理论上，《宋徽宗草书千字文》所用纸张描金纹饰的受氧化程度要比师远所用纸张重一些，而实际上，《宋徽宗草书千字文》手卷的大部份金色纹饰在灯光照射之下仍然熠熠生辉。这也同时证明了师远所用纸张金丝栏格子受氧化程度的合理性。

师远书金丝栏纸张（左）与辽博藏赵佶金龙纹饰《草书千字文卷》抗氧化程度很接近

最后，谈一下该作的用墨。

宋代是中国制墨史上的高光时刻，这个时期不但松烟墨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成熟，而且还发明了油烟墨。关于两种墨之间的区别，明代屠龙说，“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烟墨姿媚而不深重”。也有人把松烟墨和油烟墨的特点分别总结为“乌黑无光、入水易化”及“坚而有光，黝而能润，舐笔不胶，入纸不晕”。

关于宋元人用墨的浓淡程度，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说，“北宋浓墨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意思是说：北宋人实打实地用浓墨（以苏轼为代表）；南宋人以水破浓墨，行笔有气韵（以高宗、宁宗、理宗为代表）；元人用墨较宋代更加清新简淡。

具体到师远作品，笔者发现，该作虽然墨色较浓，却达不到“如漆”的效果，颇具清新润泽之意，这岂不既符合了沈老“浓墨活用”之说，又包含了屠龙“姿媚而不深重“之意？另外，整幅作品未见水墨晕散之处，符合“入纸不晕”的特点，故可推断，此为南宋油烟墨。

结论：综上所述，笔者分别从作品时代风格的考证、书写者信息考证、刻工信息考证、相关论据再考证、纸张用墨特点等不同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详细论证，结果表明，该作符合南宋书法风格，其中涉及到的人物符合历史事实，所用纸张和墨料也符合南宋的时代特点。在此基础上推断，该作书写者承天寺僧人师远应为当时文化涵养较高的僧人，刻工张宗元在苏州一带属于版刻界高手，受书人则应为皇室中人。

参考文献、藏品及有关展览

张葱玉《怎样鉴定书画》

刘九庵《刘九庵先生笔记实录》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明陈继儒《妮古录》

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

故宫博物院编《文物珍品大系.宋代书法》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藏张即之《为张六三书金刚经》

辽宁省博物馆“和合中国”大展

上海博物馆“捐赠展”

朱绍良藏《宋帝命题马远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