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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皇帝的命令一般用诏书下达，在简帛时代，皇帝的诏书主要是用简牍书写。
东汉和帝年间，蔡伦发明了可以大量应用的“蔡侯纸”。“蔡侯纸”一出，天下“莫不从用焉”，社会上很快便出现了以纸代简的过程，其替代进程大致是文化领域在先，政务领域在后。文化领域中，书籍和书信这两项以纸代简的进程很快，只用了一百来年，东汉末年已基本完成。政务领域中主要是诏书、章奏等正式公文由简牍改用纸的时间，比书籍、书信要晚一些。汉末建安年间，抄书、写信都已用纸，但诏书、章奏依旧用简牍。诏书由于是帝王的命令或文告，地位特别重要，它不率先改变传统由简牍改用纸是可以理解的。而一旦诏书完成了以纸代简，那么政务领域的以纸代简也就宣告完成，同时意味着整个社会以纸代简过程的完成。纸诏的普遍应用是中国社会完全进入纸的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探究诏书以纸代简的过程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纸诏对简牍诏书的替代是一个渐变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开始于三国，完成于西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是从西晋开始完全进入纸的时代。随着纸诏的通行，在诏书领域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板诏书”，因此，本文在论述诏书以纸代简的过程中会一并论及板诏书的问题。
诏书的以纸代简过程
一、三国时期，纸诏与版诏并行
诏书一直到汉末还在沿用简牍，纸写的诏书最早出现在三国。
《三国志》卷14《刘放传》：
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1]。
魏明帝病危时，刘放提出重要建议，魏明帝即“以黄纸授放作诏”，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的纸诏书，考其时间是三国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我们相信这不会是第一份纸写的诏书，应该还有比它更早的纸诏，只是文献中没有记载。
另《三国志》卷64《陆凯传》注引《江表传》，吴末帝孙皓大起宫室，陆凯上表切谏。孙皓下诏与陆凯曰，“君所谏诚是大趣，然未合鄙意”云云。陆凯接读诏书以后，在再次上表中说：
臣拜纸诏，伏读一周，不觉气结于胸，而涕泣雨集也[2]。
“臣拜纸诏”，这是孙皓的诏书已经用纸之证。其时间，可以从陆凯在表中自谓“臣年已六十九”考定。本传称陆凯死于建衡元年，时年七十二。由此可知孙皓这纸诏的时间是甘露二年（公元266年）。这是吴国用纸作诏的明证。
纸诏出现了，但简牍诏书并没有立刻消失。实际上，三国时，简牍之诏与纸诏是并行存在的。兹举两例。
《三国志》卷9《诸夏侯曹传》：
天未明，乘马以诏版付允门吏曰“有诏”。[3]
这“诏版”是曹魏以牍写诏之证，考其时间是曹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
《三国志》卷64《孙綝传》注引《江表传》：
作版诏敕綝所领皆解散。[4]
这“版诏”是孙吴以牍作诏之证。考其时间是孙吴太平三年（公元258年）。
二、西晋通行纸诏
三国时期是诏书以纸代简的过渡阶段，故纸诏与简牍诏书并行。纸诏真正替代简牍诏书是在西晋。兹举史实为证。
晋惠帝赐楚王玮以“青纸诏”。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的“八王之乱”中，楚王玮被捕。《晋书》卷59《楚王玮传》记曰：
玮临死，出其怀中青纸诏，流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曰：“ 受诏而行，谓为社稷，今更为罪。托体先帝，受枉如此，幸见申列。”[5]
楚王玮怀中的青纸诏是同年（公元291年）六月晋惠帝所赐手诏。
晋惠帝以“青纸诏”赐太子死。《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
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曰：“遹书如此（愍怀太子名遹），今赐死。”[6]
这是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十二月之事。
赵王伦摄政时，孙秀专权，“自书青纸为诏”。《晋书》卷59《赵王伦传》：
伦之诏令，秀辄改革，有所与夺，自书青纸为诏，或朝行夕改者数四，百官转易如流矣[7]。
孙秀“自书青纸为诏”之事在永宁元年（公元301年）。
晋怀帝密诏“纸练兼备”，而以纸诏为正本。《晋书》卷61《苟晞传》载，晋怀帝下密诏给青州刺史苟晞，令他出兵除掉擅权的东海王司马越。这密诏最后说：
道涩，故练写副，手笔示意[8]。
“道涩，故练写副”，意思是因为路途遥远与不安全，故而另用白绢写了诏书副本。那么，密诏正本是用什么书写的？苟晞在接读诏书以后所上表中这样说：
奉被手诏，委臣征讨，喻以桓文，纸练兼备，伏读跪叹，五情惶怛[9]。
从前面的“故练写副”，再联系这里的“纸练兼备”，可知这诏书正本是用纸写的。晋怀帝这次密诏的时间是永嘉五年（公元311年）。
刘琨“奉诏”而“伏纸饮泣”。西晋末年，刘琨任并州刺史、大将军。《晋书》卷62《刘琨传》载刘琨在给晋愍帝上疏中有这样的话：
谒者史兰、殿中中郎王春等继至。奉诏，臣俯寻圣旨，伏纸饮泣[10]。
“伏纸饮泣”说明诏书已经是纸诏。此事在建兴元年（公元313年）。
以上为西晋采用纸诏的例证。自晋初直至西晋末年，皇帝给太子和臣下的诏书均已用纸，纸练兼有的诏书也以纸本为正本，臣下接圣旨后“伏纸饮泣”的表述，说明纸诏在公文往来中已是常识。这些情况，足以表明，西晋时，纸诏已通行。
大抵是受西晋诏书已经用纸的影响，晋室南渡以后留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其诏书也沿袭用纸。兹举两例。
后赵石勒用黄纸诏。《晋书》卷106《石季龙上》载石季龙下诏书曰：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11]。
这“先帝”系石勒；“黄纸再定”，意思是以黄纸诏“再定”九品选举之制。查《晋书·石勒上》，石勒定九品选举之事为太兴二年（公元319年），上距西晋末年仅3年。
后赵石季龙用五色纸写诏书。《晋书》卷106《石季龙上》：
（石季龙）常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庐回转，状飞翔焉[12]。
“诏书五色纸”，说明石季龙用五色纸书写诏书。纸之有五色，又能“状飞翔”，可知纸的染色技术与质量都比较高。石季龙执政年代是公元335－349年。
大量使用纸诏的史实说明，诏书在西晋完成了以纸代简的过程。纸诏通行以后，在诏书领域里，纸已是最主要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但在西晋乃至以后的几百年间，仍有部分诏书在使用版牍，其使用范围极为狭小，丝毫不影响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确实存在，这就是“板诏书”。
板诏书的出现及应用
一、板诏书的出现
汉代诏书概用简牍，牍指木板，用木板书写的诏书有时称之为“方”或“诏板”，但并不见“板诏书”之说。三国时期始有“版诏”之说[[13]]，“版”与“板”相通，因此，“版诏”也即“板诏”，顾名思义，即用木板书写的诏书。到西晋，正式出现“板诏书”一词。最早见于西晋陆机《谢平原内史表》：
陪臣陆机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张含，赍板诏书印绶，假臣为平原内史。[14]
两汉无“板诏书”一词，因为其时用木板书写诏书是全社会的共识，并不需要特意指出木板诏书的特殊性。语言中出现“板诏书”，当是在纸诏书已出现并应用较多的情况下，是为了区别于纸诏书而特意指出的。从语用学的角度看，“板诏书”的出现实际上正说明了纸诏书的通行。
二、板诏书的应用
板诏书的应用，严格限制在一般官员的任免这一狭小的领域中。陆机《谢平原内史表》中的板诏书就是任命陆机为平原内史。自西晋开始，“板”成为任免官员的代名词。西晋惠帝时有童谣云：“荆笔杨板行诏书，宫中大马几作驴。”[15]“荆笔杨板”的“荆”指楚王事，“杨”指杨骏专权。“荆笔杨板行诏书”，意为楚王与杨骏专权时，以版诏滥行封拜任免，结果则是“宫中大马几作驴”，贤愚颠倒，君臣礼悖。西晋赵王伦、孙秀专权之时，有“白版之侯”[16]的说法，意思也是讥讽滥封官吏。赵王伦摄政以后，郡县两千石皆封侯，“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17]“白版之侯”的意思是，版诏上有封拜之名，然而并无其实，等于“白版”一样。从“白版之侯”，也可知西晋版诏，只用于官员任免，不用于其它。
《晋书·虞潭传》：“王敦版潭为湘东太守，复以疾辞。”[18]《宋书·孔季恭传》记载东晋末年刘裕讨伐桓玄之事：“及帝（宋高祖刘裕）定桓玄，以季恭为内史，使赍封板拜授。”[19]王敦版虞潭为湘东太守，刘裕以封板拜孔季恭为内史，这两例是东晋以板任命之证。
刘宋、南齐之时，板官之事屡见不鲜。
《宋书·礼志二》记有授官板文程式如下：
令书前某官某甲。令以甲为某官，如故事。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右令书板文准于诏事板文。[20]
《宋书·江智渊传》：竟陵王诞复版为骠骑参军。[21]
《宋书·羊欣传》：即板欣补右将军刘藩司马。[22]
《宋书·刘延孙传》：上使于五城受封版。[23]
《宋书·吴喜传》载宋明帝罪吴喜诏曰：喜自得军号以来，多置吏佐，是人加板，无复限极。[24]
《宋书·谢晦传》：版免晦侍中。[25]
《南齐书·曹虎传》：明年（永明二年），江州蛮动，敕虎领兵戍寻阳，板辅国将军，伐蛮军主。[26]
《南齐书·刘休传》：（吴）喜称其（刘休）才，进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阳王征北参军。[27]
以上所列“封板”“板”“版免”等，均为官员任免之语。
到了梁代，板封之事出现了一些变化。
第一，“除板”之外，需加印绶，才表示位重。《隋书·礼仪六》记梁代制度：“领兵满五十人，给银章；不满五十，除板而已，不给章。”“建威、牙门、期门已下诸将军，并铜印环钮、墨绶、兽头鞶、朱服、武冠。板则无印绶，止冠、服而已。”[28]
第二，凡冠以“板”为名称的官员，如板法曹、板行参军、板谘议参军、板司马、板长史等，皆为有职无禄的虚衔。在这一类官职中，以板法曹为例，它与法曹同时存在，法曹是实职，板法曹则是虚职。《隋书·百官志》：“板者并不言秩；”“板则无秩，其虽除，不领兵。”[29]又如《南史．韦叡传》：“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30]这“板县令”，也是虚职。
板诏书任命的是虚职，这一改变延续至隋唐，在隋唐史中经常可以看到。
《隋书·孝义传》：“杨庆，字伯悦，河间人也，……高祖（隋文帝）受禅，屡加褒赏，擢授仪同三司，版授平阳太守。[31]”此处“版授”为虚职，无俸禄。《隋书》卷3《炀帝纪上》：“（大业七年二月壬午）诏曰：……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32]”这里的“版授”，当然也是虚职。
到唐代，“版授”之职更是形同虚设。
《旧唐书·高宗本纪下》：
（麟德三年春正月壬申），御朝觐坛受朝贺，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元年，……诸老人百岁已上版授下州刺史，妇人郡君；九十、八十节级。[33]
《旧唐书·中宗本纪》：
景龙二年二月乙酉），帝以后服有庆云之瑞，大赦天下。内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号一等，无妻者听授女；天下妇人八十已上，版授乡、县、郡等君。[34]
《旧唐书·顺帝本纪》：
（顺宗即位后）大赦天下。……百姓九十已上，赐米二石，绢两匹，版授上佐、县君。……百岁以上，赐米五石，绢二匹，绵一屯，羊酒，版授下州刺史、郡君。[35]
版授的都是高龄老人，所授职位不过是一种荣誉或是一种名声而已，仅仅是为了表示庆贺或恩典。
板诏书是以纸代简过程中的一种遗留物。它仅限于官员任免这一极小的领域，其存在并不影响纸在社会应用中的主导地位，板诏书的留存，其原因大抵在于任免官员的格式一般比较固定，书写的文字也较少，使用板诏能够显得比较郑重。随着纸的广泛应用以及整个社会对纸的认同，板诏书的使用范围更趋狭窄，在三四百年间，由能够实际地任免官吏到只能任命虚职，这一演变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
[1] 《三国志》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459页。
[2] 《三国志》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408页。
[3] 《三国志》卷9，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03页。
[4] 《三国志》卷6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1448页。此为吴主孙亮与近臣共谋诛杀权臣孙綝之事，发生时间据《三国志·三嗣主传》：“（太平）三年……亮以綝专恣，与太常全尚，将军刘丞谋诛綝。” 《三国志》卷48，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155页。
[5] 《晋书》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597页。
[6] 《晋书》卷5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459-1460页。
[7] 《晋书》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602页。
[8] 《晋书》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670页。
[9] 《晋书》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670页。
[10] 《晋书》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682页。
[11] 《晋书》卷10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764页。
[12] 《晋书》卷10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778页。
[13] 《三国志》卷六十四《孙綝传》注引《江表传》：“作版诏敕綝所领皆解散。”
[14]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97页。
[15] 《晋书》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4页。
[16] “府库之储不充于赐，金银冶铸不给于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 《晋书》卷59《赵王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602页。
[17] 《晋书》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602页。
[18] 《晋书》卷7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013页。
[19] 《宋书》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531页。
[20] 《宋书》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83页。
[21] 《宋书》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609页。
[22] 《宋书》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662页。
[23] 《宋书》卷78，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020页。
[24] 《宋书》卷8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119页。
[25] 《宋书》卷4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348页。
[26] 《南齐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标点本，第561页。
[27] 《南齐书》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标点本，第612页。
[28] 《隋书》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228—230页。
[29] 《隋书》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744—747页。
[30] 《南史》卷58，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429页。
[31] 《隋书》卷72，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667页。
[32] 《隋书》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76页。
[33] 《旧唐书》卷5，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89页。
[34] 《旧唐书》卷7，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46页。
[35] 《旧唐书》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06页。
作者简介
陈静，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出版文化；近年来关注女性与出版问题。出版有《唐宋律诗流变研究》《图说中国文化·艺术卷》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所撰传统文化普及类作品输出版权到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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