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拍卖丨眼高百代古无比 书法画法前人前——论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的重要价值
册页(十开十九页)水墨纸本25×14.4 cm.×191.杨瑞、江上琼山旧藏。江上琼山题盒并题函套签条,沈景修题册页签条。杨瑞题跋。2. 保留清代册页裱工并附日本盒。册页背面题字:此册于道光十四(1834)年季冬二十一日在西江市中购得,花银十一两。4. 江上琼山(1862-1924),名景逸,字希古甫,号琼山。室名:数峰青处。日本著名南画家。与晚清时期中国画家吴昌硕、陆恢等尤为深交。跟守山湘(马十风)学习中国绘画,跟冈田篁所学习书法。5. 沈景修(1835-1899)字蒙叔,号汲氏,嘉兴人,善书,俯仰古法,从衡正曹,真行入古,得杨少师韭花帖真传,偶写花卉,效法悲盦。6.“湘碧山房”或为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的斋号。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近代小说家,唯美派文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源氏物语》现代文的译者。代表作有《刺青》、《细雪》等。曾在1958年、1960-1965年7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谷崎是三井银行上海支店长土屋计左右(与吴昌硕交善)的同学,喜好中国文物。“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是石涛对八大山人艺术的赞誉,评价之高,世所罕见。八大山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在书法方面更是独辟蹊径,其书用笔不作锋芒,结构纵逸欹侧,以冷峻、空寂的风格,树立了文人书法的新格局,展现出圆融高古、独树一帜的面貌。
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局部)八大山人传世的书法作品从最早己亥年(1659)三十四岁的《传綮写生册》起,至乙酉年(1705)八十岁的《醉翁吟》止,在其书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比八大山人书法作品笔法与结构的演变,比较多位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以王方宇先生《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问题》一文的结论为标准,将八大山人书法划分为五个时期(图1)。五个时期以1683年为界限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有三个时期,即第一时期学欧阳询,第二时期学董其昌,第三时期学黄庭坚;第二阶段的两个时期又以癸酉年(1693)为界,之前为第四时期,之后为第五时期。本册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为王方宇先生所列八大山人书法创作第四时期的作品。按王方宇先生的分期法,八大山人书风的第一时期为1659年以前,第二时期为1659-1671年,第三时期为1671-1683年,第四时期为1683-1693年,第五时期为1693-1705年。各个时期典型代表作品,分述如下:第一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八大山人1657年作《传綮写生册》(图2),为典型学习唐人欧阳询、褚遂良的书风代表。第二时期1657-1671年间,逐渐转向学习董其昌行草笔法,代表作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有八大山人作《墨花图卷》题款部分(图3)。第三时期1671-1683年间,八大深得董其昌精髓的同时,开始仿宋人黄庭坚,用笔转为侧锋,结构开阔,字形倾斜。特别是上海博物馆藏其作于约1683年的《行书酒德颂卷》(图4),款有“仿山谷老人书”,为明确学习黄庭坚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自题个山小像》书法部分、上海博物馆藏八大山人《题夏雯看竹图》、启功先生藏《八大山人行草<瓮颂>》拓片(图5)等为代表。第四时期1683-1693年间,在学习黄庭坚书风的同时,八大山人一直留心魏晋,直追二王。董其昌、黄庭坚、二王三位一体,参杂楷书、行书、草书、章草笔意,形成了字形倾斜,结构开张,大小错落,简约复古的特点。代表作有启功先生藏《八大山人行草<爱梅述>》拓片(图6),石头书屋藏八大山人《行草乐苑卷》,故宫博物院藏八大山人《杂画册》草书对题部分(图7)、《草书卢鸿草堂诗册》(图8)、《行草西园雅集卷》(图9)以及本册《行草<杜诗>册》(图10)。第五时期1693-1705年间,经过前期不断地融合与探索,书风开始向内收敛,融合楷、行、草为一体,用笔由方转圆,结构趋于平稳,牵引连带,行气统一。尽显晋人风韵,开始走向成熟的典型面貌。此时期代表作品较多,不一一赘述。经过八大山人不断地仿古融合,求变创新,用笔上从圆到方,再从方到圆,结构上从平正到夸张,再从夸张到平正。穿插楷书、草书、章草、大草,以此循环往复,终成晚年个性鲜明的风格特征。
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录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诗,款署:“戊辰(1688年)八月二日”,时八大山人年六十三岁,为其第四时期典型书风代表作。
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局部)
此作与1688年8月5日创作的故宫博物院藏《行草西园雅集卷》时间仅差三天,《行草<杜诗>册》在前,《行草西园雅集卷》在后,二者皆以行草书之,前者行楷为主,偶作草书,敦厚持重;《行草西园雅集卷》多以草书为主,灵活放纵,恬静松弛。二者再与故宫博物院藏其于1686年作《草书卢鸿草堂诗册》相较,明显可以看出此时书风的高度一致性。《行草<杜诗>册》全篇以行书为主,融合黄庭坚与晋人的风格,用笔生涩有力,结构开张阔达,方圆浑厚的笔势恰好奠定了第五时期的标准面貌,从这个角度看,《行草<杜诗>册》在其确立八大书法风格中起到了承前启后与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制式上,《行草<杜诗>册》与启功藏1682年作的《行草<瓮颂>》拓片和1683年作的《行草<爱梅述>》拓片完全相同,题首都为篆字,正文以行草书写。另从单字与款识的对比中也不难发现,本册与其他第四时期作品风格的一致性(图11)着实无法臆造。《行草<杜诗>册》钤白文方印“八大山人”为印鉴缺录,此印仅在本册中用过,未见于其他作品。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在约1682年作《春秋海棠图》所钤“何负”印中。此册由江上琼山题盒并题函套签条,沈景修题册面签条。尾有道光时人雪斋杨瑞题跋,为杨瑞、江上琼山递藏。值得一提的是,册页背面题有“此册于道光十四年(1834)季冬二十一日在西江市中购得,花银十一两”字样,在八大去世129年后,本册才第一次出现在江西厂肆中,颇值玩味。
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
(沈景修题册面签条及册页背面题)
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杨瑞题跋)
八大山人的《行草<杜诗>册》,在书写时隐去了杜甫原诗题《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直接用篆书写“杜诗”标题。该诗是杜甫叹旧怀贤,悼念、缅怀司空王思礼,司徒李光弼,左仆射严武,汝阳郡王李琎,秘书监李邕,秘书少监苏源明,著作郎贬台州司户郑虔,右仆射相国张九龄《八哀诗》之一。这八人,严武、李琎、李邕、苏源明、郑虔皆与杜甫有旧,王思礼、李光弼、张九龄则因其贤而有咏叹。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局部)所怀者李琎(?-750)字嗣恭,为睿宗孙,让皇帝李宪子。眉宇秀整,性谨洁,善射,与贺知章为诗酒之交。亦为“饮中八仙”之一。封汝阳郡王,历太仆卿。八大山人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改封藩地在南昌的“宁王”一支,身世与李琎有殊途同归之合;宁王朱权与兄长燕王朱棣共同发动“靖难之役”,燕王得以称帝,朱权有“让王”之贤;八大山人出宁藩“弋阳郡王”支,与李琎“汝阳郡王”仅有一字之差;宁王朱权改封南昌后“不乐藩封”而好学博古,旁通释老,尤精音律,工戏曲,与李琎雅好音乐,妙达音旨,有异曲同工之妙;八大山人是宁献王朱权九代之孙,故《个山小像》说“瀑泉流远故侯家”。
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局部)
八大山人喜爱杜甫,晚年尤甚,在去世前二年的康熙甲申(1704)前后游南赣时,有《罗岩夜坐》诗说:“旅魂无着处,惟有少陵诗”,点明晚年出游时,随身携带的“惟有少陵诗”。其诗偈、跋文中亦有充分体现:康熙二十六年,《临杜诗及作比兴治体歌册》;二十七年《看花不值,仝沈友圣先生道牡丹少陵集中所无……》;至晚,在《行书临法帖页》中引苏东坡:“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余以为若论诗画,于此尽矣”评价;又有《行楷书法册·杜甫诗》:“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等等这些作品,即是八大山人晚年喜好“少陵诗”的直接证据。
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局部)
八大山人一生中,尝有借前人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再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身世、经历融入其中,常常会有数字与原诗不同。此《行草<杜诗>册》与原诗亦有9字不同,分别为:髯(鬚)、昔(往)、容(听)、飞(腾)、出(飞)、入(又)、匀(鳞)、惟(唯)、未(味),即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通篇书写每行以四至六字不等,仅书“命”“圣”“帝”三字另起一行,以致前行只余二字,此中颇具深意,这或许又是一种对自身身世的隐喻。故好友罗牧《赠八大山人》说:“山人旧是缁袍客,忽到人间弄笔墨……少陵先生惜不在,眼前谁复哀王孙。”从1684年八大山人用“八大山人”四字署款以后,名声大震,求者甚重。本册为最新发现的署款“八大山人”四年后的典型书法代表作,是其探索书风变革的一次重要体现,更可以通过此册追踪八大山人的书法渊源,探求他的书学思想,使此期书风发展之轨迹更加生动而明确。
八大山人《行草<杜诗>册》(局部)据研究统计,类似《行草<杜诗>册》此期的完整册页或手卷书法作品仅有十余件存世,且几乎都为公藏,可谓是一纸难求。《行草<杜诗>册》作为目前市场唯一可流通的第四时期书法册,堪称巨迹。不论书法还是绘画,八大的作品一直深受市场追捧,而完整之书法册页仅见《宋之问诗册》,并于2019年在香港拍得3012万港币善价。本册首尾完整,递藏清晰,装潢考究,兼具书法艺术、学术研究等多重价值,弥足珍贵。本册为《全集》所佚,其补白之功及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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