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珍：康熙四十七年众臣保举皇太子释疑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帝以“不孝不仁”为由废黜皇太子允礽，旋即后悔。他逐步发现，直郡王允禔于允礽未废之前谋欲行刺，且与皇八子允禩结党，力推允禩以取代允礽；允禩在查办允礽乳父、原内务府总管凌普家产案时所查未尽，“妄博虚名”。于是，令将允禩锁拿，交与议政处审理。十月初，允禩革去贝勒，降为闲散宗室。是月中旬，允禔指使蒙古喇嘛镇魇允礽事发，被幽禁。允禩得到开脱，受召见。十一月，康熙帝令满汉大臣于众皇子中推举一人为皇太子，许诺除允禔外，“众议谁属，朕即从之”。其意欲复立允礽，并向满汉大臣有所透露。可是，满汉大臣竟一致保举有才干、孚众望、性情平易的允禩为皇太子。康熙帝驳回此议，称：“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当月，允禩复封多罗贝勒。

经过一番查询，康熙帝认为已掌握有关情况。四十八年正月，严厉追究保举允禩的首倡者。

二 从整体视角看保举过程

修讫于雍正八年（1730）的《清圣祖实录》，对康熙四十七年众臣保举皇太子的首倡人有如下透露。

其一，四十七年十一月满汉大臣等会同详议时，“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遂私相计议，与诸大臣暗通消息，书八阿哥三字于纸，交内侍梁九功、李玉转奏。”

其二，四十八年正月康熙帝对满汉众臣表示：“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允禩，默喻于众，众乃畏惧伊等，依阿立议耳。”

仅从这两条史料看，上述六人特别是佟国维与马齐为保举允禩的首倡者。

综合传记档案（见下文）与《清圣祖实录》的记载，所谓众臣保举允禩，大约是由相继发生的数件事所构成。

1.国舅佟国维谏阻复立废太子允礽

四十七年十一月初，有朝臣为废太子允礽条陈保奏。康熙帝颁谕诸臣，为允礽的种种恶行开脱，显示复立之意。致仕十载的原领侍卫内大臣、国舅佟国维深谙此情，感到不安。他认为，允礽贪暴虐众，人心尽失，万不可复立。遂密奏称：“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若日后皇上易于措处，祈速赐睿断。或日后难于措处，亦祈速赐睿断。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康熙帝对此谏言十分反感，佟国维却受到众臣赞许：“如此方谓之国舅大臣，不惧死亡，敢行陈奏。”

2.首席满洲大学士马齐将部分满臣拟举允禩之意转达汉臣

据一件撰写于乾隆年间、未被清修马齐传记采用的国史馆档案称，“（康熙）四十七年，内大臣佟国维等密奏建储，上令大臣会议保奏。疑马齐附国维，特命勿预”。所谓佟国维密奏建储，并非事实。其密奏是在康熙帝命众臣保举皇太子之前。他在密奏中只是婉言劝阻复立废太子，并未奏请建储并提出储贰人选。

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全体朝臣应召赴畅春园。因佟国维密奏事在朝中影响颇大，康熙帝担心马齐附和其意，故在部分亲信满臣聆听面谕时说：“议此事，勿令马齐预之。”接着，满汉大臣陆续来到会议地。这时，马齐尚未退席，居显位。坐在他身边的是另一位满洲大学士温达。满汉大学士中排名第二位的汉族大学士张玉书后至，问马齐与温达：“何故召集诸臣？”温达听罢不语，马齐告知张玉书：“命于诸阿哥中举可为皇太子者。”张玉书又问：“所举者为谁？”马齐答：“尚未定，闻人中有欲举八阿哥（允禩）者。”言罢，离开会议地。从马齐的语气看，他对“欲举八阿哥”的意向是赞同的。康熙年间，满汉大臣隔膜仍深，处境迥异。议事时，汉族大学士或予附和，少有己见，况且这次是保举皇储。马齐的回答对于汉臣当有较大影响。

3.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等在会议中示意众人保举允禩

以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为首的满汉大臣分班列坐后，先是沉寂片刻，接着纷纷低声议论，感到“此事关系甚大，非人臣所当言，我等如何可以推举”。此时，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内大臣鄂伦岱、户部右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户部尚书王鸿绪等于手心俱写一八字。众人领悟，没有异议。于是，书八阿哥三字于纸，交内侍转奏。

看来，佟国维与马齐虽是保举允禩的首倡者，但说他们“以当举允禩，默喻于众”并不属实。不过的确有一批满洲重臣在此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 从保举皇太子看朝臣中坚的构成与特点

康熙二十七年，满洲大臣明珠因把持内阁、抵制上意而被革去大学士，但仍受信任（病逝于四十七年四月）。三十六年，和硕康亲王杰书去世，议政大臣内再无议政王。四十二年，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因卷入康熙帝与储君允礽的矛盾而被拘捕，不久死于禁所。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事件发生时，朝中既无权臣，满洲宗室中也乏一言九鼎之人，然而中坚力量依然存在。

了解这一中坚力量，需要对朝廷部分重要部门及其首要大臣的情况做一勾勒。

此时，宗人府宗令之位已空缺七载（四十九年由前任宗令、简亲王雅布子雅尔江阿继任）。担任左宗人的镇国公苏努比较能干，虽然意属皇八子允禩，其地位与影响力尚不突出。

领侍卫内大臣五人（公福善五月卒，博鼎九月任，二人未计内），依次为尚之隆、公阿灵阿，公颇尔喷（一作盆）、侯巴浑岱、宗室公鄂飞。其中，名列第二位、时年39岁的阿灵阿最为强势。阿灵阿，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清朝开国元勋额亦都之孙，一等公遏必隆第五子，孝昭仁皇后、温僖贵妃幼弟。阿灵阿有才力，性耿直，敢担当。在朝中颇有声名，人称无愧勋旧大臣子弟，处事公正，铁面无私。病逝于康熙五十五年。

内大臣三人（明珠已逝，伯唐保住四月调任，二人未计内），依次为公诺尔布、公鄂伦岱、侯陈泰。三人中，鄂伦岱最得宠信。他是康熙帝的大舅、康熙二十九年在乌兰布通战役阵亡的佟国纲长子。鄂伦岱生性明敏，桀骜不驯，能言善辩，办事干练。四十七年，约40岁。雍正四年以“固结死党，怙恶不悛”罪被处斩。

大学士五人（是年正月席哈纳致仕，未计内），依次为马齐、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温达。满汉比例是二比三：满臣马齐、温达，汉臣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温达出身寒微，性平和，寡交游。四十六年十二月由吏部尚书晋升大学士。一生笃行孝义，谨言慎行，才力稍逊。名列首位的马齐是大学士中核心人物，时年57岁。机敏练达，多谋善断。他是内大臣哈什屯之孙，户部尚书米思翰次子。因为通晓汉文，17岁由荫生授工部员外郎。为官71载，历相三朝，年逾大耋。乾隆四年（1739）病逝。

满洲大臣中较为突出的还有揆叙和佟国维。

揆叙是大学士明珠次子，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弟。先任侍卫，三十七年冬入值南书房。三十八年，康熙帝向众臣夸赞年仅25岁的揆叙，称他“极是小心老成，居官甚好，学问、文章满洲中第一。”四年后，揆叙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十七年，35岁。四月迁工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出身相门而行事低调，谦和慎谨。任议政大臣，所言中机要，有威信。病逝于康熙五十六年。

佟国维是康熙帝的二舅。平实好学，淡泊名利。康熙十二年冬，杨起隆等号召八旗奴仆在京起事。佟国维告发有功，廷议嘉奖。他却奏称汉军旗人郎廷枢告变在先，执意将爵位让与郎姓。佟国维的长女为孝懿仁皇后，幼女为贵妃（雍正初年尊封皇贵妃）。长孙顺安颜，娶康熙帝第九女固伦温宪公主。二十一年，佟国维任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三十六年以疾乞休，奉旨以原官致仕。四十一年，六十大寿，得赐“仁善谨恪”匾额及御制诗。内云：“领袖髙门称退让，英华雅望冠椒房。谦和不恃勋臣贵，谨恪能承宠眷长。”四十七年，佟国维66岁。不在议政之列，于朝中威望仍高。

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等分别隶属于两黄旗。除去佟国维年过六旬，余者均值盛年。

此外，户部尚书王鸿绪是汉臣中较为少见的敢言者之一。其有关情况本文从略。

这里有两点犹须关注：

佟国维等人与封在正蓝旗的皇八子允禩之间，似不存在荣辱与共的关系。如果说他们已与八阿哥结党，显与事实不符。保举允禩事件发生后，康熙帝分别对佟国维、马齐予以严责、惩处，但依然将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等视为心腹。直至康熙帝去世前，阿灵阿、鄂伦岱等对允禩始终有好感，对废太子允礽深恶痛绝，但似无拉党结派的具体表现。雍正帝胤禛继位后，对这些人予以严惩。主要原因是他们曾在奉命保举皇储时力举允禩，而不是时为四阿哥的胤禛本人。即便如此，这些指斥尚乏能够证实其结党的具体事例，此其一。

佟国维、马齐、阿灵阿等人之间，亦无结党迹象。他们在奉旨保举皇太子这一重大国事上看法相同，行动一致，然而平时的私人关系似乎一般。倘非如此，雍正帝对他们的反复批斥中不会只字未提。这与允礽戚属索额图等与允礽利害相关，故在允礽与康熙帝的矛盾中偏向允礽大有不同，此其二。

可见四十七年保举皇储事件中所显现出的中坚力量，是由朝中比较正派、敢于担当、口碑好、有威望的满洲重臣构成的。他们较少为个人身家计，主要从如何有利于巩固王朝基业出发，坚持选贤的满洲传统，充分发挥其影响力，以致出现满汉大臣一致保举允禩为皇太子的罕见现象。这是一批真正为朝廷效命，具有诤诤古士之风的满臣群体。康熙帝一意孤行，否决众臣意志，其后果不仅再立再废，而且严重打击了部分满洲大臣的公正之心和直谏的胆魄，致使中坚消殒，正气无存，人心涣散。这批满洲精英人物随即发生分化。有的远离政坛颐养天年（如佟国维），有的复职后惟旨是从，尸位素餐（如马齐），也有的锋芒或在，再无充分展露机会（如阿灵阿、鄂伦岱等）。这种变与不变，决定了其后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众臣共举皇储的失败，预示着康熙帝专制独裁下庙堂风气的转变、清朝皇权的进一步强化以及康熙朝解决皇储问题的暗淡前景。

还须指出，四十七年十一月康熙帝令诸臣推举皇太子时，特让额驸班第等参与议政，并告知众臣：“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虽蒙古人，其心诚实，朕深知之。新满洲娄徵额侍朕左右殆三十余年，其人亦极诚实。今令伊等与满汉大臣等会同详议，于诸阿哥中举奏一人。”按，额驸班第是康熙帝的舅爷满珠习礼之孙，康熙九年娶顺治帝的养女和硕端敏公主。娄徵额原为御前侍卫，康熙四十四年由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任满洲副都统。俩人对康熙帝忠心耿耿，但在朝臣中缺乏威信，又非善辩能言之人。康熙帝期待通过他们在会议时贯彻其旨意，却事与愿违。会议前，康熙帝又特召大学士李光地入内，问：“废皇太子病如何医治，方可痊愈？”李光地奏称：“徐徐调治，天下之福”。康熙帝暗示复立允礽之意，李光地的回答表明已心领神会。可是，满汉众臣议事时，善于见风使舵的李光地未将此意透露给众臣。

虽然有意掺沙子并利用传话筒，康熙帝想让众臣初次会议时提议复立允礽的愿望终未实现。可见封建帝王无论怎样机关算尽，如果一味独断专行，难免有失算之时。

四 史料记载不确抉微

皇帝讲话有时缺乏严谨，而官修史籍照录不纠；相关档案的记载有时没有明确时间。因此，我们通过官修史籍、原始档案所了解的一些史事，可能仍与事实有出入，或易产生误解。仅举同康熙四十七年保举皇太子有关联的三例。

例1 马齐“御前拂袖而出”。

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召集满汉大臣，追查保举允禩为皇太子一事。张玉书被迫陈奏当日保举情形后，马齐为己奏辨：“臣实庸劣无知，但素无朋比怀私之事”，并说明回答张玉书所问之经过。第二天，康熙帝谕满汉众臣：“朕因马齐效力年久，初心俟其年老，听彼休致，以保全之。昨乃身作威势，拂袖而出，众人见之，皆为寒心。如此不诛，将谁诛乎。著将伊族属一并拘拿。尔等传问马齐，伊之作威可畏，果何益哉。马齐奏曰：臣原无威势，但因事务重大，心中惊惧，并不知作何举动。臣罪当死。奏入，谕曰：马齐……不念朕恩，擅作威势，朕为人主，岂能容此。……马齐于御前拂袖而出，殊为可恶，不可留于斯世者也。”

依据《清圣祖实录》上述记载，马齐是在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受到康熙帝斥责后，表露强烈不满，以致“身作威势”，当着康熙帝面“拂袖而出”，愤然离开。这一情景不免让人生疑：马齐虽然是镶黄旗老臣，康熙帝对三上旗老臣一向宽厚。可是，马齐竟敢在皇帝与满汉众臣前有此举止，无论当时皇权高度集中，皇帝乾纲独断的宫廷氛围，还是康熙帝与马齐之间具有的八旗主奴关系，似都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

马齐的传记档案解开了这一谜团。据档案载，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谕廷臣曰：马齐事朕久，方思保全之。乃闻其保奏储贰时陵轹同列，拂袖而起，人臣作威福如此，罪不可赦。遂下其族于狱，并令马齐对状”。

将上述档案与前引《清圣祖实录》中马齐为其“举动”所作辩解并观，即可看出真相：此事其实发生在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众臣聚集，拟行保举皇太子之时。马齐明确回答张玉书关于“所举为谁”的问题后，甩下衣袖，走出会议场所。其神态镇定，步履从容，如同以往。所谓“拂袖”，或是其平日习惯使然。可是，在康熙帝严厉追查下，马齐当时的表现由同僚密报并加以夸大。于是，其神色与“拂袖”之举便被康熙帝赋予政治含义，扣上“擅作威势”之罪名。实际上，康熙帝所以有此看法，绝非因为马齐“保奏储贰时陵轹同列”，而是在对储君人选的看法上违背了他的意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圣祖实录》的监修总裁官恰是大学士马齐本人。

例2 “马齐、佟国维与允禔为党”

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谕旨称：“今马齐、佟国维与允禔为党，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按，已如前述，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向与允礽不睦。四十七年九月随康熙帝从塞外返京途中，因感到自己于储位无望，转而保举皇八子允禩为皇太子，并说他当辅佐允禩，以试探皇父。康熙帝由此认为允禔同允禩结党并厌恶允禩。如果康熙帝仅以佟国维劝谏复立允礽、马齐向汉臣转达大臣中有欲举允禩之动议，乃称两人“与允禔为党”，有失公允。若据此判断马齐、佟国维与允禔的关系，或与实情相距甚远。

例3 马齐“与皇太子反目”

康熙帝给步军统领托合齐的一纸谕旨称：“今马齐父子、朕之包衣牛录、浑托豁下佛保等人，伊等皆系已与皇太子反目之人，奢望转向大阿哥者多。”这件满文谕旨没有日期。托合齐担任步军统领是在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年期间。根据有关情况看，谕旨似写于四十八年三月允礽被复立为皇太子后，五十年十月托合齐被解除步军统领任之前。所写谕旨的时间大体明确后，可知康熙帝认为马齐已与皇太子反目之根据，很可能仍是马齐在四十七年保举皇太子时的态度。此前，首席大学士马齐绝无可能与皇储允礽反目。四十八年正月，马齐被革去大学士，交允禩严行拘禁。三月，复立允礽为皇太子。是年冬，俄罗斯人来京贸易。马齐获释，仍管俄罗斯事务。五十一年署理内务府总管。五十五年，复任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四十八年三月允礽复立后至五十年十月托合齐被解职前，马齐尚未复职，似更无可能与皇太子允礽不睦。

五 读清代史料勿与清帝“同好恶”

清代官私史籍记述某些人和事时，往往隐含撰者对记述对象的看法。其撰述口吻、所寓褒贬以及对相关史料的取舍等等，大都是以皇帝对某人某事的定论为准则。所以，我们在研读、采用史料时，需要具有批判性思维。

例如，如何看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众臣保举皇太子事件。倘若站在与《清实录》等官修史籍相一致立场，就会对佟国维劝阻复立允礽、马齐向汉臣转达满臣意向、阿灵阿等人倡举允禩等做法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这样做打乱了康熙帝的既定部署。这种判断或会在我们对史事的论述中有所流露。

再如，清修传记中对于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等人的记述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事迹简略，二是较多引用皇帝对传主的斥责。原因是，这些人虽然并未由于保举皇太子事件而失去康熙帝的倚信，却因此被当时尚为皇四子的雍正帝胤禛衔恨于心，并在继位后大肆报复，竭力诋毁其有关行为。雍正二年，命于已故阿灵阿、揆叙墓上分别镌刻污蔑文字。四年，令将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及鄂伦岱分别于发配地处斩。如果我们重新认识与评价阿灵阿等在四十七年十一月保举皇太子时的行为，显然需要对他们在清修传记中的形象及其事迹予以修正和补充。

史料不等于史实。由于年代久远，语境消失，依据官修正史、私人著述、碑刻文献或原始档案，有时依然难以体味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面性和丰富性。原始档案既能提供正史记载中所没有的内容，也有可能存在谬误，或由于没有书写日期等原因，误导我们对相关人事产生不符合实际的看法。

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了解历史上的人与事，认识、分析朝臣所曾依存的宫廷和社会，以期接近真实，找寻规律，鉴古知今，这是一条艰难之路，也是历史探研之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