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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相卿:新材料与北宋韩琦家族的历史“拼接”

  • 古籍
  • 2022年10月21日12时

《安阳韩琦家族墓地》新公布的墓志中所见普安郡太君崔夫人为韩琦之妾,此墓志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北宋妾墓志文本。新出土墓志“激活”和“拼接”了之前“支离破碎”的材料,深化了对韩琦侄韩孝彦生平、仕宦及婚姻的认识。另外,通过对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中保存的韩纯彦妻令人孙氏墓志对比,寻找其中的差异,通过此种差异现象,观察墓志碑铭的撰写者与求铭者的不同理念,为研究墓志碑铭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与视角,从而丰富和推进了韩琦家族史及新出土墓志碑铭的研究。


学界对宋代家族史或家庭史研究,在史料运用上重视墓志铭,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1]现已形成相当丰富的成果。[2]就北宋韩琦家族个案而言,王曾瑜从起家、政治沉浮、家族迁徙、婚姻关系、教育及经济情况等出发,全面梳理了两宋相州韩氏家族的兴衰;[3]陶晋生以韩琦家族在北宋的婚姻和家庭情况为中心进行探讨,藉以观察韩氏家族的运作和维持;[4]游彪深刻剖析了韩琦父亲韩国华墓志铭、神道碑等资料对韩国华形象的重新“塑造”,[5]以及韩琦对家族建构的曲折历程,[6]以上研究均为极具分量的作品。2012年7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安阳韩琦家族墓地》一书,收录了新出土韩琦家族成员墓志9方,其中6方为传世文献所无,新资料的问世无疑为韩琦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兹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宋代传世文献,对新出土墓志进行整理分析,以期对韩琦家族史及宋代墓志碑铭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普安郡太君崔氏为韩琦之妾考


此次新出土韩琦家族墓志中,女性墓志有5方,4方为传世文献所无,非常值得关注,其中出土了韩琦夫人墓志2方,分别为“安国夫人崔氏墓志铭”和“普安郡太君崔夫人墓志铭”。孔德铭通过对新出土墓志铭的释读和分析,认为两位崔氏是韩琦的“夫人和二夫人”。[7]郑栋辉把安国夫人崔氏和普安郡太君崔氏墓志标题定为“韩琦初室崔氏墓志”和“韩琦继室崔氏墓志”。[8]实际上均不准确。


有关韩琦妻崔氏,韩琦熙宁八年(1074)六月去世之后,陈荐撰其墓志铭曰:“(公)娶尚书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国夫人。柔嘉慈顺,治内事有法度,先公而亡,公之葬,祔焉。”[9]知韩琦妻为尚书工部侍郎崔立之女,先于韩琦去世,在熙宁八年(1074)韩琦去世时追封魏国夫人。此次出土的安国夫人崔氏墓志中云:“父立,方重有干略,为世吏师,位至工部侍郎致仕。夫人即侍郎之第五女也。”[10]可知此安国夫人崔氏,即为韩琦去世之后追封的魏国夫人崔氏。


除安国夫人崔氏外,新出土《宋故普安郡太君崔氏墓志铭》(图版四)亦称其为韩琦夫人,其与韩琦之间关系究竟为何,值得深入讨论,为方便考察,现将此墓志重新录文如下:


宋故普安郡太君崔夫人墓志铭

翰林学士承旨太中大夫知制诰兼侍读实录修撰骁骑尉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邓洵仁撰/

朝散郎试尚书工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敕令骁骑尉赐紫金鱼袋范坦书/

中大夫充显谟阁待制知拱州军州事充东辅马步军都总管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孙鼛篆盖/

夫人崔氏,世为真定良家,少归/魏国忠献韩公,寔生粹彦,字师美。夫人始娠,一夕得异梦,以告忠献公。公曰/:“尔当有子而贵。”师美生十一岁而公薨,夫人抚视教育皆有法度。每以/忠献公平日居家事国忠孝之行以告戒之。故师美历仕在朝,以才/能称于时。绍圣中,/哲宗皇帝召对便殿,称旨,遍谕二府嘉奖,命留为省官。夫人喜谓曰/:“主上褒遇甚厚,益尽节以图报称。”师美自尚书吏部郎中出知陈州,迎奉夫人/之郡。夫人常以推行诏令恤民慎刑为戒,故师美在陈,政号循良。以师美/登朝,封仁寿县太君,/今上南郊,始得荫子,复请于朝,祈改封夫人普安郡太君,诏特从/之。夫人纯厚警敏,遇人至诚,终身无一妄语。自魏国夫人薨,忠献公即/以家政付之,夫人接遇内外亲属,无不欢心,忠献公喜赈施,而夫人尤/能识公之意,族中每有干公者,夫人必为启赞,使各充满而去,而自奉/菲薄若韦素家。女工、音律无不精通,平居以礼自持,虽独处静室,俨若待宾。忠/献公严于家祀,夫人岁时承事,极于精洁。忠献公薨,不懈益虔。晚年奉佛尤/谨,每夙兴危坐,读诵达旦,至晡而罢。大观二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终于相州之私第,/享年六十六,孙男十二人:长曰哲,将仕郎、霸州司理参军,蚤卒;次曰括,将仕郎、恩州武城县主簿;次曰拓,太庙斋郎;次曰极,承务郎;次曰格、曰检、曰楫、曰程、曰和,余皆不/育。孙女七人:长适宣德郎、守殿中丞蔡庄;次适宣义郎、监卫州仓草场蔡坚,并蚤卒。/次继适庄,余皆在室。曾孙男三人:长曰永胄,次曰恂胄,次曰慎胄。曾孙女一人,并幼。/夫人侍忠献公逾二十年,堂无嫡寔,主内事而谦恭,祗慎无一毫间然,虽忠献公治家有法,亦夫人贤德所自,宗族皆谓夫人当益享荣养寿考之报。而/命胡不淑,哭者无不悲恸,殁之二日,师美梦夫人谓曰:“我当往西方取经,释氏谓/净土是也,汝无过忧。”岂非夫人积善之报欤!师美以大观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举/葬夫人于丰安村忠献公之茔侧,而来求铭,乃为铭。曰:/

猗欤夫人,淑慎厥德。来归华宗,内外作则。/

躬享荣养,庆流后昆。是训是承,克绍清芬。/

煌煌元勋,魏公之阡。往从安之,万祀不騫。/

大名程章刻/


墓志称普安郡太君崔氏侍奉忠献公韩琦“逾二十年,堂无嫡寔,主内事而谦恭祗慎”,可以推之其归于韩琦的时间当为仁宗至和二年(1056)前后。而新出土韩琦妻安国夫人崔氏墓志铭中显示,安国夫人崔氏“嘉祐七年九月三日薨,享年五十六”[11],故普安郡太君崔氏归于韩琦时,安国夫人崔氏仍健在,故她绝不可能为韩琦续娶之妻。那么,普安郡太君崔氏在韩琦家族中应属于什么身份呢?


首先,墓志开篇即言“夫人崔氏,世为真定良家”。而《宋刑统》沿袭唐代律令云:“妾者,娶良人为之。”[12]墓志中着力强调普安郡太君崔氏的良人身份,实际上恰恰是从反面说明了墓主身份非妻,若为正妻则不必言此。普安郡太君崔氏“大观二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终于相州之私第,享年六十六”,可推知她生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少韩琦35岁,年龄较为悬殊。前述已知其至和二年(1056)年归于韩琦,即她13岁左右,当时韩琦近50岁,差距也相当大,故墓志中称她与韩琦结合为“少归魏国忠献韩公”,用“少归”这样的模糊字眼,一笔带过她非正妻的身份。


其次,墓志中叙述了崔夫人授予封号的情况:“以师美登朝,封仁寿县太君,今上南郊,始得荫子,复请于朝,祈改封夫人普安郡太君,诏特从之。”知崔氏先后被封为“仁寿县太君”和“普安郡太君”,均是因为其子韩粹彦。前述已知韩琦妻安国夫人崔氏去世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此后因韩琦罢相及去世,皆有恩荫家族成员的记录,然都没有涉及到普安郡太君崔氏,也即崔氏得封乃是母以子贵而非妻以夫荣,这符合北宋妾封赠的一般情况。


最后,就墓葬形式而论,韩琦与安国夫人崔氏合葬,而普安郡太夫人崔氏位于韩琦墓东边约100米处,二者墓室大体东西平行,应属侍葬。[13]墓志还提及安国夫人崔氏去世后,韩琦委托她处理家政,且“忠献公严于家祀,夫人岁时承事极于精洁,忠献公薨不懈益虔”,说明她可以参与甚至主持韩氏家族的祭祀,在家族中有一定的地位。而宋代婢女即使为主人生育子嗣,仍不可能参与祭祀。[14]综合以上可以判断,普安郡太君崔氏应为韩琦之妾。


宋代有关妾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15]然北宋时期妾墓志数量极少,据学者考证仅发现5方相关墓志和1方改葬志,且其中4方与韩琦家族有关,[16]此方韩琦妾普安郡太君崔氏墓志出土,一方面为北宋妾墓志增加了一个鲜活案例,可以进行综合考察;另一方面,妾墓志相对多的出现于韩琦家族,是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这当和韩琦家族的丧葬理念密切相关,可以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韩琦侄韩孝彦生平及婚姻关系的“激活”


史籍有关韩琦三兄韩琚之子韩孝彦的记载极度缺乏,仅知康定元年(1040)其父韩琚去世时为太庙斋郎,[17]韩琦熙宁八年(1075)去世时,用韩琦遗奏,“孝彦、纯彦、粹彦升一任”,[18]除此之外,传世文献再无记载。然而,出土的一方改葬志和三方墓志铭提供了更多线索,改葬志是韩僖为其母所撰,拓片长宽均55cm,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编号“章1284”,题名“韩僖母时氏改葬志”。其录文云:


大观三年十一月,/先妣永嘉郡君张氏之葬,/先公命以僖、俣所生母时氏之/柩侍葬于圹中。政和二年春,/先公寝疾,顾谓俣曰:“吾近作寿棺稍/大,恐墓内无余地,它日,可迁汝/所生母于它所。”今以七月五日,葬我/先公,僖等谨遵/遗命,奉所生母柩葬于崇福院/之东,九兄所生母艾氏墓园内之/庚穴云。孤子韩僖谨记。/[19]


根据韩僖所记称永嘉郡君张氏为妣,时氏为所生母,可以得知其父妻为张氏,封永嘉郡君,大观三年(1109)十一月葬。其所生母时氏可能为父亲之妾,大观三年得以侍葬张氏圹中。政和二年(1112)七月,韩僖父去世并与妻子张氏合葬,而迁韩僖生母时氏葬于崇福院之东九兄所生母艾氏墓园当中。


韩僖所谓的九兄所生母艾氏,墓志为韩治所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编号“章1264”,拓片长57cm,宽58cm,其录文曰:


宋故夫人艾氏墓志铭

朝请郎尚书吏部郎中上护军赐绯鱼袋韩治撰/

左朝议大夫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王东珣书/

余九兄穆之,即/伯父朝议大夫、直秘阁讳正彦之第三子,嫡母/夫人曰王氏,寿安县君,所生母艾氏,生穆之,三/岁乃去,归父母家。后二十年,穆之既仕,知母在/外,刻志求访,一日,遇于京师,遂迎之官。孝养十余/年,元祐四年十月初九日,以疾终于密州之官舍,/享年五十六。穆之去官,心丧三年。绍圣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因/伯父直阁公葬相州安阳县新安村之茔,乃葬/夫人于孝亲崇福院之侧。夫人之为母道也,肃静/而俭约,教勉厥子以有立。穆之虽从仕州县,未尝/辄废学问,盖方进而未艾也。穆之名韶,今为宣德/郎、知开封府鄢陵县事云。铭曰:

生而享有子之养,/殁得归新安之原。/荣则多矣,复何恨焉。/[20]


通过墓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韩僖与韩治所谓的九兄,为韩正彦之第三子韩韶。第二,韩正彦娶妻王氏,封寿安县君,艾氏应该为韩正彦家婢女。所以在生育韩韶三年之后,仍归于父母家。第三,在韩韶的努力下,最终寻找到生母艾氏,并悉心照料十余年,并在她去世之后,侍葬韩正彦于家族在安阳的祖茔新安村之茔。由此可推知,韩僖所生母时氏政和二年迁葬时氏墓园,也在新安茔中。


事实上,韩僖所生母时氏去世于元祐三年(1088),当时并未安葬,杨信功大观三年左右撰其墓志铭,拓片长56cm,宽52cm,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编号“章1285”,题名“宋故时氏墓志铭”。其中曰:


时氏汴人,自少事中散韩公、永嘉郡君张氏,服勤柔顺。永嘉抚爱特厚,相继生二子,益自抑畏。奉永嘉弥谨,从中散公通判成都,时氏以疾卒于官舍,实元祐三年三月二十日也,年二十三。所生子二人,长曰僖,登仕郎、行相州汤阴县主簿;次曰侨,将仕郎、监淮阳军宿迁县市易务。时氏之亡,中散公与永嘉甚悲怜之,故自成都数千里之远,携其丧以归厝于相州开元寺。大观三年十一月葬永嘉于新安祖茔之侧,命置时氏圹中而侍葬焉。[21]


此为大观三年(1109)初葬时氏的情况,从中可知,时氏应先为中散韩公家婢,生育二子韩僖和韩侨(后改名韩俣),并从韩公仕宦成都,23岁去世,或已经成为韩氏之妾,故得以侍葬夫人张氏于新安祖茔。《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拟此墓志名称为“韩君妻时氏墓志”并不准确,当为误拟。另外,这里还指明了韩僖之父即韩中散公(按:中散为中散大夫简称),但并未具名。

另一方墓志铭也透漏出韩僖、韩僖所生母时氏、韩僖父中散公等信息。此墓志是韩治为中散韩公妾刘氏所撰,拓片长58cm,宽60cm,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编号“章1304”,拟墓志名为“韩君姬刘氏墓志”。其中称:


刘氏,博野人,吾叔中散大夫之姬也。生五子,二男三女。男庆来、王老,蚤夭。宣教郎李德充、尚书吏部元外郎杨信功、将作监李祓,三女之婿也。刘性谨厚,吾叔与张郡君皆倚信之。政和三年八月十三日卒于安阳之第,宣和元年九月十七日葬于水冶之茔,年六十有三。葬与时氏同穴,时氏,吾叔长子僖之所生母也。[22]


墓志显示中散韩公与永嘉郡君张氏皆倚重信任刘氏,则她侍奉中散韩公时张氏仍健在,断不可能为韩公之妻。根据韩治所言,刘氏为中散大夫韩公之“姬”,这实际上是妾的另一种称谓,刘氏与时氏同穴而葬,家族地位应该大体相当,亦可佐证时氏应为中散韩公之妾。刘氏与中散韩公生育韩庆来、韩王老二男,皆早亡,三女分别嫁于李德充、杨信功和李祓。刘氏政和三年去世,宣和元年与时氏同穴而葬。


此墓志中一个关键信息是韩治称“吾叔中散大夫”,则韩治此叔父为何人?弄清此问题,上述墓志的有效信息就能完全利用。据陶晋生考证,北相州韩氏家族韩治之父韩忠彦辈计有13人,[23]其中韩治之父韩忠彦出生于宝元元年(1038),既然韩治称此人为叔,则年龄当小于韩忠彦,否则应该称伯。在韩氏家族“彦”字辈13人中,早亡3人,长于韩忠彦者4人,除了陶晋生考证的韩公彦、韩方彦和韩直彦外,还有前述韩忠彦子韩治所谓的“伯父朝议大夫”韩正彦。少于韩忠彦者5人:韩纯彦妻乃令人孙氏,为孙固之小女儿,其墓志收录于《竹隐畸士集》中,令人孙氏墓志此次亦有出土墓志(容后详述);韩粹彦“娶陈氏,资政殿学士(陈)荐之女”[24];韩嘉彦娶神宗第三女唐国长公主[25]。以婚姻关系判断,韩纯彦、韩粹彦与韩嘉彦三人均可排除,故中散韩公当为韩孝彦和韩端彦中的一位。赵振华曾猜测此中散韩公可能为韩端彦,并未论证。[26]笔者之前也曾认为,符合韩治叔父条件的仅韩端彦一人,[27]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


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分析几位女性的葬地和北宋韩琦家族的祖茔特征。通过墓志可知,大观三年十一月,中散韩公安葬妻张氏于新安祖茔,妾时氏侍葬圹中。政和二年春,中散韩公病逝,要求与妻合葬,并迁妾时氏到兄韩正彦妾艾氏墓园当中。而前述已知,艾氏绍圣年间已经葬于祖茔新安茔中,故可知时氏虽经迁葬,仍是葬于新安茔中,后来与其同穴的刘氏亦然。北宋韩琦家族在相州的墓地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以韩国华为始祖的新安茔,安葬韩国华及除了韩琦之外的子孙。另一个是以韩琦为始祖的丰安茔,安葬韩琦及其直系子孙。[28]既然这几位女性均安葬于新安茔中,则绝非韩琦直系子孙,则中散韩公绝不可能为韩端彦,当为韩孝彦无疑[29]。


基于上述考证,我们可以对韩孝彦的生平、婚姻及子嗣情况再做梳理:韩孝彦康定元年(1040)其父去世时为太庙斋郎,熙宁八年(1075)韩琦去世时,用韩琦遗奏升一任,政和二年(1112)去世,官至中散大夫。生活仕宦于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韩孝彦娶张氏为妻,封永嘉郡君,大观三年(1109)去世,未见有子嗣记录,有妾时氏和刘氏二人。时氏可能先为韩端彦家婢,后因育有二子而成为韩端彦之妾,元祐三年(1088)去世,时23岁;她与韩孝彦生育二子:韩僖和韩俣。刘氏博野人,亦为韩孝彦之妾,政和三年(1113)去世,宣和元年(1119)葬,去世时63岁,和韩孝彦生育二男三女。男韩庆来、韩王老均早夭,女儿分别嫁给宣教郎李德充、尚书吏部元外郎杨信功和将作监李祓。


因墓志材料中墓志称谓用职官信息代替,较为隐晦,且诸多材料“支离破碎”,导致研究者难以准确把握。陶晋生认为韩僖应为韩直彦第二子,然并未考虑到韩直彦卒于皇祐三年(1053),而韩僖父卒于政和二年(1112)。[30]李国玲在《宋人传记资料补编》中笼统记为:“韩君,名未详,为中散大夫。姬刘氏,博野人。政和三年八月卒于安阳之第,年六十三。”有效信息全未发掘,[31]均不准确。


三、孙令人墓志铭对比与“拼接”


《北宋韩琦家族墓地》收录的韩纯彦夫人“宋故令人孙氏墓志铭”为残志(图版七),[32]共33行,满行33字,计892字。释读者没有参考传世文献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一九已经收录的《令人孙氏墓志铭》,[33]导致文字部分缺失,未能补充。


笔者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比勘,不但补充了出土文献之缺,还从二者的不同之处看出墓志铭撰写者(赵鼎臣)与求铭者(韩氏族人)在墓志写作理念上的不同之处。以下为新旧释文的对照:


表1:《宋故令人孙氏墓志铭》石本缺补

因石本残泐,致使《安阳韩琦家族墓地》录文基本信息阙失颇多:如令人孙氏去世时间、年龄、子嗣姓名、孙辈人数等等。现笔者据传世文献予以补充14处42字,用“字”标出,仅剩一处四字传世文献亦缺而未补。根据补充信息,可以推断出孙氏生于宋仁宗嘉祐八年(1062),卒于徽宗政和八年(1118),初婚时间为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生子一人韩裕,孙辈男女计8人,宣和元年(1119)葬,这些都是仅通过出土文献无法得知的。另外,原有释文中有5处错读:


表2:《宋故令人孙氏墓志铭》石本误录指瑕

此外,笔者还通过对校的方法对比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有关内容,歧互之处附表显示:


表3:《宋故令人孙氏墓志铭》集本、石本异同

通过列表,我们可以看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计有23处不同,影响实际意义的有8处。这大体可以反映出赵鼎臣(撰铭者)和韩氏族人(求铭者)对撰写墓志的理念和心态不同。


一方面,韩氏家族对墓志铭求其真,故在刻石时改正了韩纯彦为韩琦第四子、韩纯彦职官、孙氏之姊嫁于冯氏、令人孙氏葬期及孙固谥号温靖等内容。甚至这种求真达到近似实录的标准:如韩纯彦女先嫁“宣义郎陆字,字亡,再适左司郎中姚宗彦。余三女皆早卒”,传世文献中仅记其嫁“左司郎中姚宗彦,早卒”。单凭传世文献,不但使我们了解不到韩纯彦之女的改嫁信息,还会让人误以为韩氏嫁姚宗彦后早卒,这是完全错误的。传世文献中隐藏的改嫁信息是否赵鼎臣刻意为之,我们不能遽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韩氏族人要求墓志铭尽可能呈现出事实情况。另外,因墓志铭隐恶扬善的写作方法,对墓主或其家族不利的事情绝口不提,若改嫁在当时社会为不光彩之事,应当不会被墓志所提及,这也可为北宋晚期社会及士人家族对改嫁的态度提供一个鲜活实例[34]。


另一方面,既然韩氏族人对墓志的撰写持尽量真实的态度,有一个有趣现象值得关注,即两种墓志对孙氏去世后韩纯彦反应的描写大不相同。出土文献有意回避韩纯彦拊棺而哭的一段话:“子昔与我同处其约,今不共享其泰,岂不酷哉!”这一回避显然并非墓志撰写者的本意。在赵鼎臣笔下,韩纯彦对其妻孙氏的去世极其悲伤,但这点似乎并不被韩氏族人所认同,我们认为这是有原因的。古代婚姻在于和“两姓之好”,故墓志中称结婚常有“遂合姓焉”[35]的说法,这与当代婚姻两情相悦有较大区别。墓志中还经常称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实际上是保持一种有距离的亲密感,既没有缠绵悱恻的浪漫情调,也没有横眉冷对的不和谐因素。这样既不至于因夫妻关系不好影响缔结婚姻双方家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不至于夫妻关系太好而消磨丈夫建功立业的雄心。韩氏族人对令人孙氏去世后韩纯彦反应的刻意回避,笔者认为是他们觉得韩纯彦的举动应“动乎情而止乎礼”,拊棺痛哭似乎有违礼法,宁可不书,也不能给人留下韩纯彦对妻亡事太过伤心,二人关系太过亲昵的印象,故此处在刻石之时予以删去。此外,这也可以说明,随着北宋墓志铭有公开性的倾向,像这样丈夫对妻子去世后痛哭之任情、纵情而不合世间礼法的态度[36],即便撰写者不惮载入墓志,亦会被丧家所否定。


结语


就新出土韩琦家族墓志而言,普安郡太君崔氏墓志的出土,提供了一个北宋妾墓志的鲜活个案,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更为深入地了解北宋妾的生存和生活状态。而且以此为基础,能够考察韩琦的实际婚姻情况,厘清学界悬而未决的疑案。[37]另外,新出土墓志还“激活”了之前较为“支离破碎”的材料,通过对韩琦家族成员数方墓志铭的考证分析,使得我们大体掌握了韩琦侄韩孝彦的生平、婚姻及子嗣情况,以补充正史之不足,更可以纠正研究者的疏漏及谬误。


令人孙氏墓志铭的出土,则从另一方面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野,宋代经济发达,刻书业兴盛,文人所撰墓志碑铭大量保存在宋人文集当中,而新出土墓志碑铭中有些在传世文集中亦有保存,对校之下二者并不一致,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此现象,并从文字校勘的层面来进行论述[38],然而,相同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歧互现象在宋代墓志碑铭中实非个案,其中最直接的反映是墓志碑铭的撰写者和求铭者之间理念和心态并不相同。北宋以后的墓志铭大多数为丧家求得,然墓志撰写者的文章有时候并不能令求铭者完全满意,往往会出现丧家在刻石时擅自修改的情况,反映了墓志铭的撰写者与求铭者的写作理念和内心感受并不一致,亦即欧阳修所谓的墓志碑铭撰写过程中“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同心常异”[39]。这期间包含了政治因素、人际关系、个人风格等多种因素在内,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新材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极大,新材料的发现,未必即能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由此产生出来的新问题。而学者的任务正在于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决各类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40]韩琦家族墓志的出土,无疑会大大加深学界对北宋韩琦家族史的研究,并进而推及到宋代政治、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研究。


注释

[1] 张邦炜:《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72页。

[2] 郭恩秀:《八〇年代以来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新史学》第16卷第1期,2005年3月,第125-157页;马雪、吉成名:《1991年以来宋代家族史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第10-16页;粟品孝:《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第81-87页。

[3] 王曾瑜:《宋朝相州韩氏家族》,载王曾瑜《锱铢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第 245-272页。

[4]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2001,第245-267页。

[5] 游彪:《形象塑造:宋代士大夫的历史书写——以韩国华的碑铭和传记为例》,《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22-32页。

[6] 游彪:《家族史的建构:宋朝士人阶层追寻的精神家园——以相州韩琦家族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127-135页。

[7] 河南省文物局编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科学出版社,2012,第71页。

[8] 郑栋辉:《<全宋文>所收碑志文补遗六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5期,第50-56页。

[9] 河南省文物局编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第96页。

[10] 河南省文物局编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第97页。

[11] 河南省文物局编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第97页。

[12] 窦仪等《宋刑统》卷12《户婚律》,岳纯之校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67页。

[13] 河南省文物局编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第35页。

[14] 柳立言:《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中华书局,2012,第159页。

[15] 参阅柳立言《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第140页。

[16] 赵振华:《北宋官妾的生活状态与特质——以出土墓志为中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第26-32页。

[17] 韩琦:《安阳集编年笺注》卷46《三兄司封行状》,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巴蜀书社,2000,第1421页。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癸丑,中华书局,2004,第6548页。

[19] 韩僖:《韩僖母时氏改葬志》,载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21页。

[20] 韩治:《宋故夫人艾氏墓志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0册,第137页。

[21] 杨信功:《宋故时氏墓志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1册,第177页。

[22] 韩治:《宋故刘氏墓志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2册,第103页。

[23]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262-266页。

[24]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17《故龙图阁学士宣奉大夫中山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兼知定州军府事提举本府学事兼管内劝农使开封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赠特进资政殿学士韩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124册,第242-247页。

[25] 《宋史》卷248《唐国长公主》,中华书局,1985,第8780页。

[26] 赵振华:《北宋官妾的生活状态与特质——以出土墓志为中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第29页。

[27] 仝相卿:《墓志所见韩琦出身及婚姻关系述略——兼论北宋相州韩氏家族妾的封赠》,载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3页。

[28] 河南省文物局编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第62-63页。实际上,安阳韩琦祖茔有新安茔和丰安茔两处,丰安茔虽然安葬主体为北宋时期韩琦和其直系子孙,但以韩琦为始祖的说法并不准确。韩琦曾祖父韩璆与妻史氏、祖父韩构与妻李氏皆葬于丰安茔,这在韩琦《重修五代祖茔域记》中有清晰显示:“先君令公始葬永济与夫人史氏暨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讳构与夫人李氏于相州安阳县之丰安村。”韩琦:《安阳集》卷46《重修五代祖茔域记》,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第585页。

[29] 笔者曾寓目上海图书馆藏《羊山韩氏宗谱》,编者为民国时期韩琦后人韩百年。其中有韩百年书信云:“民国十七年元月十八日,即阳历二月九日。河南浚县西关同族钦明致百年函云:‘去岁,钦在安阳停住半载。因水冶先茔各墓多被不肖族人伐掘,发出古物售诸外洋。如孝彦公之如夫人时氏、刘氏,正彦公之如夫人艾氏,以及翼胄公、喦公各墓,或非先人嫡配,或为幼殇。各墓但皆祖先已属,令人可恨。’”可知,民国时期韩氏族人已经知道时氏、刘氏为韩孝彦之妾。同时也可看出,韩琦家族墓地中时氏、刘氏等人墓是1927年前后被盗掘的。见韩百年编《羊山韩氏宗谱》,上海图书馆藏,第30b页。

[30]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263页。

[31] 李国玲编《宋人传记数据索引补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第1942页。

[32] 河南省文物局编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第100-101页。

[33]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19《令人孙氏墓志铭》,第262-263页。

[34] 相关研究参阅柳立言《浅谈宋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载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1-240页。

[35]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62《长安郡太君高氏墓志铭》,王同策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950页。

[36] 参阅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稻乡出版社,2006,第37页。

[37] 仝相卿:《墓志所见韩琦出身及婚姻关系述略——兼论北宋相州韩氏家族妾的封赠》,载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辑,第166-174页。

[38] 陈柏泉、黄宽重和马玉臣等先生都曾以新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对比,尤其是马玉臣先生用传世文献对校了新出土富弼家族墓志中富弼与富绍京二人石刻墓志,有132处不同。见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第34-37页,第146-150页;黄宽重:《宋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以大陆地区出土宋人墓志资料为例》,《新史学》第9卷第2期,1998年6月,第143-185页;马玉臣:《宋代富弼家族墓志史料价值刍议》,《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78-92页。

[39]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70《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第1020页。

[40] 卢向前:《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关于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第11-14页。


作者简介:仝相卿(1984—),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原刊于刘中玉主编:《形象史学》2017年下半年(总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76-193页。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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