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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之美者”。虽然新石器时代大洋洲的毛利人与中美洲的玛雅人曾有过短暂的佩玉历史，但只有在中国，玉的发展贯穿了中华文明史的整个进程，可谓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
让我们从玉器的“灵”、“德”、“华”、“耀”四方面来解读玉器背后所蕴含的不同意义，及近万年来发展形成的中华民族独有“玉不琢不成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化干戈为玉帛”等玉文化内涵，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我国古代玉器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玉器中所蕴含的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 玉蕴之灵 |
商周两汉时，人们将精美的玉石琢制成玉璧、玉琮、玉眼盖等器物，在祭祀活动中供奉玉器，在丧葬仪式中使用玉器，冀望以此祭天礼地或祈求死而不朽。这种“礼玉文化”的确立，对中华文明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明清两朝天坛、地坛大祀中，皇帝皆亲奉苍璧祭天、黄琮祭地。
战国 涡纹玉璧
重庆涪陵小田溪出土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此玉璧两面均阴刻涡纹。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先王陵墓多在枳”，“枳”即今之重庆涪陵。战国时期，重庆地区是巴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小田溪墓群出土的以玉璧为代表的玉礼器，为研究巴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商代，玉璧作为祭天礼器曾在殷墟的大型祭坛中被发现。而到了汉代，皇室贵族棺椁表面也常覆盖众多圆形玉璧，古人把棺椁表面的青绿色玉璧称为玄璧，他们认为玉璧不仅能保证死者的尸身不朽，同时还能使死者的灵魂升天。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主棺之内出土了多件玉璧，其中南越王玉衣上方放置有10件玉璧，玉衣下方放置有5件玉璧，玉衣内贴身有14件玉璧，可谓葬玉之典型。
西汉 白玉蝉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玉蝉呈薄片状，以简练的阴刻线勾勒出蝉的头、躯干及羽翼，腹部还刻有五道横线皮纹，具有典型的“汉八刀”风格。两汉时期，崇尚玉器的汉代先人，在道家“长生不死”思想的影响下，上层贵族流行厚葬之风。王公贵族在入殓时，不仅使用大量的玉璧，希望死后灵魂可以穿过玉璧上象征“太一”的中孔进入永恒的天界，同时还口含玉蝉，祈求死而复生，玉蝉的大小正好可以覆盖在死者的舌面上。在古人的世界里，蝉虫以雨露为生，天性高洁，可脱壳再生，这正暗合了古人祈求死后复生的愿望。
| 玉蕴之德 |
春秋战国以后，在儒家德治学说的影响下，人们更是将玉器高度人格化、道德化，玉器被赋予了高尚的君子的品德，成为人格化的君子代表，古代君子佩玉之风由此大行。这些玉佩饰不仅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也是君子品行高洁的代表。
战国 龙首玉觹
重庆涪陵小田溪出土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玉觹上端为龙首，圆眼，嘴部透雕成孔，龙身饰鱼鳞纹，其后连接一鸟形头部，勾喙，圆眼出梢，觽身及下端为素面。玉觿，其创形可能源于兽牙。史前先民有佩戴兽牙的习俗，后以玉仿之，遂有玉觿之形。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玉觹是王公贵族佩戴的组玉佩中重要的悬饰之一，除用于佩戴装饰功能外，古人还以它作解系绳结的工具。因此尽管各代玉觿造型变化繁复，却总不离上端粗大、下端尖锐的基本特征。同时，佩带玉觿被认为具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是一个人聪慧的表现。
明 黄玉御制雕螭龙角杯
玉角杯最早可见于西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之夔龙纹玉角杯与台北故宫所藏玉角杯均代表了汉代玉雕的最高水平。汉朝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对之后历代王朝有着深远的影响。有明一朝，理学熏熏，上层统治者与文人士大夫均号召师承两汉，仿效秦汉风骨。于宫廷制器之上，朝廷更是力求复古。作为汉代玉器代表作的玉角杯，在明代宫廷自然被大力仿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白玉螭龙角杯，与本品极为相似。《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玉器编》中亦收录两件，青玉、青白玉者各一。与上述诸品相较，此件色如蒸栗的黄玉螭龙角杯更为其中瑰宝。
清乾隆/嘉庆 青白玉雕凤凰摆件
凤凰立于枯石之上，核眼尖喙，头戴翎冠，身形飘逸，翎尾飒飒，收于体后，足下山石嶙峋，更衬出玉凤之绰约风姿。《说文》记载: 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后人常将“凤鸣岐山,麒麟现世”视为祥瑞的象征，预示圣主降临，或天下大安。故清宫旧藏之中多有与本品相似之凤凰立于山石的造型，以为凤鸣岐山之象。
| 玉蕴之华 |
隋唐以降，中西文化的交流为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玉器逐渐褪去了神秘和神圣的光环。而后宋、辽、金、元百余年间的多民族文化碰撞，更出现了以“春水”、“秋山”玉及仿古玉为代表的以花鸟、人物、古青铜器等为主题，表现世俗趣味的玉器作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大盛及帝王品味的影响，玉器融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明 羊脂白玉“子冈”款螭纹簪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器呈圆柱状，上大下小，顶端为半球形帽，其上雕一小螭，器身浅浮雕螭纹缠绕，落“子冈”款。明代苏州著名玉雕大师陆子冈善雕水仙簪，以及螭虎、乳丁等仿古纹饰的文房用器和陈设用器，其玉雕技艺享称“吴中绝技”，为当时达官贵人所追崇。
唐代 浮雕人物纹玉带板
广州博物馆藏
玉带板呈正方形，上浮雕一着胡服人物，席地而坐，高目深鼻，长发卷曲，紧衣窄袖，身饰细阴线，手中持萧作乐，具有明显波斯人风格，因此又称为“胡人玉带板”。
在腰带上镶嵌装饰性玉块本是中西亚地区习俗，南北朝晚期传入中土后，成为唐朝官服的要件，上层贵族、士大夫流行在腰带上装饰玉带板，官服中玉带等级最高，其次为金带。玉带是有身份等级象征的用玉。
清 玉雕“人物山水图”山子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此山子呈卵石形，顶部与台面雕琢成山崖，左侧雕出远山近景的层次，构图聚焦于山路上手持灵芝的寿老及侍者，二人被具有长寿之意的松树环绕。宋代以来，山水图案频频入画，至18世纪，此类题材被运用于玉器雕刻之上，这种玉器作品也可称作画意玉器。
18世纪 碧玉婴戏图笔筒
清代玉制笔筒颇多，这与当时书画艺术的成熟以及文人以崇尚和追求美玉来抒发闲情逸致的风气有关。笔筒外表适宜雕琢图案，特别是按照文人绘画底稿雕琢的玉图画题材的流行，使笔筒成为表现玉雕工艺的重要载体。清代皇家玉制笔筒则代表了当时玉笔筒制作的最高水平，其装饰题材多为文人雅事、仙侣人物等。两岸故宫藏品中即有雕琢“西园雅集”、“竹溪六逸”、“竹林七贤”、“石室藏书”、“枫林停车”等图案的碧玉笔筒，与此件婴戏笔筒相比较，虽纹饰内容不同，但于用料、做工、风格等方面皆无二致。
18至19世纪 青白玉一帆风顺船
此玉船以浮雕、圆雕、透雕技法雕琢，仿生造型，船上各式人物，或摇橹划桨，或谈笑风生，下部滚滚江涛，翻卷奔腾，正喻合“动若不休，止水皆化波涛，静而不扰，波涛悉为止水”之意。整器人物栩栩如生,舟揖如画，船上鱼篓、篾纹、缆绳等于方寸之间清晰可见，可谓鬼斧神工，惟妙惟肖。此类玉制船形陈设于清代较为盛行，不仅有顺水行舟，一帆风顺之意，且能表现百姓充盈富足之生活面貌。将其陈设案头，恍若畅游江上，融入闲适安逸的渔家生活之中，令人神往。
| 玉蕴之耀 |明清时期，除了传统的白玉、青玉、碧玉、墨玉等品种外，以辉玉翡翠及玛瑙、水晶、琥珀、琉璃等似玉材质为代表的玉石制品在皇室的主导下也广为流行。时至今日，这些华丽、工巧的玉石制品仍为大众所爱。
南北朝 琉璃耳珰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耳珰通体蓝色透明状，两端大，中间小，呈腰鼓形，两端中心有细孔贯通。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玻璃制品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五光十色的琉璃制品备受当时人们喜爱，琉璃耳珰更是以其五彩斑斓的颜色风行于世。
清 翡翠珊瑚苍龙教子纹带钩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带钩为红珊瑚雕琢而成，钩身透雕一只螭龙，钩首为龙首，套椭圆形嵌翡翠铜饰。自宋代开始，元、明、清各代浮雕螭纹玉带钩开始多见，甚至占据了明清带钩纹饰的主流地位，这种玉带钩钩首为龙首，钩腹上或浮雕或圆雕或透雕琢出螭龙形象，钩首的龙头与钩腹的螭相对而望，龙首大，螭体小，有“苍龙教子”、“望子成龙”之意。
清乾隆 碧玉葫芦瓶
此件碧玉葫芦瓶形体饱满周身满饰夔龙纹，所施工艺具有乾隆时期宫廷制玉之典型特征。葫芦形象盛行于五代同堂的乾隆时期宫廷艺术品中。因其造型与“吉”字相似，故又名“大吉”。葫芦里籽实众多，象征着福禄绵长、大吉大利。这对于祈求子孙万代的清代宫廷是再好不过的祝福，故而葫芦造型成为清宫常用的图案或形制。《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案》即有“乾隆十年，首领萨木哈为年节做大吉葫芦六十二件”的记载。乾隆皇帝也曾做诗咏叹过多件葫芦造型的器皿，其中《咏壶卢器》一诗曰:“回也资瓢饮，陶人岂借凭。玉成原有自，瓠落又何曾。纳约传贵制，随圆泯锐棱。爱兹淳朴器，更切木从绳。”
清乾隆 青白玉灵芝福寿如意
如意以灵芝为主题，并辅以螭龙蝙蝠于其上，寓意长生不老，洪福齐天。柄身共雕琢大小灵芝八株，与如意头合而为九，取其“九如” 之意。“九如”语出《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天保》，其曰：“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为福寿连绵不绝之意。灵芝历来被视为仙草,是古人心目中的长生之药。清宫之中以灵芝之形作玉如意者颇多，现今两岸故宫之内皆有与此如意类似之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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