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贝贝：1949年前后各方对蒋介石出处的设计与蒋的应对

摘要：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总统职务的暂时解除并不意味其政治身份和政治形象的解除。从蒋介石引退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论是宋美龄，还是国民党内的桂系、谋和派，抑或是国际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着不同的目的，或明或暗地考量并谋划着蒋介石的出处：出国，甚至流亡。蒋介石的个人出处问题不仅关涉国民党的分合，还会增加中国政治走向的变数，甚而关切亚洲的冷战形势。蒋介石也在或秘密或公开谋划和安排着自身的出处问题。

政治人物的生命轨迹与其政治生命轨迹高度贴合，尤其在更替关头，政治人物任何可能的变动和走向都会深刻影响政治的变动和走向。作为20余年党政军领袖人物，蒋介石总统职务的解除必然密切关涉其个人出处问题，如其所言，中华民国“今日之基础不在政治与军事之有否实力，而全在于余一人之生死存亡如何”,正因此，其出处成为各方关切的焦点。

宋美龄在蒋介石下野前劝其“不可轻言辞职，不负责任”,下野后又为其居处而思前想后。张治中、吴铁城等建议蒋介石“暂时出国”,李宗仁请其“招携怀远”,引起蒋“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的极大愤懑,但还是极为保密地做了赴日居住的计划。韩国总统李承晚亦数次邀约蒋介石夫妇去韩，不论时间之久暂。1949年底美国若干人士开始密集考虑蒋介石的流亡地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决定“台湾沦亡时，必以身殉国”。

蒋介石不喜欢被安排，但也不可能完全不受拘束地实现自我安排，尤其是在1949年这一特殊时期。各方对蒋介石出处问题上的考虑和安排，背后的政治考量要远大于对蒋人身安危的考量。蒋介石本人比任何人都更缜密地考虑和安排自身的出处问题。学术界对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做了充分的考察和研究，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败退以及退守台湾的过程都有相关的研究,但对于蒋个人出处问题关注很少,更未留意其出国和流亡的问题。与以往历史事件中经常扮演历史主体的角色不同，蒋在个人出处问题上承担着主体与客体兼于一身的角色。无人迹处，最有奇观。本文拟对被各方 “关切”的蒋介石出处问题作一探究。

一、引退之处：宋美龄的考量

1948年的后半段，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党务皆已败坏”且有“不可收拾之势”,“政治、外交与教育亦紊乱失败”“呈崩溃之象”。10月28日，蒋经国向宋美龄报告“有立法委员正式在会议中要求父亲出国”的消息。11月19日，张群向蒋介石报告国民党内有200余人签名要求蒋下野，以对中共求和的消息。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放弃现有基业，重起炉灶”。

宋美龄是蒋介石内政外交决策上的重要参与者，她不甘愿蒋介石放弃现有基业，执意赴美求援。蒋介石深知在国内局势不可收拾的情势下赴美求援系“多此一举，徒加取辱”,但除美援再无他途，只能抱一线希望亲到机场送宋美龄赴美。用顾维钧的话说，蒋下野抑或在位“将取决于蒋夫人访美的结果。如果华盛顿支持他，答应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派遣军事代表团，他就干下去”。然而宋美龄在美国受到冷遇，也就表示她访美之行失败。

白崇禧等以和谈为旗帜力促蒋介石下野。12月26日，蒋介石急电宋美龄，告以国内政局“恐即有变化，其关系在桂派”,“望爱速回国”。次日再电宋美龄，询其何日回国，希望与其“同行回乡”。一开始宋美龄反对蒋介石下野，电劝蒋“决不可轻言辞职，不负责任”,要其抵抗到底，“勿因不忠实份子而弃未竟之功”。此外，宋美龄认为奉化“非安全居住之所”,如果不得不下野，居处以“广东、台湾似较相宜”。

宋美龄担心蒋介石无法东山再起。如蒋下野回乡，“对内不能行使政权，对外不能代表国家”。如南京实在难以固守，赴台或粤均可，总之是“决不能回乡”。31日，宋美龄力主蒋“继续支持，需要时将政府迁至广州”,“只要能在国内任何地方维持，必可得着美援”。问题在于，在得不到美援的情况下蒋介石根本无力维持。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决定“日内下野，先回家乡”。宋复电劝蒋“勿弃毕生未竟事业，稍待数日，俟美政策明朗后再作最后决定，如万不得已，亦切勿返乡”。

蒋介石下野后的居住此并非仅系一个地理位置概念，背后所关不仅为蒋本人的政治安排，亦牵动着国民党内的政治格局。蒋介石下野当日，宋美龄致电蒋经国，希其“即日赴乡婉劝父亲务必同来加拿大暂住。余当与汝等在加晤面，会商一切。”次日再婉劝，称“年来欧美之军事实业建设科学日臻猛进，兄可乘此时机外出一行，以广耳目，藉以充实精力。”24日，蒋介石复“兄决在乡静养，暂不他往”。宋美龄的考量是此时“中国情势难有政治力量，而无军事实力仍难指挥”。殊不知出国建议实为蒋介石的逆鳞。2月10日，蒋经国电报宋美龄：“父亲于最近期内似不作离乡之计。”15日，宋美龄再电蒋经国，国共和谈如成功则更难在溪口居住，“亟宜预谋易地静养为要”。

宋美龄听到“张治中等赴溪”劝蒋介石“将权柄交李”的传言，还有国民党内请蒋出国“以便和谈”的消息，3月6日电询蒋经国“此种谣传是否属实”,蒋经国复电桂系“积极发动李之正位运动并要求父亲出国”。蒋介石下野后如再出国，很可能会降低其政治影响力，局势的发展亦可能会超出其掌控范围。在此时他既不愿去台湾或者广东，自然亦不会出国考察或暂住。宋美龄在蒋介石下野之初就极力劝其出国暂住或考察，但此时国民党内部发动的李宗仁正位运动以及婉劝蒋介石出洋的举动，使其不便再劝告蒋介石出国或移居他处暂住。

二、出国之议：国民党内的吁求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开始酝酿迫使蒋介石出国。吴铁城于3月4日托人转告蒋介石，将“中国国民党总裁职务推元老一人代理”以“早日出洋”。吴忠信亦探询蒋介石对出国的态度：“总统虽引退，以党的总裁地位可以指导从政党员，这是政党一般惯例，但社会上制造反对谣言，说总裁在幕后指挥。”蒋表示“决不出洋”。4月1日，吴忠信再次向蒋介石建议“如研究利害而又须要出洋，自以出洋为是”。蒋介石不以为然，“以为其不知革命大道与责任也”。

4月9日晚，李宗仁召集桂系要人检讨时局，商定今后“代总统和蒋总裁必须一人摆脱现实政治”,遂决定以退为进，10日两函蒋介石，表示“万一和谈破裂，实难肩此重任，故决心引咎告退”,“无论和谈成功与否，宗仁均决心隐退”。此间张治中亦致函蒋介石阐述出国的利弊得失，认为“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应“毅然决然放下一切”。18日，李宗仁要求蒋回京复职而彼下野，否则对中共应战必须由蒋赋予其全权。据吴忠信日记，19日居正在出席和谈特种问题委员会时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如果和谈破裂，就应该全力作战，至于其个人出处，“如大家要他从旁帮助亦可，要他出洋亦可”。居正日记仅有数言：“十二时上山应召，午后二时半告别，取得回信一封，使命不见完成，然亦可谓不辱。”居正“不辱”“使命”,蒋介石直觉其“已为李宗仁所笼络，难以喻解之矣”。

4月22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张群等人在杭州会谈，决定成立非常委员会并出任主席一职，李宗仁副之。李宗仁为表不满，23日从南京撤退后飞往桂林。5月2日，李宗仁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转交蒋介石，“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当日，蒋介石还接到报告称，“闻健生(即白崇禧)最后仍表示，如欲德邻(即李宗仁)来穗负责，必须请蒋先生将军权、财权交出，方可有为。”蒋介石自知李宗仁“真意乃欲余出国，否则他不愿来穗，逼之”。5月6日，蒋介石对谈话记录作出回应：“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即吴忠信)、文白(即张治中)两兄言‘前此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以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处容身。中为民主国家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次日即乘轮离沪，19日抵达台湾。

蒋介石既以非常委员会主席身份复出，此时出国势不可能，但蒋确曾慎重考虑出国事。4月17日，蒋介石约见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商谈驻日代表团工作与对日联络计划”。蒋介石对此事项并无过多记载，其机要秘书周宏涛的回忆录里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其赴日的计划：“我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共谈判时，共方坚决要求蒋公离开中国，而李宗仁这边也是一样，认为蒋公若不出国，和谈就不能成事。四月十七日上午，蒋公在溪口接见了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朱世明辞出后告诉我，蒋公除了指示接洽聘用日本教官事宜外，也谈到自己出国的事，说是打算在适当的时机到日本小住，要他安排一下。”

朱世明于5月17日致函周宏涛，报告其赴日后的工作情况：

别后思念良殷。兹将来日后几件比较重要事项函陈如下：(一)总统来日之事，经与麦将军提过，渠俯首默思少顷之后，笑谓“让我考虑考虑”。弟此次系因弟个人建议口气，故彼不必立刻答复。综渠口气，渠对总统个人景仰并不少减于前，惟对于华盛顿方面或不得不有所顾虑之处。弟拟于下次见面时再一提起，但亦不拟催促过急。便中请兄向总统报告经过并请示应否更积极交涉。【蒋介石批：不必催促，如麦不提，亦不必再问。】(二)教官事亦向关系方面有所接洽，惟目前交通状况太坏，无法返回。以前保密局派来之李君对于交通较有办法。渠现在国内，可否请兄转告毛局长令其速回。【蒋介石批：应与毛局长洽商。】(三)关于第一项之居住问题，弟拟先略事布置，现已觅得箱根之前闲院宫亲王故邸，地点幽静，风景绝美，颇为相宜。价值约15000美金，本可即行成交，惟此间经费，外交部派有专员负责，不能挪移，且弟亦不愿使人注意，故尚未成事实。不知兄可否在国内另行设法拨汇。【蒋介石批：此不必办。】

这封信函透露的信息量颇为丰富：(一)朱世明向麦克阿瑟表达了蒋介石赴日的打算，麦略表为难，朱计划下次再提。蒋介石批示“不必催促，如麦不提，亦不必再问”,即不必向麦表示急切赴日之意，但亦未取消赴日计划。(二)朱世明已为蒋介石寻得一处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宅地，但属保密事项，不便挪用外交部大额美金支付，请蒋另行设法拨款支付。蒋批复“此不必办”,意即暂时不必购置宅地了。

从4月17日蒋介石约见朱世明，到5月17日朱世明致函周宏涛，再到5月28日蒋介石批复，时间跨度超过一个月。在此期间国共和谈破裂，蒋介石要“反共到底”并出任新成立的非常委员会主席一职，暂无出国必要和理由，不必在日为其购买房屋。尽管不能确定蒋介石计划赴日系访问性质抑或短长期的居住，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确有赴日计划。

三、邀约之意：李承晚的盘算

国民政府与韩国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地缘政治、历史渊源、美苏冷战、意识形态都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局势的急遽变化直接影响大韩民国的安危甚而存亡，国共和谈的进行让韩国总统李承晚颇感紧张。蒋介石下野之后李承晚便向其发出邀请。

3月14日，驻韩代表刘驭万电报蒋介石，“昨李承晚总统密嘱其夫人前来面告，此间新春肇始，景物宜人，如蒋公得暇，拟奉邀莅韩小憩，他日藉聆清辉，而纾景慕之忱等语。”面对如此突然的“邀请”,刘“当即表示公(注：指蒋介石)或不能来此，并表现意外”。按照国际交往惯例，一国元首邀请另一国元首、团体或个人访问实属正常，但反常的是，在蒋介石刚下野不久、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国民党内部正运动蒋介石出洋之际邀其“莅韩小憩”,不知是李承晚自有其意抑或受人之托。无论如何，此举着实让刘驭万当即表示“意外”并拒绝。时隔一周，蒋介石复电刘驭万，要刘转达对“李承晚总统暨夫人之盛意至为感激”,并望“即代中面致谢忱为盼”。

叶公超于4月16日电报蒋介石称，韩国驻华代表公署参事李鼎邦“坚请晋谒”蒋介石，要“面呈李承晚总统函一件”,望“届时派员照料”。19日，蒋介石“拟照准并加接待”,但25日即离开溪口未暇接见，亦无从知悉信函内容。7月，蒋介石在赴菲律宾访问前夕曾致函李承晚，提及“李君来见”事，当时“适在途中，不克相直，引为遗憾”,希望李承晚与国民党政权“时取联络”,暗含访韩之意愿。17日，李承晚正式邀请蒋介石访韩,蒋随即决定受邀访问。与数月前李承晚邀请蒋介石赴韩小憩遭后者婉拒不同，此时蒋虽未复总统之位，但自身处境已大为改善，李自不至于再唐突地邀请蒋赴韩“避难”式的“小憩”。蒋、李二人期待晤面谋划太平洋反共联盟计划，显然是以对等、平等的身份和地位会晤。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指出，中华民国“随大陆沦陷，而几乎已等于灭亡了!”1950年1月7日李承晚约见“驻韩大使”邵毓麟，表示“如果蒋总统有意暂行出国居住，我诚恳地欢迎前来韩国暂住。”邵听后“感到有点困惑”,但还是尽量理解为李之“一番好意”,遂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婉言请他了解蒋公的个性和立场”。邵答：“蒋总统出国暂居一事，我从未听说，就我多年追随蒋公所悉，他在率领全国军民反攻大陆之前，决无意出国暂居，他前次短期访问韩菲，亦系例外，完全是为了磋商建立远东反共联盟。”

凑巧的是，宋美龄自美返台的次日，邵毓麟电报蒋介石，“李承晚总统及夫人谨邀蒋总裁及蒋夫人随时决定莅临韩国为吾人之上宾，至于留韩时间之久暂，悉听蒋总裁夫妇之便。”李承晚甚愿表示“我人之友谊及同情”,并“敬盼蒋总裁及蒋夫人赐予垂询”。李承晚邀请蒋介石夫妇为其“上宾”且不限“留韩时间之久暂”,邀请蒋宋避难的意味再明显不过。对于李承晚此番“忠诚之友谊”,蒋介石想必实难承受，1月15日手拟《中国存亡与东方民族之自由独立之成败问题》,表示“如果革命失败，台湾沦陷时，必以身殉职”。30日，蒋介石电复李承晚，婉拒赴韩“避难”:除“感慰”之外，还表示“两国之命运唇齿相依，攸且相关也”,“一俟局势稍为安定，自乐于接受邀请访问韩国”。

李承晚数次邀请蒋介石赴韩“避难”或“流亡”,并非仅系“忠诚之友谊”。若蒋介石果流亡韩国，李承晚所收获的决非蒋介石一个人，而是包含着有形无形的内政、外交利益，以及李承晚本人和韩国的影响力。

四、流亡之计：美方人士的关切

蒋介石最顾虑的是下野后“内部破裂，整个统一局势无形瓦解”。如此一来，整个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便不可避免。在对政治后果的预估上必须尽可能做最坏的打算——不论是对蒋介石本人或是国民党政权而言。蒋介石引退后，顾维钧向蒋建议“与其屈伏称和”而最终成立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如“坚持不降服政策”,保持国民政府合法性继续反共。顾维钧并提到了“流亡”的可能性：“即或不致成为流亡政府，而时机成熟友邦援助仍为名正言顺。”正因此，灭亡还是流亡的问题自然是需要考虑的事项。

1949年底台湾成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败退的最后基地，用蒋介石的话说：“现在我们来到台湾，已是退无可退了。”20日晚，蒋介石作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扒(爬)上楼梯顶时已力竭气衰而醒。”他认为，“若此为预兆，则前途虽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蒋介石很自然地把这个梦境比为“预兆”,并认为“成功可卜”。然而现实远比梦境残酷。

1949年底，中央日报社董事长董显光奉蒋介石之命赴美国与白吉尔、周以德、诺兰、司徒雷登等人深度晤谈。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向董谈起“总裁计划流亡地点的问题”,建议蒋介石去韩国，因为李承晚“既有革命的认识，同时在日本威胁之下，也受过中国翼护之恩”。至于菲律宾，傅认为“恐怕不得美国的点头，不会欢迎总裁去吧”。董显光对傅泾波所言颇感不快，表示“总裁和他的左右抱定了彻底消灭共匪的决心，决不考虑将来的流亡问题。”

董显光与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交谈时，周询“台湾究竟能守多久”,董答或可“守六个月或一年”,但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宣言后不敢再作预估。周问“事到今日，中国政府是否应考虑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了呢?”董答“除了蹈海而死还有什么地方好去。香港是不准我们去的，菲律宾没有美国的点头也是拒绝我们的。到日本去，我们不愿意……因此流亡问题实在不能谈。”流亡即覆亡，然而回避问题并不能规避问题，以当时的情势来看，蒋介石和国民党只能在流亡或覆亡间二选其一。董显光之所以不谈流亡问题，实则对美国对华政策还抱有一丝幻想，认为“世界丕变，每有非常理所能推断者”。质言之，董期待国际局势的丕变和美国对国民党政权态度的好转。半年后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历史演变的轨迹果如董显光局势丕变之言，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阻挠解放军解放台湾。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暂时跳过了流亡或覆亡的选项。

1月12日，董显光赴东京与麦克阿瑟晤谈。麦表示：“为蒋总裁着想，这世界没有他的流亡地域，我做了他，要固守台湾，至死不顾。他死在战场上总比活在避难所里快活些。当然我决不愿意向他做这建议，可是我若做了他，我只选择展开在我面前唯一的一条路。”麦克阿瑟不建议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流亡，哪怕是覆亡。麦克阿瑟要国民党反共到底、“固守台湾”、“至死不顾”的建议，以及蒋“死在战场上，总比活在避难所里快活”的说辞，符合董显光亦符合蒋介石的想法。

美国军政当局不希望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把台湾作为落脚之地，并恰在1950年初密集关切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流亡地问题，不无占取台湾的意图。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先后在1月5日公开表示“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不会动用我们的军队，我们不想夺取该岛”,“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进行军事上的干预”。“目前”一词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行动预设了条件，即可根据美方的意图和考量在任何需要时在台湾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而不用顾及台湾当局的态度，亦毋须慎重考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流亡地问题，覆亡或流亡，听其自便。因此，才会出现美方人士在1950年初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或灭亡或蒋流亡到何处的极度关切，在杜鲁门和艾奇逊声明后又渐告一段落的现象。

宋美龄经过一年的努力终究是无功而返。就在宋飞台前夕，有媒体爆出消息称其返台主要目的系促请蒋介石去瑞士。周宏涛向蒋介石汇报这一传言时，蒋“对这个消息颇为不悦，但和往常不太一样的是，他并没有严峻地否认此事。”在以往蒋是“会很生气地驳斥”毫无根据的谣言，周据此推测“蒋夫人也许真有此意”。对于赴瑞士的说法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未留下相关文字，无从知悉蒋的真实想法，亦无从知悉二人有无进一步的商讨。蒋介石一方面考虑如何挽救台湾危局，做出某种行动以澄清时，“统一事权，集中力量，以挽救危局于万一”,认为“惟有亲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而不复总统之位)以军法治理”台湾,另一方面亦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派蒋经国赴西昌，勉励胡宗南“死中求生”,转告“如台湾失陷，先生必死于台湾”。既决心死于台湾，蒋介石暂时应不至于赴瑞士。

蒋介石在1月26日国民党中常会上讲，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覆亡或反攻，但决不流亡。“如果本党彻底失败，台湾沦陷，那我就牺牲在台湾!台湾是我手上拿回的，我用我的生命去保障。”当日，他又在日记里强调“万一台湾不幸沦陷，则余必身殉党国，决不自负平生也。”4月16日蒋介石演讲时指出：“我们今天退缩到台湾和东南的几个孤岛上来，真正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没有地方可以再退了。”“我今天对你们大家明白宣布，我们革命到了台湾这个地方就是最后的生死关头，如果不幸而失败，我们就要在此尽职殉国。”蒋介石要死在台湾的态度愈发明确。

结语

作为国民党20余年的领导人物，蒋介石的政治命运与国民党政权的命运高度契合，其人经常是历史事件中的主体,在1949这一关键年代不得不成为历史事件的客体。蒋介石下野后并未远离政治舞台,其出处关涉国民党和中国政治的演变和走向，又连带影响亚洲的政治格局和美苏的冷战形势，各方在不同的时间、为着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程度上关切和计划着蒋介石的出处问题。宋美龄一直为蒋的复出做着各种安排；桂系和主和派则希望蒋早日出国，以期解除其幕后遥控和牵制；李承晚希望蒋夫妇到韩国避难，除了“友谊”之外，意图获得有形无形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在1950年初美国国内为对台政策争执不下时，美方人士就在这一特殊时期密切关注和关切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流亡地问题。如果解决此一问题，美国则可在台湾采取符合其战略利益的任何行动。

作为被关注和关切的对象，蒋介石一一回绝各方对其居处的安排，不过在迫不得已时确曾考虑出国事项。到了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各方所考虑的蒋介石的出处就不是出洋，而是流亡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面临着流亡或覆亡两个选择。1950年1月是蒋介石出国流亡这一话题为各方或公开或私下讨论最集中之时。蒋介石随后的决定是“万一台湾沦陷，则余必以身殉职”。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获得“再生之机”,暂时跳过了不得不面对的流亡或覆亡的选择。

作者简介：孙贝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安徽史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