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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墩岱青于康熙六年南下归附清朝后，因卷入“布尔尼之乱”，其子垂札布失去爵位，所属部众被并入卓索图盟土默特右翼旗。喀尔喀贵族的南附反映了清朝对周边部族的凝聚力，清朝对来附喀尔喀贵族的安置以及统驭措施为后来处理喀尔喀、卫拉特蒙古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崇德元年（1636）的“盛京大会”上漠南蒙古诸部承认清朝统治后，清朝在内蒙古地区逐渐推行盟旗制度，漠南蒙古各部陆续被固定在各旗游牧地上。此时，漠北喀尔喀蒙古虽然和清朝保持着政治、经济上的多层面联系，但尚未并入清朝版图之内。漠南蒙古臣服清朝，使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失去缓冲地带，直接面对来自清朝方面的压力，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顺治三年（1646）清朝为了追剿投附喀尔喀车臣汗部的苏尼特腾机思而深入喀尔喀境内。其后，为报复清军的征讨，喀尔喀台吉南下劫掠巴林部人畜。作为反制措施，清朝方面拒绝归还南下投附的喀尔喀部众。
随着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喀尔喀内部矛盾的加深，部分喀尔喀贵族为躲避战乱，先后零星率部南下，归附清朝，被安置在漠南蒙古各旗境内。继顺治十年（1653）来归的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本塔尔为首的四台吉之后，康熙三年（1664）衮布伊勒登、罗卜藏父子，康熙四年本塔尔亲侄达木琳台吉、扎萨克图汗部巴尔布冰图等先后率众南下归附清朝。康熙六年（1667），诺尔布毕锡尔勒图汗第五子根墩岱青台吉也脱离扎萨克图汗部，南下归附清朝，受封为辅国公。
目前，学界依据清朝官修文献和多语文档案的记载，对本塔尔、衮布伊勒登、巴尔布冰图等人归附清朝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研究。相比而言，对根墩岱青台吉一系的世系及其归附清朝后的最终归宿未予充分关注。由于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关系到17世纪清朝的边疆政策和民族政策，也关系到内蒙古东部各旗建制和游牧地范围的最后形成，所以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根据《清实录》《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及《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等清朝官方文献和档案文书的记载，考析根墩岱青台吉所领喀尔喀部众的由来和入清后先附察哈尔扎萨克旗，后改隶土默特右翼旗的过程。
在阿勒楚博罗特的后裔率众南下后，留居喀尔喀的诸贵族均系达延汗十一子格哷森札后裔。最初他们无汗号，明万历八年（1580）格哷森札孙喀尔喀左翼首领阿巴泰称“赛音汗”，从此喀尔喀蒙古出现了第一个汗号，其孙衮布始称“土谢图汗”。阿巴泰称汗后，授予格哷森札嫡曾孙喀尔喀蒙古右翼首领赉瑚尔汗号。
赉瑚尔子素班第乘左翼衰微之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塔喇尼河畔举行的会盟上被推举为“扎萨克图汗”，成为第一代扎萨克图汗。左翼格哷森札四子阿敏都喇勒之孙硕垒称汗较晚，大约在明崇祯三年（1630）前后，由属下和阿巴噶、乌珠穆沁、苏尼特等附牧部落贵族推举，成为“共戴玛哈撒玛谛车臣汗”，至此喀尔喀蒙古三大汗部正式形成。入清后，这三个汗号被固定并得以世袭。清顺治末年，在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整个喀尔喀命运的大事，那就是格哷森札长子后裔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和鄂木布额尔德尼攻破格哷森札次子后裔统治下的额尔济根部，在喀尔喀右翼引起了内乱，最后导致清朝和准噶尔部的插手，使得喀尔喀部最终并入清朝版图。额尔济根部众被打散后，大部分逃入左翼，被土谢图汗收容。后经达赖喇嘛调解，土谢图汗将多数额尔济根属众归还了右翼。但是，在额尔济根的归属问题上，新立的扎萨克图汗浩塔拉和罗布藏台吉之间发生了争执，后者于康熙元年（1662）竟俘获浩塔拉汗，并吞占了其直属的斡鲁呼努特部。这里提到的扎萨克图汗浩塔拉系扎萨克图汗素班第之子，即诺尔布毕锡尔勒图汗之弟衮布扎克冰图阿海。康熙三年（1664），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出兵干涉，迫使罗布藏台吉逃往准噶尔部寻求庇护，随后扶持旺舒克为扎萨克图汗，并趁机吞并了大批右翼部众。旺舒克不久即死，其弟成衮于康熙五年（1666）成为扎萨克图汗。他向土谢图汗索要原属于自己的人畜，却被土谢图汗拒绝。围绕右翼扎萨克图汗部的喀尔喀内部纷争，使得喀尔喀贵族生计日益窘迫，不得已纷纷南下寻求清朝的庇护，如上文所述陆续南下的有本塔尔、衮布伊勒登、罗卜藏、达木琳、巴尔布冰图、根墩岱青台吉等。其中根墩岱青台吉究竟是什么人？上引《清圣祖实录》说他是喀尔喀毕锡尔勒图汗之子，也就是第二代扎萨克图汗诺尔布毕锡尔勒图汗之子。但是，据《王公表传》记载，诺尔布毕锡尔勒图汗有四子，即长子绰墨尔根，次子旺舒克，三子成衮，四子噶尔旦呼图克图。据此记载，诺尔布毕锡尔勒图汗四子中并没有根墩岱青。与清朝官修文献《王公表传》的记载相比，蒙古文史书《大黄史》和《阿萨喇克其史》的记载有所不同，即诺尔布毕锡尔勒图汗有七子，即旺舒克墨尔根汗、成衮扎萨克图车臣汗、哈喇阿玉什、察罕阿玉什、根墩岱青、噶朗拉、噶勒丹呼图克图。其中，确有根墩岱青其人，排行第五。文献记载存在差异之时，作为“遗留性史料”的清朝官方档案为考订其中的谬误，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佐证了《大黄史》和《阿萨喇克其史》记载的真实性，其中有一份题为《康熙帝以来归之功封喀尔喀部根墩岱青为辅国公之敕命》的文书，其汉译如下：世祖章皇帝平定中原，统一天下，绥服遐荒远域，故德惠彰显。朕继大位之后，根墩岱青，尔原系喀尔喀部之毕希尔勒图汗第五子诺颜。因扎萨克图汗扎萨克（法度）破败坠坏之后，难以生计，故不得不离开兄弟，携领所属国来归。故晋升加授为辅国公。依旧世袭罔替。康熙六年冬十月十一日。如上所述，这份档案的可信度很高，对根墩岱青的出身和内附的原因交代得比较清楚。结合文献记载可确定，根墩岱青是第二代扎萨克图汗诺尔布毕锡尔勒图第五子，在喀尔喀部诸贵族中地位相当显赫。南下归附清朝的原因也是扎萨克图汗部内讧引起的喀尔喀蒙古左右翼之间的纷争。鉴于《王公表传》的记载舛误，现根据档案文书将根墩岱青及上述本塔尔等喀尔喀诸贵族世系考订如下：![]()
清朝将根墩岱青安置在何处，这份档案没有交代，从根墩岱青之子垂札布的事迹及《清圣祖实录》所载“归并察哈尔之喀尔喀公垂札布附布尔尼反……昔垂札布之父根敦贫不聊生，无以自立于喀尔喀，纳款来归，皇上优礼之，擢为上公，俾赡养于察哈尔为附庸，是以得延至今”，可知当初将根墩岱青安置在“察哈尔国”，即阿布奈亲王的察哈尔扎萨克旗辖境。从后来朝廷的处置情况可知，当时根墩岱青所率部众有四个佐领。清朝将根墩岱青所率部众安置在“察哈尔国”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如此安排，已注定他们的命运与“察哈尔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察哈尔阿布奈与布尔尼亲王父子的荣辱兴衰，对安置于此的喀尔喀人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初安置时，虽因亲王阿布奈多年不晋京朝贺，察哈尔与清朝中央的关系已十分微妙，但根墩岱青去世前清朝中央与察哈尔的矛盾并未激化。康熙九年（1670）十一月根墩岱青去世，十一年（1672）正月其子垂札布袭辅国公爵位。早在天聪九年（1635），林丹汗子额哲率部归降天聪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清朝封额哲为和硕亲王，尚固伦公主马喀塔，位列漠南蒙古49名贵族之首。清朝编额哲部众为扎萨克旗，安置在西拉木伦河南，厚很河以北地方。崇德六年（1641），额哲病逝，其异母弟阿布奈袭亲王爵位。袭爵后的阿布奈对清朝皇帝不履行外藩蒙古王公应尽的义务，8年不行朝贺礼。康熙八年（1669），清朝降罪阿布奈，削其爵号，囚禁于盛京。同年，命阿布奈长子布尔尼袭和硕亲王爵位，仍领其众。布尔尼袭爵后，虽然恢复朝觐，但由于其父阿布奈被监禁，对清朝芥蒂更深。康熙十二年底，南方爆发“三藩之乱”，为镇压叛乱，清朝大量调动外藩蒙古兵，包括察哈尔扎萨克旗兵丁。清朝大军南征，北边空虚。布尔尼认为脱离清朝的时机已到，在暗地准备举兵反叛，攻打盛京，营救其父出狱。随公主出嫁的长使辛柱察觉其谋，暗地遣人报告朝廷。同时，卓索图盟土默特右翼旗固山贝子滚济斯札布拒绝了布尔尼的拉拢，遣使向朝廷报告了察哈尔谋反的行为。布尔尼举兵叛清的史实在《清实录》和《王公表传》等官修文献中均有记载：布尔尼既反，遣人求助于土默特贝子滚济斯札布。滚济斯札布遣其三等护卫舍布来告，上命厚赉之。仍令理藩院作书谕滚济斯札布曰：“……今布尔尼逆状既实，贝子等可选良马，速率所部，讨擒逆渠，厥功匪细。倘马瘦不堪驰骋，亦宜各守地方，大兵定于四月初六日，自京启行，故预令知之。”时察哈尔邻近部落王、贝勒等，知布尔尼反，先后遣人来报，上命理藩院郎中马喇、员外郎塞冷，赴诸部落调兵。又谕理藩院作书，如与滚济斯札布书指，发科尔沁和硕卓礼克图亲王鄂辑尔、管领五旗和硕额驸沙津……等，其诸部落使人悉着与马喇等偕行……抚远大将军多罗信郡王鄂扎疏报，臣等帅师往征察哈尔，于是月二十一日，次岐尔哈泰，侦知贼屯达禄，臣等以轻骑前进，二十二日抵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间，悉众列阵以待，臣与副将军图海等分布满洲、蒙古官兵进击，历山涧，贼伏发扰乱土默特兵，我军击之，尽歼焉。布尔尼亲领大队，摆列火器相拒，我兵奋击，贼不能支，遂大败……布尔尼兄弟，仅以三十骑遁。垂札布等，亦皆散走。以上据《清实录》的记载可知布尔尼、罗布藏兄弟二人准备于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起兵反清，诸蒙古王公支持者甚少，只有奈曼旗扎萨克郡王札木山和安置于察哈尔的喀尔喀辅国公垂札布响应。清朝中央得知消息后迅速采取相应的对策，派人下诏稳住各旗王公的同时，命令科尔沁和硕卓礼克图亲王鄂辑尔、和硕额驸沙津，阿鲁科尔沁多罗郡王朱尔札哈，翁牛特多罗杜棱郡王毕礼衮达赖、多罗达尔汉贝勒搜色，巴林多罗郡王鄂齐尔、固山贝子乌尔占，敖汉多罗郡王札穆苏，喀喇沁多罗杜棱郡王札什、镇国公乌忒巴喇，土默特多罗达尔汉贝勒赵图、扎鲁特多罗达尔汉贝勒巴达里、多罗贝勒札穆等近邻察哈尔的各部蒙古王公，讨伐布尔尼兄弟。此外，为防止布尔尼救出其父阿布奈，命盛京将军和宁古塔将军严守盛京。与此同时，清朝及时调兵遣将，派信郡王鄂扎、大学士图海，征讨布尔尼。鄂扎所率大军于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二十二日行至察哈尔境内的达禄山（今库伦旗平安乡境内），与布尔尼军展开激烈的交锋，布尔尼军被击溃，兄弟二人仅以30骑脱逃。布尔尼兄弟败退至扎鲁特旗境，被科尔沁额驸沙津所杀，《清实录》载“是月，遣郎中玛喇等，征所部兵，随抚远大将军信郡王鄂扎进剿。五月，布尔尼为科尔沁额驸沙津临阵斩……”从布尔尼反清之举的失败可以看出，他虽然遣使号召各旗蒙古王公反清，但是漠南蒙古王公归附清朝已40多年，与清朝皇室早已建立了亲密的联盟关系，所以布尔尼以“大元之后”身份号召漠南蒙古王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响应。上述科尔沁和硕卓礼克图亲王鄂辑尔等诸多蒙古王公不但没有响应，还参与清廷的围剿行动。清朝平叛后，虽然严厉惩处阿布奈等察哈尔贵族，但对响应布尔尼的奈曼旗扎萨克郡王札木山和隶属于“察哈尔国”的根墩岱青之子喀尔喀辅国公垂札布相对从宽处罚。奈曼旗扎萨克郡王札木山被革去王爵，仍留家口牲畜，令其自给。对喀尔喀辅国公垂札布的处罚可从《清实录》等史籍的记载得知：乙巳，先是，归并察哈尔之喀尔喀公垂札布附布尔尼反，台吉托伊等率四佐领兵奔科尔沁，及布尔尼败，垂札布无所归，投诚军前。议政王大臣等集议，昔垂札布之父根敦贫不聊生，无以自立于喀尔喀，纳款来归，皇上优礼之，擢为上公，俾赡养于察哈尔为附庸，是以得延至今。布尔尼反，垂札布不即以状闻，反附逆助战，逮败遁无归，始率属乞降。请革垂札布爵，所属人口分给八台吉，台吉托尹等既予投科尔沁卓礼克图王，请留其职衔，人口应归何旗，伏候敕旨。上命并托尹等佐领于土默特滚济斯札布。余依议。此外，《王公表传》记载略同：“其原附察哈尔之喀尔喀台吉托音等四佐领人户，命改隶衮济斯扎布。”《清实录》中的“托伊”和《王公表传》中的“托音”实为同一人，即“托音”（Toyin）。“根敦”，即前文所述垂札布之父“根墩岱青”。《清实录》对根墩岱青归附清朝及处置其子垂札布的前因后果记载较详。参与叛乱的垂札布见败局已定，已走投无路而阵前乞降后，被革去辅国公爵位，所属四佐领人口被改隶固山贝子滚济斯札布的土默特右翼旗。
综上所述，康熙六年（1667）喀尔喀诺尔布毕锡尔勒图汗之子根墩岱青部众已被安置在阿布奈亲王的所谓“察哈尔国”，即察哈尔扎萨克旗境内，受封为辅国公。康熙十四年（1675），其子辅国公垂札布参与布尔尼兄弟的叛乱，在战争过程中发现布尔尼败局已定，故阵前乞降。清朝宽宥了垂札布，只褫夺了其辅国公爵位和所属人口，本人幸免一死。
同时从布尔尼叛乱一事可知，卓索图盟土默特二旗均有喀尔喀部来归之部众，附牧于左翼旗的巴尔布冰图贝勒一系终清一代地位和境况基本得以延续，反而改隶右翼旗的四佐领喀尔喀人失去原来的编制，融入当地社会，再未以喀尔喀人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由于“察哈尔国”已灭亡，所以这些喀尔喀人很可能与其居住的“察哈尔国”地界一同被并入土默特右翼旗。正因为垂札布的这段特殊经历，《王公表传》所载喀尔喀贵族相关世系中找不到根墩岱青的去向。在南附清朝的喀尔喀诸贵族中，根墩岱青之子垂札布因参与布尔尼叛乱受到清朝惩处，结局也显得较为特殊。但总体而言，清朝对本塔尔、巴尔布冰图及衮布伊勒登等人的安置较为妥善。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陆续南下内附的喀尔喀贵族是清朝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构建过程中较为特殊的一环，清朝在这一时段安置喀尔喀陆续来归的贵族采取的措施和积累的经验，为日后接纳全体喀尔喀及部分卫拉特蒙古部众提供了可借鉴的先例。喀尔喀贵族在内讧中选择南附也反映了此时已统一漠南蒙古诸部、入主中原的清朝对周边部族的凝聚力。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