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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金、玉钟爱有加，对其认识和解读也早已超越了使用和审美的范畴，而是视为精神、道德、人格与文化的象征。金者坚，色泽璀璨辉煌，永不生锈，不但象征着尊贵与财富，而且有着恒久和真诚的寓意;玉者洁，温润无瑕，象征美德与美好。正因如此，几千年来，金和玉伴随着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金玉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安，古称长安，曾是周、秦、汉、唐盛世的建都之地，也曾经是中国金玉文化的中心。本文从西安博物院馆藏上万件金银器、玉器中遴选最精华部分，与君同赏。这些精品多系汉唐之物，展现了千年古都的历史辉煌。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金、玉钟爱有加，对其认识和解读也早已超越了使用和审美的范畴，而是视为精神、道德、人格与文化的象征。金者坚，色泽璀璨辉煌，永不生锈，不但象征着尊贵与财富，而且有着恒久和真诚的寓意;玉者洁，温润无瑕，象征美德与美好。正因如此，几千年来，金和玉伴随着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金玉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安，古称长安，曾是周、秦、汉、唐盛世的建都之地，也曾经是中国金玉文化的中心。本文从西安博物院馆藏上万件金银器、玉器中遴选最精华部分，与君同赏。这些精品多系汉唐之物，展现了千年古都的历史辉煌。
礼权之尚
金和玉以其本身的特质和文化内涵，被视为古代礼仪活动的“神器”，同时也是至上王权的彰显。金银器和玉器自古就与帝王、贵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或是祭祀的神器，或是军权的象征，或是信仰的寄托，抑或是丧葬的用具，在古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商代玉戈
长31.0厘米，宽8.1厘米，厚0.7厘米，孔径0.8～1.2厘米。1975年西安市灞桥区老牛坡商代遗址出土。玉质温润，平滑光洁，抛光精细。阔缘，中部琢有一脊线，缘两侧磨刃，前锋尖锐。内作长方形，与缘交接处的两侧有胡，近缘处有穿，后缘琢出扉芽。玉戈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礼器。此件玉戈形制硕大，琢磨精细，是罕见的商代艺术珍品。
秦代玉璋
长21.3厘米，宽6.6厘米，厚2.3厘米。1971年西安市未央区联志村出土。通体呈斜首扁平长方体，素面无纹。玉璋盛行于商周之际，据《周礼》载，璋为祭祀南方之神的礼器，也用于天子巡狩、祭祀山川、婚聘及殓葬等。
东汉鎏金鹰形杖首
长27.4厘米，宽8.5厘米，厚3.0厘米。1972年西安市莲湖区第二机砖厂出土。两件的形制、大小、重量均相同，通体鎏金，为变形的鹰兽结合体。鹰回首挺立，鹰眼和冠镶嵌有琉璃和绿松石，勾喙，羽毛翻卷，左右对称分布。鹰冠、颈、胸、腹卷羽处有圆形孔洞，原嵌有涡纹松石，现大部分脱落，仅余孔洞。鹰的下半部为兽体，蹲踞于一中空的椭圆柱体之上。圆柱体上方横向排列等距的圆孔，应为贯钉固定杖柄之用。这两件鎏金鹰形饰造型夸张，制作精巧，推测为当时皇家或高级官员举行某种仪式或出行时的仪仗器具。
汉代玉猪
长13.5厘米，高5.0厘米。1989年西安市雁塔区山门口村汉墓出土。这对圆雕玉猪造型相同，姿态相似。鼻端平，两桯(tīng)钻小孔表示鼻孔，鼻梁刻三道弦纹，鼻下一道斜弧线勾画出嘴。以压地隐起法雕出的双眼显得格外有神。两条不对称交叉的弧线构成猪耳。下颌、颈、肩和胯部几道简单的弧线，恰到好处地勾画出了猪的肥硕形态。一猪前蹄伏地，另一猪则前蹄伸出，二者均在用力起身，似欲赴食。此为葬玉的一种，是古人在殓尸时放于死者手中的握玉。这两件玉猪体态丰满，造型生动，雕刻手法简洁传神。
汉代金灶
长3.0厘米，宽1.7厘米，高1.2厘米。1966年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出土。通体近椭圆形，灶门为长方形，周围装饰金丝和金珠。灶面上有一釜，釜内盛满粟米，粒粒可见。釜前的两侧原镶两颗绿松石，现仅留嵌痕，灶台四周装饰掐丝工艺制成的盘绕状带纹和弧形纹。灶台右上角有一烟囱。灶门正上方和釜的四角镶嵌桃形红、紫、绿色宝石。灶底有篆书“日利”二字。此器制作先后采用打制、掐丝、垒丝、焊缀和镶嵌等工艺，整体感觉繁复、精巧。在汉墓中常见陶质灶和铜质灶的模型器作随葬品，金灶极为少见。战国秦汉时期，道教神仙思想盛行，食金丹以飞升成仙就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此灶即取象于炼金丹求长生的丹灶，粟米寓意“金丹”。金灶造型小巧，形象逼真，做工精致，装饰华丽，工艺复杂，又有铭文，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社会盛行的神仙方术有着重要意义。
隋代董钦鎏金造像
座长24.6厘米，宽24.0厘米，通高41.0厘米，重13.27公斤。1974年西安市雁塔区八里村出土。该造像由高足床上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一香熏、四足方形床和两蹲狮组成。
阿弥陀佛结跏跌坐于高足床正中的束腰莲花座上，上身微微前倾，施无畏与愿印。高螺髻，外着袒右肩袈裟外衣，内着僧袛支，褶纹简练流畅。桃形背光内饰莲花纹，外沿火焰纹。两胁侍菩萨均头戴高宝冠，冠带下垂至膝，体长腰细，上身裸露，饰项圈、璎珞、钏镯，肩搭长巾，下着长裙。两金刚力士跣足，裸露上身，肌肉隆起，腹部鼓出，狮鼻大口，瞋目怒视，头戴宝冠，饰项圈、璎珞，脑后有圆形背光，内饰莲瓣纹。
右侧力士右臂如执剑状，左侧力士右臂如执金刚杵状。高足床正中置一蔓枝莲花簇拥的香熏，香熏下有一裸体侏儒用力托举香熏，造型极其生动。一对蹲狮位于床前，均前足斜撑，全身筋露骨棱，十分劲健。佛像、莲座、高足床及其他23个附件均为单独铸造，其间有插榫孔眼相连接，可拆卸。在高足床的右侧及背面镌刻着发愿文，计118字：“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具闻正法。赞曰：四相迭起，一生俄度，唯乘大车，能□平路，其一。真相□□，成形应身，忽生莲座，来救□轮，其二。上思因果，下念群生，求离火宅，先知化城，其三。树斯胜善，憨诸含识，共越阎浮，镜食香食，其四。”
这件造像通体鎏金，制作精美，造型端庄，富丽堂皇。隋朝倡佛，民间铸造佛像之风盛行，这组鎏金佛像正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同时，这组佛像附有完整的铭文和年号，为佛教造像断代的标志器。
华饰之锦
以玉作为装饰品，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盛行不衰。金饰品大约在商代出现。汉唐时期金玉饰品发展至顶峰，出现金玉合饰，器物奢华精美。明清以后，金玉器多有借用花鸟鱼虫等动植物的谐音传递祝福之意。
西周玉燕
战国秦式龙纹工字形管衔环玉饰
长5.2厘米，宽3.1厘米，厚1.2厘米。1982年西安市长安区韦曲战国墓出土。玉色黄绿，双管并列，中部相连，呈“工”字形。“工”字下端有方形桥钮，钮中有小活环。双管对钻而成，孔口不甚规则。双管和连接部位饰多组秦式龙纹，布局疏密有致，杂而不乱。制作工艺过程分为切割、打孔、镂雕、琢刻纹饰等，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玉雕工艺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
西汉镂雕鞢形玉佩
1992年西安市北郊范南村西汉陈请士墓出土。通体呈片状盾形，内呈鸡心形。一件高7.1厘米，宽4.0厘米，厚0.4厘米，两侧镂雕卷云纹；一件高4.4厘米，宽2.8厘米，厚0.3厘米，上方及两侧均镂雕更为交错复杂的卷云纹。鞢(shè)是专供射箭扣弦时保护手指的指圈，原为管状顶部斜抹，管壁有扣弓弦的槽与供系绳佩戴的双孔，外表还雕琢有纹饰。战国时已演变为扁平状，完全失去了扣弦的功能而成为纯粹的佩饰。到汉代时已发展为盾形片状镂雕佩饰。汉代以后直到清代，这种佩饰一直盛行。
唐代金镶玉佩
高4.2厘米，宽5.0厘米，厚0.4厘米。1976年西安市未央区孙家湾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玉佩呈三角形，两腰为三连弧形，单面雕琢。正面错金饰变形双凤纹，鸟身刻划成圆弧曲线，头颈伸直，尖喙，长冠，翅、尾、足呈“人”字形，各主要部位装饰卷云纹。近顶端有用于穿系佩带之孔。玉错金银工艺始于春秋时代，战国至唐代最为流行。在晶莹润白的玉件上饰以错金的纹饰，显得格外华贵富丽。这件玉佩的造型带有深厚的西域风格，它是在传统的错金及云纹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具有豪迈开朗与饱满瑰丽的时代特色。
唐代金蔓草花饰
1971年西安市灞桥区红旗乡郭家滩村出土。金蔓草花饰可分为叶形和团花形两类，两者皆以变形的串枝花组成。团花形饰片直径5.5～7.0厘米，中心为圆形串叶，4朵花向四面展开，围绕在中心串叶周围，花心自内而外又绕出一周花叶。花叶间有装饰按钉用的8个小孔，花瓣与枝叶上原镶有宝石，现已脱落。叶形饰片的茎干串连花朵与枝叶，盛开着5朵花。4个花瓣上原镶嵌宝石，现已脱落。花饰出土时有一对小巧的金合页相伴，推测这些花饰原是妇女梳妆匣一类用具表面的装饰之物。花饰构思巧妙，做工精细，变形中寓含了写实。
唐代玉舞人尾
长10.1厘米，宽5.2厘米，厚1.0厘米。1981年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出土。为腰带尾端饰件，呈圆首矩形，正面雕出一跳胡腾舞的男子。舞者长发卷曲，高鼻深目，上着圆领紧身长袖衣，腰系长裙，足蹬高筒靴，脚踩圆毯。圆毯周饰垂索，其内阴刻一“田”字。圆毯正是唐代文献中所说的“舞筵”。花纹以砣具碾琢，线条流畅，干净利落，并釆用剔地雕刻，使人物形象具凹凸起伏浅浮雕效果。(chá)尾背面的方形一端略微削低，并在其上钻出5对象鼻孔，将鞓末端与其钉在一起。这件尾选用和田白玉雕琢，采用压地半浮雕技法凸显其立体效果，勾勒人物形象的阴刻线条弯转自如，两面边缘均削棱，抛光技艺甚佳，珍贵的材质、高超的技艺与实用性完美结合，是同类玉件中的上乘之作。
樽瓯之璨
古人极为重视金玉独特的自然魅力和永恒价值，以金玉制成的实用器具，既是财富的组成部分，也是贵族特权的象征，同时还是一定的精神寄托。玉制器具最早出现于商代，为社会上层人物专享的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有臼、盘和簋等。秦汉以后玉制器具逐渐增多，常见的有杯、碗、尊、枕等。金银器皿汉以前较少，唐代发展至顶峰，且多带有异域风格。
汉代玉杯
2010年西安市长安区汉宣帝杜陵遗址出土。3件玉杯形制相同，其一高13.5厘米，口径6.8厘米，底径4.5厘米，口沿和底沿镶嵌金扣；其二高12.4厘米，口径6.3厘米，底径4.9厘米，口、足没有镶嵌金扣；其三高12.8厘米，口径6.5厘米，底径4.7厘米，口沿、底足边缘共镶嵌4道金扣。玉杯通体打磨光润，直口圆筒形，喇叭形高足，口部、腹部均刻宽双凹线夹宽凸线。杯身上的包金既有美化作用，也加固了杯身。其金镶玉的装饰技法显露出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玉杯的使用可能与当时祈求长生不老的思想有关，据《汉书》等文献记载，此类玉杯的功能是承接露水，用以服食玉屑以求成仙。
汉代玉舞人
2010年西安市长安区汉宣帝杜陵遗址出土。左侧玉舞人高10.5厘米，右侧玉舞人高10.2厘米，两者皆下宽7.8厘米，衣摆厚度6.1厘米。玉舞人采用圆雕技法，联袂并肩伫立，眉目清秀，细鼻梁，小嘴，身材修长，婀娜多姿。头上长发圆盘，发辫自然下垂，嘴角露出恬淡的微笑。内穿多层长袍并着长裤，外穿长袖曲裾深衣，腰系两条宽绢带，并接有很长的衣襟在身上缠绕数道，长摆曳地。下摆分别裁成大小不同的4个尖角，上广下狭，宛若燕尾。脚穿翘头履。
玉工精准地捕捉并生动表现了舞女跳舞时的瞬间姿态。粗阴刻线展现大形，以细阴刻线勾勒细部，细阴刻线采用游丝毛雕技法，以摆动的裙角表现出舞蹈时衣摆自然飘扬的状貌，充满了舞蹈的动感，显得飘逸浪漫，引起观者无限的遐想。它是迄今发现的有明确出土记录，形体最大，而且是唯一两件相连的俏色立体圆雕玉舞人。其出自杜陵，应是汉宣帝的御用之物。它是汉代宫廷最为流行的“翘袖折腰之舞”生动写照，也是研究汉代宫廷文化、妇女服饰以及舞蹈史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唐代金背瑞兽花枝镜
直径19.68厘米。2002年西安市灞桥区马家沟村出土。镜为八瓣菱花形，背贴一金壳，其上锤揲出浮雕式装饰纹样。中间凸起的钮部饰一对追尾式双兽，一周凸棱将壳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饰8只神兽与缠枝蔓草，在每个神兽面前都形成一个圆圈，神兽或走或伏，或趴或跃，作攀枝嬉戏状。内区的缠枝花草蔓延过凸棱进入外区，在8个菱瓣内盛开，花枝在各瓣间也作间隔但缠绕不断，每瓣当中有四叶花苞正对菱花形中央，两侧垂以葡萄果实，下有两鸟噙枝啄籽，八瓣内两鸟姿态各异。镜缘内的边框上各饰折枝花。葡萄纹装饰盛行于西域，唐初传入中原，与内地传统的瑞兽纹相结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葡萄纹铜镜出现于唐高宗李治时期，武则天时期较为流行，唐玄宗后期逐渐消失。
新莽王精金印
长1.1厘米，宽1.1厘米，高0.5厘米。1966年西安市碑林区沙坡砖厂汉墓出土。金印方形，龟钮。方形台座上爬立一龟，高鼻张口，睁目昂首，背部突起，并刻有六边几何纹饰，在六边形内和周围又刻连珠纹，四足布满圆点纹。造型生动，制作精细。底部刻有阴文篆书“王精”二字。字体端庄，线条圆劲有力。这方金印为新莽时期一位叫“精”的王侯级官员的印章。印作金质，说明使用者的地位之尊。
西汉鎏金错银凤鸟镇
长6.4厘米，宽5.7厘米，高4.7厘米。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汉墓出土。共出土4件，形制、大小相同。凤鸟呈伏卧状，回首啄羽，双翼微微振起，尾羽微展，冠作如意形，颈部有一环形银色项圈，双翼及尾部金银两色相间，其他部位均鎏金。造型生动，刻划细腻，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镇的用途较多，在汉代，这类器物作为随葬品放于死者袖口称为压袖，放于墓内幔帐四角又称压帐。同时，盛唐以前，人们席地而坐，常在席的四角压镇，以使席子保持平整。这4件鎏金错银凤鸟镇是当时上层贵族奢华生活的见证。
唐代狩猎纹八瓣银杯
高4.2厘米，直径9.0厘米。1983年西安市未央区马旗寨出土。银杯整体为八瓣花形，平折沿，连珠唇。环形杯把，外缘缀连珠。杯把上有如意云头状的指垫与口沿平，指垫中心圆圈内錾一鹿纹。腹杯壁8朵花瓣以柳叶条带作界栏，形成8幅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画面。4幅为男子狩猎图，男子身着袍衫，跃马奔驰在丛林中，或搭弓回射飞禽，或持刀追杀野兔，或抛投绳索套捕獐子，或紧追仓皇逃窜的花鹿；4幅为仕女图，女子或乐舞，或戏婴，或梳妆，或游玩。小小的8幅画把唐代男子与子女生活中的一些情景勾勒出来，画面动静结合，虚实相得益彰。银杯的内底处以水波纹为底衬，中间錾刻出一个摩羯头和三尾小鱼，凹陷的8只莲瓣内相间地錾刻出花草。这样，当杯中盛放酒或水以后，仿佛在微波荡漾的池中，鱼儿游动，水草漂浮，平添了几许观赏乐趣。
唐代玛瑙钵
高7.5厘米，口径13.5厘米，边沿厚0.7厘米。1968年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出土。由深褐色夹乳白缟带纹理的玛瑙雕琢而成。钵体呈长椭圆形，腹部微鼓，近底处内收，底光滑。通体虽无雕琢纹样，但选用的玛瑙纹理自然交错，流光溢彩。玛瑙是玉髓的一种，为具有不同颜色而呈带状斑纹的玉髓，按其层纹和颜色的不同，有带状玛瑙、苔纹玛瑙、珊瑚玛瑙和水胆玛瑙等名称。“玛瑙”一语来源于佛经，自佛教传入中国后，琼玉或赤玉被改称“玛瑙”。我国西北、东北、华北、华南和西南许多地区都出产玛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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