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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健华，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古陶瓷研究中心研究员。
明初永乐、宣德时期(1403—1435年)青花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造型、典雅瑰丽的色调、优美生动的纹饰被公认为我国制瓷史上“发前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被称之为“青花瓷之冠”。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里,青花瓷器远播于东南亚、中亚、西亚及非洲南部,甚至远达西非海岸,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物质文明。
那么,明初青花瓷如此辉煌的原因何在?其艺术风格又是怎样的?笔者通过对明初社会状况、外交政策、文化交流诸方面的研究,并结合故宫博物院所藏实物草就本文,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一明初瓷业生产发展的杜会背景
1.明初的杜会背景
在经历了元末20余年的长期战乱后,明太祖朱元璋首先开始推行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大张旗鼓地落实以“移民屯田”开垦荒地为核心的农业政策。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兴修水利,鼓励农民兼种桑棉等经济作物,使农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显著成绩。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永乐时运河两岸的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等地,四方商贾云集,北京更是各地商品的集散地。宣德年间主要商业城市有南京、北京、苏州、镇江、淮安、常州等,闻名全国的瓷都江西景德镇和广东佛山在此时也初具规模。
此外,明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其中之一是放宽了对手工业者的限制,部分地缓解了元代以来工匠们与封建主之间的依附关系。洪武时属于匠籍的手工业者有23万余众,十九年制定了工匠的轮班和坐住制度。轮班匠为三年轮一班,每班不超过三个月,为朝廷服役;坐住匠每年中有一个月为朝廷服役。也就是说,无论是轮班或坐住的匠人,除去为朝廷服役,余下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实施这种宽松的“以役代赋”政策,无疑对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有着进步意义,比起元代那种永世为奴的匠籍制度,又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使赴工者各其役而无费日,罢工者安家居而无费业”。
明永乐时全国官匠已达30万人,在纺织印染、造船造纸、酿酒、冶铁、制瓷诸方面都有较大发展。政府对官窑瓷业给予了极大重视,尤其是永乐、宣德两朝官窑业,凭借政府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完备周详的组织系统,产品丰富,品质精良,特别是青花瓷器所取得的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颠峰。
在此有必要说明明初御窑厂设立的确切年代问题。因为相关史料记载不一,至今大抵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根据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江西大志》,该书记载御窑厂成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第二种意见是根据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录),该书认为洪武二年(1369)成立御窑厂。参考最新的考古资料,1990年9月在景德镇发现的明代遗物中有一件长38、宽27.5厘米的瓷瓦,瓦上用铁褐料书写“人匠王士铭、浇釉樊道各、风火方南、作头潘成、甲首吴昌秀、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监造提举周成、下连都。”这些文字记载的是当时烧瓷匠人分工和监造人的名称,弥足珍贵。景德镇是在洪武二年开始设立县丞,与此瓷瓦同时出土的还有印有“官匣”二字的匣钵残片,应当说洪武二年设立官窑是极有可能的。笔者倾向洪武二年建御窑厂这种观点。从南京明故宫遗址历次出土的永宣瓷器残片来看,都是高水平高质最的精品。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假设是“洪武三十五年”建御窑厂,那么绝不可能一蹴而达到永宣时期的瓷业高峰。
明初,朝廷对御窑厂十分重视,由皇帝选派得力的官员督窑,制度完善,设备齐全,官窑在强大的政府财力的支持下集中了最优秀的匠师和原料,开始了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的御用瓷的烧制。永乐、宣德朝官窑更以绝对的优势独步瓷坛,没有什么民间窑厂可与之相抗衡。“官民竟市”“官搭民烧”的情况都发生在明中期以后。明初的瓷业,官窑与民窑分为两个系统共同向前发展。官窑瓷器由于条件优越,在宫廷的督导和工匠们的努力下,形成了高雅的风格,为士大夫贵族阶层所青睐;民窑在官窑的排挤和压抑下顽强地生存,因缺乏上好的“官土”和优质的青料,加之烧造条件十分简陋,所以产品工艺粗糙,具有拙朴而自然的特点。
明初永宣青花瓷业的成就是建立在洪武朝三十余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到宣德时,御窑厂窑炉由原来的20座猛增至58座,而民窑则有3000座之多。可见,明初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给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保证。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云:“统观诸朝,或盛或衰殆无常轨。衡以世愈近则愈进化之说,乃迥不相侔,律以人存政举、人亡政举、人亡政息之言则庶几相近。盖瓷虽末道,而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故观于瓷业之盛衰与历史世代变迁之局成正比例。”
2.“抚驭万国”的外交方针
明永乐皇帝曾提出“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外交原则,这一国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洪武朝对外政策的继续。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谕告朝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用兵”。他还强调:“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都谨遵“祖训”,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外交方针,对海外诸国不是采用武力征服的办法而是采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以德服人,以理相感召,以睦邻友好的方式安抚驾驭邻国。
明朝政府在永乐、宣德皇帝执政的三十余年中,对外并不仅仅满足“请进来”的方针,而且还积极推行“走出去”的政策。“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海外诸国从朝贡活动中获得丰厚回报,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性。所谓“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利诱诸蕃,使万国来朝”,它使中国与亚非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和贸易往来,中国瓷器则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物品。
此外,郑和下西洋对于明初青花瓷的发展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郑和每次出使都带去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麝香、金属货币等等,一部分馈赠诸国的君主,向他们宣扬明政府的外交政策并邀请各国派使臣来华,另一部分则与当地居民进行友好贸易,瓷器则是其中最受欢迎的重要品种,在今天的东南亚、西亚及南亚地区均有大量的中国瓷器出土,其中为数众多的是明初青花瓷器。
随着郑和下西洋,海外市场对青花瓷器大里需求,使景德镇官营窑厂应接不暇。但是,粗劣的民窑制品是不能够作为礼品瓷和贸易瓷的,所以当时用于贸易的瓷器也由官营窑场生产。来自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无形中极大地刺激了明初瓷器产量的增长。仅宣德八年,“准烧造龙凤纹瓷器兼本部官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磁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
在明初对外贸易的礼品中,瓷器是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明史·外国志》中记载:“洪武七年冬,泰期复来贡并皇太子笺,命刑部侍郎李浩人贡,得马四十匹。浩言其国不贵纨绮,唯贵瓷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之物。”“文郎马神……初用旧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尤好瓷瓮画龙其外”。“敏真城……永乐中来贡,其国地广多高山,日中为市,诸货骈集,贵中国瓷、漆器,产异香、驼马”。日落国“永乐中来贡。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儿鲁密帖里牙复贡。使臣奏求纻丝、夏布、瓷器,诏皆予之。”
根据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凡是郑和船队所到国家都有明初青花器或残片出土,完整无缺的传世品比较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国家,这一现象与郑和七次航海的路线有关。当时明政府外交侧重点在中亚和波斯湾,特别是以蒙古帖木耳帝国为首的西域地区。每次远航,大抵都是由江苏太仓刘家河出发,经越南中部、泰国中部,穿过印度半岛到达波斯湾霍尔木兹岛,以至再前行至非洲东部,而没有到过日本和朝鲜,所以日本极少永宣青花瓷出土。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郑和带回的诸国土产方物中,与明初青花瓷器烧造有直接关系的是“苏泥勃青”这种优质的瓷绘原料,还有用于配制其他彩釉的矿物质如三佛齐的紫、渤泥的紫矿、胭脂石等。这种进口的青料最早见于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一书,当时称为苏麻离青,“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中也记载有诸国向明朝进贡物中有石青、回回青。回回青即苏麻离青。从明代福建人温处叔《陶记》起,这种青料被称为苏泥勃青,延用至今。正是这种苏泥勃青的进口,使明初青花瓷器发色有别于历代青花瓷。苏泥勃青料发色亮艳、浓丽、深邃、晕散,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特点,其审美趣味为其他瓷类所不及,也是有明一代青花瓷的典范。西方国家把这种青料称为“sumaltum”,这个英文名字与南洋群岛中的苏门答腊的英文发音十分贴近,一些专家学者经过考证,初步认定苏泥勃青的产地应为马六甲海峡的苏门答腊岛附近。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苏泥勃青产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只是由商人带到苏门答腊同中国进行交易。郑和下西洋结束以后,这种优质的原料便销声匿迹,大量的传世品和科学考古发掘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永宣青花瓷浓郁的伊斯兰风格
在谈及永宣青花的特色时不能不谈到它那浓郁的伊斯兰风格特点。诚然,永宣青花在当时也吸收了蒙古游牧民族雄健粗犷、藏族文化神秘朴拙的特色,同时也保持着汉文化的传统,但这一时期青花瓷在形制纹饰方面最为突出的还是其浓郁的伊斯兰韵味。这种鲜明的风格特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生产的其它质地的工艺品如出一辙,有百分之八十的永宣青花瓷在造型方面可以在西亚地区古代金银器、铜器、玻璃器、陶器中溯源到范本。
明代以前人附中原的回回除去战争因素外绝大多数是商人。入明以来,回回中许多上层人物成群结队自愿为明朝效力,据《明实录》统计,从洪武到成化的百余年间(1368—1487年),西方来归的穆斯林近70批,其中宣德六年(1431年)的一次来归人数即多达300余口。同一时期,从漠北蒙古来归的穆斯林近50批,其总数达10万之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元代之后穆斯林入附中原的新高峰。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擅长制作便于携带的精致的手工艺品,如地毯、陶器、玻璃器、金银器、水晶、牙雕等,随着东来回回的大量涌入,精于此道的手工艺匠人以他们精湛的技艺为明初社会在染织、制瓷、镶嵌、铸造等行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永宣青花正是在这种开放交流的社会条件下融合、吸取了大量伊斯兰手工艺品风格的产物。
永宣青花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因为当时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世界,而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纯洁高尚,深受帖木耳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喜爱,广泛地使用这种装饰也迎合了伊斯兰世界巨大的消费市场。于是,明永宣两朝为适应出口而在瓷器上采用了大量的伊斯兰风格的造型与纹样,这种情形在大量的传世品和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得到了印证。
下面笔者拟通过故宫博物院现藏永宣青花器与伊斯兰民族古代器物相比照,寻找出造型、纹饰间的因缘。
永乐青花缠枝花双系带盖大扁壶(图一),通高54、口径6.5厘米。壶小口短颈,腹面一侧隆起,另一侧平坦,呈扁圆形,也称“卧壶”。外唇口单侧安一小孔系,肩下安双环耳,盈插式回盖。此壶气魄宏伟,造型奇特,特别是腹面满绘的缠枝花卉婉转起伏,富于节奏感,带有典型的西亚特征。腹正面凸起的回圈线内环套的八角星形装饰采用和谐对称的几何图案,使人耳目一新。中国传统的壶造型尽管千姿百态,但最终是以贮水为实用目的,大扁壶无法直立,平放水就会从口部流出,所以尚不清楚它的实用功效。美国的佛里尔美术馆收藏一件伊朗12—13世纪的黄铜嵌银扁平大壶(图二),形制与此壶十分相似,据说是贴挂在清真寺墙壁上用于供奉真主的器物。
永乐青花缠枝花龙柄花浇(图三),高14.7、口径8、足径4厘米。粗颈,垂圆腹,卧足,单侧安首尾相连的龙头柄。通体以海水江崖及缠枝花为装饰。在葡萄牙里斯本古本江博物馆陈列一件12世纪的白玉龙柄花浇,形制与此相同。花浇实际上是伊斯兰教徒作礼拜时的净水器物,造型源于黄铜鼓腹带盖的盛水器(图三)。这种器物在伊朗和叙利亚从12世纪就开始生产,13—14世纪的帖木耳王朝十分流行。此外,从这件青花花浇外口下及肩部凸起的弦纹还可以见到金属器制作的遗风。
永乐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图四),高28厘米。瓶为蒜头口、圆轮腹,肩颈处安绶带耳。腹绘多角轮花,此种形制在中国传统的瓶式中未见,叙利亚博物馆收藏一件出土于本土拉斯·夏姆遗址(距今2000年)的红陶双耳罐(图五),与此瓶造型十分接近，陶罐扁腹正中以黑彩描绘的润轮状花朵可视为青花绶带耳瓶花纹装饰的滥觞。
宣德青花折枝花卉大执壶(图版一),通高36、口径7.8、足径15厘米,直口,长颈折肩,壶身圆筒式出八棱,圈足内施白釉,长方形流,宽扁曲柄。通体纹饰分为五层,以折枝卷叶花为主,平伸的方流与大跨度的曲柄以及几何形面的壶身均具波斯风韵。水壶是回教寺院备用的器物,每当举行朝拜仪式时,每个穆斯林都要用水壶来沐浴净身。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阿富汗都十分流行这种腹壁出棱的式样,美国图四佛里尔美术馆收藏一件阿富汗的黄铜嵌银出棱水壶(图六),可见青花执壶的出棱装饰完全源于西亚的黄铜壶。
宣德青花花卉八方烛台(图版一),通高38.5、口径9、足径13.5厘米。烛台造型是模仿西亚地区清真寺的铜烛台烧制的。铜质烛台在古代埃及和叙利亚十分流行,美国佛里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伊朗黄铜嵌银烛台是代表作品(图七)。
宣德青花缠枝花折沿盆(图八),高12.2、口径26、足径19厘米。撇口,折沿,直腹,平底,底细砂无釉。里外满绘青花纹饰。里心以变形朵花纹为圆心,依次向外展开多层环形装饰带口沿处绘汹涌翻卷的海水浪花纹,外壁绘柔婉的缠枝花。这种折沿盆造型起源于穆斯林教徒的净手盆,曾流行于埃及等地,但以铜质占绝大多数(图九)。瓷质折沿盆往往失去了其实用意义而被作为陈设品。
在诸多器物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直径在30—60厘米之间的菱花口大盘(图十),这种折沿阔底的大盘多以满密的缠枝花为装饰,显然是为符合人们俯视的习惯。这种巨型大盘是穆斯林人盛放食物的器皿(图十一)。大家席地而坐,首先祈祷感谢真主的恩赐,然后取食,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必须配以硕大的餐具。这种大盘的烧制完全是为了适应伊斯兰的民族习惯。
此外,还有宣德青花龙凤罐(图十二)与叙利亚白地蓝彩陶瓶(图十三);宣德青花无挡尊(图十四)与叙利亚黄铜器座(图十五);宣德青花灯笼尊(图十六)与伊朗蓝地绘金彩陶壶(图十七);宣德青花带盖豆(图十八)与叙利亚玻璃带盖壶(图十九)以及宣德青花龙纹天球瓶、宣德青花十菱高足碗、永乐青花卧足碗等三十余种器物造型与伊斯兰古代艺术品有着深厚的渊源。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在图案装饰中采用的题材是植物花卉。公元10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采用椰子和谷物等植物为装饰纹样并把它们描绘成无限延伸、卷曲、缠绕、变形之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意愿加以组合,使之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和梦幻之美。阿拉伯花纹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叙利亚的沙漠古都帕米拉的石刻建筑上有10世纪葡萄藤叶纹图案,是连续性植物图案的代表作。永宣青花瓷上所描绘的花卉、瓜果一反传统的写实技法,多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形,使枝叶延伸,无穷无尽地布满整个空间,花叶枝条交织缠绕,蜿蜒起伏,正是借鉴了伊斯兰民族的装饰方式。
除去缠绕的花卉以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放射性排列画法,在折沿盆、盘心、碗心上大量使用。它是以器物里心正中为圆心,花纹图形依次展开,向外扩张,进行多层次地描绘。典型的例子是宣德青花鸡心碗,碗里心以一六瓣朵花为中心,依次向外是十字花、回纹、缠枝安克架(笔者按:安克架是古埃及中的象形文字,“”环柄十字,意为生命的钥匙,读作ankh,汉译作安克架),卷草纹,环形装饰带,装饰精美而华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圣殿上凸出的弯窟天花板。
伊斯兰的几何、数学极为发达,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与理解。从青花瓷的造型到纹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所不在,这是一个适应万物的变形体系,如宣德象耳折方瓶、十菱花口洗、瓜棱水注等器型都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对称连续的几何原理。在图形方面常见的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形等。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一件器物上划分出若干对称的装饰区域,用条带或环带边饰分割,产生对立统一的美感。回纹、忍冬纹、碎浪纹、卷叶纹、水涡纹、圈点纹、朵花纹组成的边饰则更多地受到波斯地毯图案的直接影响。更有些是受益于清真寺中圣龛和门楣边饰的启发。此外一些附加的装饰如鼓钉、凸雕花卉、弦纹等都保留了金属器的遗风。小系一般十分单薄,安在盖纽外侧或壶柄的顶端,我们称之为“盲系”,是一种失去实用功效的纯装饰。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装饰题材之一。12世纪阿拉伯文纷繁的各种书体已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宕荡起伏,具有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般而言,永宣青花瓷中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器物上所描绘的花纹多为抽象夸张和变形的纹饰,大多数题材源于西域地区的植物和花果。在缠枝花中西蕃莲十分常见,这是一种大朵密瓣、介于荷花与菊花形态之间的花卉,在古波斯地毯上常见这种纹样,痕都斯坦(今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北部)12世纪玉盘上描绘的就是此种缠枝的大朵西蕃莲。再有一种椭圆形的扁菊花(一种长年盛开在西亚沙漠边缘地带的野花,当地称“延命菊”)、苜蓿花(由于引进阿拉伯良种马而随之在我国广泛种植的精饲料)、葡萄、石榴(安石榴)、西瓜、蕉叶(棕榈叶)、核桃(胡桃)、芝麻(胡麻)、没食子(一种药材)、黄瓜(胡瓜)等等,上述花果有许多早在汉代即由西域传入我国,但是大量用于青花瓷上却是永宣时期最为流行。
综上所述,在明帝国最为昌盛的年代,由于明成祖、宣宗时采用了开放政策,青花瓷器在与伊斯兰艺术相互碰撞、融合中有机地结合,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划分,跨越了种族和地区的界限,产生出一种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秦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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