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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那年，潘松开着他的蓝色切诺基，从兰州前往西藏。车上还有妻子和他信仰藏传佛教的母亲。三个人沿着青藏公路进藏，疲劳驾驶导致了在唐古拉山的车祸，切诺基闯出公路，差点丢了性命。几天后，他在拉萨给我电话，一边大喊倒霉一边兴奋地对我吼道：“我终于开车进藏了！”
那是潘松对自己兑现的第一个重要的承诺。几年以后，他说那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对许多人来说，前往西藏最大的感悟，除了赞叹独特风景，往往是精神上的净化。但潘松不是，他在那里重新选择了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行当。
在兰州，潘松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在父母的安排下，他的工作清闲，薪水还不错。他顺理成章结婚。新娘是个漂亮的兰州姑娘。他们有一套新房，刚刚装修好。他的破吉普里装着高级音响，每年在中国西部的几个省份四处游荡。如果没有什么出格的想法，潘松的人生可以继续完美地走下去。
在更年轻的时候，潘松在北京上大学。所学专业和艺术设计有关，大学期间他在北京一家企划公司找了一份兼职的差事，做VI设计。那些年，他还听摇滚，是个愤青。参加各种现场演出，去认识各种各样奇怪的人，只要和艺术沾边的事情，都要往上靠一靠。直到父母让他回到兰州。
兰州属于那种正在衰落的城市之一。它是整个中国蓬勃发展的另外一面。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经往西部倾注了大量的人才和物力，政府认为那里很安全。三线建设带去了众多的科学家，导致兰州一度发展辉煌。但很快，随着沿海地区改革力度的爆发，兰州像破了口的气球，一日一日瘪了下去。
对潘松来说，北京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而兰州，那几乎是一座死城。零星的西部摇滚乐队已经不能给他带来力量。除非认定自己的命运将终结在这里，否则他无论如何都不甘心。但是，像所有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一样，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而去投奔一个不可掌握的未来，需要极大的勇气。大多数时候，他们在等待一个外来的刺激，好让他们能做出艰难的决定。
这一年，潘松在西藏等来了这种刺激。在拉萨时，我们偶尔会打几次电话。起初，他修好了他的切诺基，母亲送到了医院。我们聊着他未来旅游的路线。后来，他告诉我在那里认识了好多朋友。他们一起逛街，吃火锅，聊天到通宵。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对我叫道：“你真应该来！这边好多旧东西可以买！”
“都是些什么？”
“有许多古董啊！肯定是你感兴趣的。”他兴奋的说。
我那时对西藏一无所知。常识里理解的古董，应该是瓷器字画一类。要是真货，可贵得吓人。我对他说，你小心别买到假货。随后，潘松把剩下的时间都耗在了拉萨的八角街。在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里，他掏光了口袋里的所有钱，全都拿来买东西。
那是2005年秋天，当潘松开着修好的吉普车返回兰州时，后备箱装了满满一车旧货。“全都是旧东西！”他在电话里洋溢着兴奋的光芒，“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古董，但我都很喜欢。”
第二年，潘松就辞了职，前往拉萨专门做古玩生意。
我刚认识潘松时，他对古玩似乎没多大兴趣。2005年上半年，我在丽江征友一道前往梅里雪山。潘松应征而来。他那时刚从西双版纳过来，买了一些小玩意——大都是旅游市场上常见的民族饰品。我觉得那些东西根本不值得购买，很可能是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过来的。
他个字不高，却瘦得厉害，像套在T恤衫里的衣架子。隐隐约约的络腮胡，刮得很干净，一片青色。说话干净利落，是个直爽的人，没多少心眼。我们俩常一起在丽江古镇闲逛。有一次，我花20块钱买了一个旧梭子，是以前的女人用来纺织布料的。我拿它当烟灰缸。潘松拿在手里看了很久。
我们从丽江到中甸，然后穿越稻城亚丁，最后走到成都。一路上，潘松开始有意去一些商店淘旧货。那些店散落在各个小城市的游客集散处，大多装修古朴，充满少数民族风情。老板们都声称，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西藏或尼泊尔带进来。潘松没买太贵的东西，但抵达成都时，我们的背包已经装满。随后，我们分手回到各自的地方。临走之前，他对我说，他回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
那年冬天，我到兰州出差。潘松开着那辆破吉普车到市中心接我。健伍音响里传出来的仍是摇滚乐，在冷清的兰州城，吉普车显得挺咋眼。潘松熟练的穿梭在街头小巷里，带我去吃兰州拉面。他说他实在受不了这里的生活，“我离婚了。”
“真的？”我很吃惊他的速度，“你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想到西藏去。”他的语气似乎有一些犹豫，“我想在八角街寻个摊位卖手工艺品。”
这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那时，潘松的工作比以前更轻松了，他常常不去单位上班。对大多数兰州人来说，他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一个拉萨街头的手工艺品小商贩，听起来毫无吸引力。我问他，“那可能没什么意思吧？”
“我想好了。我想收集一些藏族文化的东西。”潘松盯着我碗里的面条，理着板寸的头顶闪闪反光，“我喜欢西藏。”
那天晚上，我住在潘松家。他家的客厅是北欧风格的，但他的卧室却像一个藏族家庭。他从西藏买回来的奇奇怪怪的古董，塞满了整个屋子。相比之下，房间里那些昂贵的进口电器倒显得毫不起眼。一个藏式柜子充当茶几，德国床垫直接铺在橡木地板上，一整面墙的书，其中很多是外文版的有关西藏的学术类书籍或者画册。或许是他母亲信仰的缘故，我总觉得屋子里还有一种酥油茶的味道，很特别——但那肯定不是一个公务员的房间。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他在军医院度过的童年，从国民党隐退后做了半辈子木匠的爷爷，小时候逛古玩摊的经历，小学一年级卖画挣钱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生意头脑，去意大利都灵以自己绘制的汽车草图制造出概念车的终极理想。
回到北京，我收到潘松邮寄过来的礼物，是一套尼泊尔纸张制作的日历， 一个旧马镫，还有几个木头做的西藏旧物。从那时候开始，我认为他的生活也许要发生剧烈的改变。但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即将踏入的新生活是什么样子？对潘松来说，无论什么样子，都比现状好。为此，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挽起裤腿下海了。
2006年的一天，潘松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带着几十万块钱去拉萨了。不过不是摆摊卖手工艺品。他一动手，就租了拉萨旧城区的一个门面，做起了古玩买卖。我知道，那肯定是要先交学费的。
插画：木青年
中国的民间收藏者队伍，据说已达上亿人。收藏，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全国性的收藏热潮，每一次热潮都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和经济发达。北宋时期，宋徽宗是皇帝玩古的一个典型。到了明清时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玩古成风，波及民间。清末民初时，北京的琉璃厂是藏家们最喜欢光顾的古玩市场。
但对许多人来说，如今最熟悉的古玩交易，都来自影视剧。《五月槐花香》和《古玩》都曾试图展现琉璃厂的盛况。在那个动乱时期，大量的古玩从宫廷流出，而少量仅存的贵族阶层是这些古玩的真正买家。和现代的普通购买者不同，他们具有更多的古玩知识，懂货，也识货。而那时的古玩商也有一套独特的经营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守信誉。
古玩商有他们自己的行规。绝不会私自定价，也不会漫天要价。因为价格的随意涨落，必然会使买家丧失信心，所以古玩商们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价格机制。而且那时的买家也不是好惹的，大多具有一些权势，如果捅出篓子，结果也不太好看。
当时的琉璃厂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所售出古玩字画，只要完好无损，没有改变原状，无论经过时间多长，只要买主发现与原先议定的价格不符，就可以按原价无条件退回钱款。这个条款，类似于现在许多行业里的“三包”政策。
而且，古玩商之间讲究通力协作。他们之间组织严密，经常交流各自的藏品和经营状况，彼此之间都非常了解。如果顾客想买的货物店里没有，可以从别的店中取来销售，而且绝不会趁机渔利。一旦有人不讲义气，采取了不合行规的经营方式，就会遭到古玩行会组织的打击和排斥。
但这些不成文的行规，到现在几乎已无迹可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正掀起全国性的第四次收藏高潮。各地兴起的古玩城，和良莠不齐的收藏地摊，一到周末就人满为患。拍卖市场的价格一路往上飙升。30年的经济改革，填满了一部分人的钱包，随之兴起的精神文化上的需求，正使古玩行业成为一个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汇点。
曾经有一段时间，当代艺术也是收藏热潮中的一个分支。不过，对它的争议却由来已久──当代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和疯狂上涨的拍卖价格是否一致？但真正的古玩却很少引起争议。每当在古玩城或者拍卖行发现一件真品，人们会争相谈论它的价格，却很少有人去质疑它的价值──没什么可疑问的，因为真品已经越来越少。
潘松曾告诉我，收藏古玩最好的时机，是1980年代初期。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而民间文物市场还未真正兴起。但十几年过去，市面上的古玩如今大多数已握在藏家的手中。收藏热潮带动了赝品的疯狂制造。中国人向来不缺少仿制能力，像南方的加工厂模仿国际奢侈品大牌一样，在古玩这一行，赝品的仿制技术也精进神速。不是每一个收藏者都有火眼金睛，对大多数人来说，“打眼”或者“吃药”，是常有的事。
在潘松住进拉萨几个月后，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骂道：“我被骗了，妈的！”
整个2006年，潘松都穿梭在兰州和拉萨之间。年初，一个当地的朋友帮他在拉萨古玩城找了一个柜台。转让费说好是8万。他预付了6万订金，开始装修这个挺宽敞的地方。从一开始，潘松就不打算搞得太寒酸。柜台背后的墙上,是手工绣的大幅吉祥图案,地上铺着中产阶级趣味的咖啡色格子地毯,靠墙的隔板上摆满了大型的古老水壶和木器,许多橘黄色的射灯投射出金色的光，柜台里被它照耀的每一件东西看起来都光彩夺目。
很少有人像潘松这样，以突兀的方式进入古玩这一行。许多经营者在拥有一个柜台之前，都有一些零散的古玩经营经验。他们也有一些固定的客源。这一行风险很大，全凭眼光和运气，他们大多选择保守的进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潘松很快发现，他上的第一个当，居然和古玩无关。开张两个月之后，他的柜台几乎没什么收入。客流量少得可怜。他打听才知道，这个柜台的转让费最多只值1万元。换句话说，他还没怎么开始卖东西，已经先亏了5万。一怒之下，他扔下铺子，回了兰州。
在兰州，潘松情绪低落。他去逛了一圈当地的古玩城。在一个古玩店，他看上了一堆西藏的珠子。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3000元成交。他觉得转手应该能卖到2万以上。干古玩这一行，吃亏就在贪心,抱着捡漏的心态肯定上当,要知道,卖家永远比买家精。潘松很快就发现那些珠子是仿制的，根本值不了几个钱。
古玩店老板曾经对他保证，这批货“保老”，意思是它们绝对是旧货，不是仿制品。如果在以前，这样的保证是可以算数的，就像琉璃厂那条不成文的行规一样，买家要是觉得“不对”，可以拿来退货。
但如今的古玩市场早就不理这一套。“你看走眼了，是你自己的事。”当潘松回到那个古玩店时，老板对他说。
“你到底退还是不退？”几番争论后，潘松最后问到。
“不退。”
“好。那珠子送你了。”潘松放下珠子，眼睛冷冷的盯着他，一字一顿的说，“铺子砸了别后悔。”
这是生动的一课。当曾经的古玩行规不起作用时，他采取了另一条不成文的行规──恐吓。一般来说，这总能起点作用。潘松没走多远，那个老板跑上来，把钱退给了他。此后他再也没有在兰州买过古玩。
那年7月，他又赶去拉萨。正值西藏旅游的旺季，他一个月内轻松赚了5万块钱。这给刚入门道的潘松一个变相的奖励，也鼓足了他的信心。
拉萨的经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培养眼光和客户。西藏的“古玩”概念，和我们日常理解的古董有一些不同。它集中在佛像、唐卡、法器等等旧货上。它们带有更多精神文化上的含义。
潘松学得很快。之前他已经信奉藏传佛教十几年,也读了很多相关书籍，还常常去藏区寺院或是藏民家里吃住。有时候，他能在无意中买到好货。在这一行，见得多，是很重要的经验。他的客户大多来自中国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当然，潘松此时经营的货物，都属于这个行业的中低端，比较便宜。他还没有足够强大的资本。
玩古玩的人，大约有四种。一种是文化人，他们侧重从古玩里汲取营养，丰富自己。二是收藏家，他们一般是某一古玩领域里的专家或有相当造诣的人士，有的是为了研究，有的则是兴趣与文化的需求。三是经营者，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最后一种则只是普通的爱好者。
起初，潘松只是最后一种，他那时候什么东西都买，只要价格上能承受。当他开始做起买卖后，曾经有段时间他变成了第三种人，经营者。但后来，他的身份又变了。
2007年春节前的那个冬天，我在兰州给潘松电话。我们约在省政府门口的空地上见面。他从出租车上跳下来，吉普车不见了。他那时变得更消瘦，穿得又很单薄，天上飘着一点雪花，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他很落魄。我们在附近一家清真馆子吃饭。他请我吃手抓羊肉。
二斤羊肉摆到桌子上时，他已经滔滔不绝的讲了很久。大多数时候，我搞不清他讲的那些买卖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多名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但他很兴奋。有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仿佛鼓足了勇气，看着我说：“我觉得这条路，走对了。”
那时他已经在拉萨做了一年的古玩生意。他对自己的眼光很自信。“拿到一个东西，有时候我看一眼就知道新旧,而且,普通的东西,我早就看不上了。”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种不屑，仿佛另外一桌坐着一个外行人。“还有人经常拿东西到我那里，让我鉴定。”我问他这一年到底赚钱没有？他说赚了不少，但都在货里。
“什么货？”
“天铁、印章、唐卡、经书、雕塑……”他得意的说，”我赚来的钱都用来投资了。“
“你在收藏这些东西么？”我觉得他似乎并不想卖掉它们。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是的，我一直在“以藏养藏”。
那时我终于意识到潘松所说的“这条路走对了”指的是什么。依托这个暴利行业，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凭着眼力和胆识完成了原始积累，却又一直不甘心做一个古玩贩子。以他的知识背景和在北京的经历来看，潘松总是试图在文化上寻求依靠。他的精神不能停留在庸俗的事物中──至少他一直这么告诫自己。
潘松喜欢上了印章。西藏自吐蕃时期已使用印章，那些印章大多做工精美，印文优美流畅，是研究西藏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他选择“印章”作为自己的收藏方向，最主要的原因是印章的市场价格当时还比较低。许多古玩商都不太看好，因为它不会带来太多的利润。但潘松说，每一个印章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那次吃饭之后，我们有大约一年多没再见面。他继续在拉萨。偶尔，我们会在网上碰见，他会迫不及待的告诉我他最近经历的一些事情，还会介绍一些新朋友给我认识。他的热情像电流一样通过网络传送过来，我觉得他在拉萨应该混得不错。像以往一样，他把烦恼只留给自己，当做出决定后，他会诚恳的向我征求一些意见。对我来说，他的古玩世界是完全陌生的。我邀请他来北京逛逛。
2008年，潘松果真来了。还带着巨大无比的两个黑色箱子。
插画：木青年
北京的潘家园是个鱼龙混杂的古玩集散地。每个周末，那里都人潮拥挤，每个人都怀着各自的目的。来自海外的游客占一部分，他们大多不抱实际目的，偶尔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拿两件走。另有一些行内人，闲暇时分也会去逛逛，但大部分不会买，拣漏的机会几乎为零。还有一些生意做得不大的古玩商，会去潘家园买点配件，修缮后再转手卖出去。他们靠的是自己的眼光。潘松是最后一种。
一个周末，我陪潘松去潘家园。我们约在上午11点。他说必须得在中午之前就逛完。因为下午的货色，都是廉价货和赝品居多。如果想买到像样的东西，最好是早上6点就去。
那天北京刮大风，但塑料大棚下的地摊前，人群密不透风。一个地摊往往只能挤下两个客人。如果你对老板的货感兴趣，有时候不得不等到别人离开后，才能挤到前面去。潘松直奔某一个地摊而去，那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一家。老板是个回族人，卖的是西藏旧货，各式各样的念珠。
在我们前面，一个女人挑选了两串念珠，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货色，但老板要价2500元。女人说什么也不干，只愿意出1800元。他们僵持了很久，谁也不愿意放弃。最后，那个女人掏出一叠钞票，数出19张，塞到老板手上说：“就这么多，我拿走了。”老板不停摇头说不行。那女人想了想，又抽出两张，硬塞给老板，然后站起来，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老板在背后大声叫道：“回来！不行！”潘松在我耳边低声道：“那个女人是行里人，她转手就可以卖一个更高的价格。”
在潘家园，所有地摊都离得很近，敞开做生意，谁家的货有什么，卖多少价？大家都很清楚。一个完全不懂古玩行规的客人，也可以在这里挑挑拣拣。他们大多不能鉴定货物的真假，也不知道如何去问价，更不会知道那些行业术语。当然，在这里也不容易得罪老板，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但在另一个地方，北京古玩城，你就得小心翼翼，否则所有人都当你是个傻子。
建于1995年的北京古玩城，号称亚洲最大。从外观上看，它像一个巨大的古典风格的保险箱。它的中心是一个天井，围绕中空是迷宫般的走廊，两旁全是玻璃橱窗的古玩店。他们把最具诱惑力的古玩都摆在橱窗里。每当穿越这些走廊时，我仿佛走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隧道。从宋朝到文革，从京城到西藏。
文革以后的中国古玩业，在最近十几年迅速繁荣壮大。其中，古玩城牵动引领了整个中国的古玩市场。全国各地已经有20多家大型古玩城陆续开张，固定和零星的古玩市场已经普及到中小城市，甚至那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县城和小镇。
北京古玩城是这个行业的翘楚。现在，在它的周围，正在修建和已经落成的，还有另外几栋更豪华漂亮的建筑，都将成为古玩城，虽然名字各异，但谁都没有“北京古玩城”更有声望。和潘家园相比，这里更像是一个奢侈品百货公司。逛的人不多，但成交量却惊人。游走在各个店里的人，大多都是行内人。它最鲜明的特色，出现在大门口的橱窗内。那里立着一块“诚信碑”。它由上等汉白玉雕刻而成，重约12吨，正反两面刻有以“行规民约”为内容的碑文共652个字。
其中第三条写道：“经营中不诱导，不误导，介绍商品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赌咒发誓，不以次充好，不以假当真，遇到顾客退换货时，要耐心解释，按约定解决。”第六条写道：“在同店内聊天，看货时，遇有客人进入，应自觉回避，同行交易不眼红，不随便插言论价，不拉客堵客，更不准用不正当手段，用暗示或压价、抬价等行为‘戗行’，铲同行买卖。”
把古玩行的行规，以成文方式固定在市场内，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像中国大多数成文规定一样，在古玩商看来，这块诚信碑只是一个形式。在他们内部，流行的仍然是那些不成文的规定。
一个专卖玉石的女老板告诉我，在不成文的行规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轻易退货。假如一个顾客看上某件东西，老板也不要轻易随便的“保老”。这样，即使顾客自己看走眼，他也没理由要求退货。“谁让你自己看走眼了呢？”她不客气的说。
一般来说，古玩商不会随便对一件货物下判断。当顾客询问此物的年份时，他们会小心的说：“你自己看好。” 无论是明文还是不成文的行规，古玩商都不想违反。否则，在这个圈子，他可能落下不好的名声。
名声和信用，对古玩商来说很重要。从世纪初的琉璃厂，到1980年代的古玩市场，再到如今新一代的年轻人，“信用”有时候比你卖的东西更值钱，也更赚钱。为了维持客户的信任度，他们不会随便欺骗一名老顾客。他们最多判断某件货物“看不好”，但一定不要以假当真。与此相对应，一个陌生人突然窜进店里，而且显示出一点都不懂行的模样，他如果被骗，也由不得古玩商了。
新人总是要交一些学费的。“在这个古玩城，我们谁没有交过这笔学费呢？”女老板说。
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月，潘松在东三环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每个周末，他都到对面的潘家园去闲逛。有时候会买些小东西，权当打发无聊时光。偶尔，他也能看中一些东西，但因为档次不高，大多都买去送了朋友。
在电话里，他跟我详细描述他对北京的热情。自从他多年前离开这里，就再也没有回到北京长住。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向我打听，最近有什么摇滚演出？
2008年3月，因为西藏事件，潘松从拉萨撤出。起初，他准备在上海和北京兜几圈，把手中的一些存货卖出去。在拉萨几年，他积累了一些大城市的客源。现在，他准备开拓局面。在这些城市，他有了新的合作伙伴——一些拥有客源的中间人。
这些中间人大多有自己的门店，也可能只是个公司白领，但他们都认识许多有实力的收藏家。潘松偶尔也会给他们很高的利润。中间人会找到大客户。有时候，一些客人会主动提出他们想要的珍贵品种，潘松总能在一定时间内找到，并及时供货。
新的交易模式变得有点虚无飘渺。比较极端的是，这个行业最顶级的古玩商和最贫困的小贩，都没有固定的店面。前者大多在隐秘的豪宅中接待客户，品鉴货物，讨论价格。和拉萨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古玩大鳄打交道的经历，让潘松学到很多。如果不在一个城市，他会通过网络把图片传过去让客户预览。他常跟我说，他又卖出去一批货，赚了多少钱。但我也能感受到他的焦虑。不稳定的客户，意味着收入的不稳定——但古玩这一行，收入总是不稳定的。
对潘松这批年轻的古玩商来说，实体店已不太重要了，网络扩展了客源。信用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欺骗客人一次，就可能失去一堆客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好像是客人的导购。有钱人已没耐心再去古玩市场和拍卖场买教训，而潘松成了他们的眼睛。
有一段时间，潘松闲下来，玩票式的在潘家园租了一个摊位。那个小地方不足一平米，每天的价格是150元，他摆了一些西藏的油灯，象个老头一样，喝茶、晒太阳。几个周末下来，他总共只卖出去200元。他笑着说：潘家园真的很好玩，就象一个很大的日杂批发市场。
秋天，他参加了一场拍卖会，面对拍卖场上琳琅满目的赝品，他撤走了自己送去的拍品，和几个同去的好友在护城河边，翻着拍卖公司的图录，大笑不已。
自此之后，潘松开始深居简出。有一个心愿由来已久，他打算写两本书，关于西藏天铁和印章的。他也希望用自己的收藏品做一次展览。他开始思考，自己在古玩商和收藏家这两个身份上，谁更有意义。
那年年中，我的一位同事采访了马未都。他是中国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每年都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收藏者找到他，希望能评点一下收藏品。潘松也不例外。我给了他马未都助手的联系方式，但潘松此后再也没提过此事。他曾隐约告诉我，在马未都那里做一次展览，价格昂贵，而且没什么积极意义。我没问他为什么。
冬天的时候，潘松和房东闹了一点矛盾。他搬到我家，说只短暂停留几个月。他总是白天外出，夜晚回来。我不知道他去见什么人，但有时会突然告诉我又做成一笔大生意。他的两个大黑箱子，放在我家的客房。他总说，什么都可以丢，但那两个箱子不能丢，那是他全部的家当。他抽烟越来越凶，上网聊天可以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当然，网络是他生意的一部分。
如果不出门，潘松就继续完成他的书稿。他在笔记本电脑上，一张一张修饰藏品的照片，还买来一堆价格昂贵的艺术类书籍，堆在床头。有一次，他告诉我，正在联系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出版商，已经有一些眉目。那段时间他常去798，一个画廊老板承诺他做一次印章的展览。许多事情纷沓而至。潘松忙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他神奇般地在我家客房开始了首饰生意。他自己设计全部的首饰，然后去加工店一批一批做出来。
我很少过问潘松的生意。他也几乎从不谈钱。每次他从客房里走出来，我们在客厅抽烟、喝酒，那时他喜欢谈点艺术、设计，还有他从书中看来的西藏知识。自打我们在云南相识，已过去好几年。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但潘松却翻天覆地。他从我家搬走的那天，我们拎着那两个黑色大箱子，又多了好几件行李，一路小心翼翼。我深怕漏出一堆宝贝来。临上出租车，他挥手告别，笑道：“等我的好消息。”我们再也没在北京见过面。
那年春夏之际，我接到了潘松的电话。他邀请我前去参加开幕酒会。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收藏的那些西藏印章终于在798开展了。他在网络上发来展览的一些照片，我看见大厅的几个大展柜里，陈列着天铁和印章。四周白色的墙壁上，有潘松亲手绘制的西藏巨幅岩画。
有人试图在展厅购买一些展品，但潘松都回绝了。在那段期间，他终于完成了身份的第三次转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古玩商。在展厅的文字介绍上，说明此次展品全部由“卓古艺术首饰工作室”创始人收藏家潘松提供。这个工作室是他刚创办的，现在他是“潘先生”。
来源：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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