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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秋季，一幅名为《局事帖》的宋人书札被拍卖出了1.08亿元的高价，这样的拍卖成绩震惊了整个文博圈。然而，更轰动性的消息还在后面，7年后《局事帖》又以2.07亿元的高价被资本大鳄王中军买走。
两次成交价均过亿，且也是书法界少有的过亿元的拍卖作品，展现了收藏界对这一文物的重视。很多人好奇，为何这样一幅看似平常的作品，能拍卖出如此天价？其实它的作者并不普通，只是低调罢了。其作者曾巩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只不过他并没有传世作品，不像欧阳修、柳宗元、韩愈、王安石、“三苏”有那么广的传播度和知名度。但正是曾巩的传世作品不多，才让这幅《局事帖》受到了收藏爱好者的疯狂追捧。45 times appreciation in 20 years《局事帖》的初出茅庐还要提到1996年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会，当时上海籍富豪张文魁将自己的一件藏品出售，而它正是《局事帖》，这也是它第一次公开展现在大众面前。而后，比利时收藏爱好者以50.85万美元的高价将其买下，折合人民币451.91万元，因拍卖价高，这幅作品吸引了业内的关注和研究，众多学者也研究其价值。
因《局事帖》是曾巩仅存于世间的佳作，没有直接的参照物，只能从用纸、笔墨、风格、收藏著录等方面进行研究。然而，正因没有其他作品参考，结果对写信时间、收信人等信息，每个专家都有不一样的观点，业内的争议比较大。不过很快，一个名为尹光华的书画鉴定专家给出了有代表性的观点，他在《曾巩<局事帖>初考》中指出，根据这封书信的内容来看，这封信应该是在元丰三年9月27日撰写的。此外，根据《局事帖》上的印章来看，可看出这封信经历了多个收藏大家流传。在2009年前，国内从来没有一件书法作品拍卖过上亿元，然而《局事帖》打破了记录，这一年的北京保利秋拍卖会上，《局事帖》再次现身，并引来了众人瞩目。当时拍卖会方预估它能拍卖出一千两百万到一千八百万元，但最后成交价直接翻涨近十倍，以1.09亿元的天价被上海一收藏者买走，打破了书法作品的拍卖纪录。然而，这还不算啥，很多人以为那个低调的收藏者脑袋有点问题，至于拿出这么高的价格拍卖吗？然而，谁曾想七年之后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上，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以两点零七亿元高价购买《局事帖》。在拍卖会上，《局事帖》以1.3亿元起拍，最后以1.8亿元成交，加上佣金2.07亿元，比起7年前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而比起20年前价格更是翻了四十五倍，它也被认为是文物界的“捡漏”神话，7年时间赚了近一亿元。很多人不能理解，一件书法作品，竟然能卖出如此天价，其实它之所以能拍卖出如此高的价格，还因除了是曾巩这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孤品外，也和墨宝上有着名人的鉴藏印章，也让《局事帖》传世之路十分清晰，其价值更是弥足珍贵。首先是何良俊（1506-1573年），根据《局事帖》上所盖的“清森阁书画印”可判断出来。何良俊读书十分刻苦认真，从闭门学习二十年之久，和弟弟并称为“二陆”，嘉靖时担任翰林院孔目，但仕途上不是太顺利，后隐居著作，如《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等。何良俊还有一爱好就是偏爱藏名家书画，并建一个藏书楼，碰到异作，即便饿着肚子也要购买，相继购买4万卷书、百余幅画，直至今天，很多博物馆都有他的收藏书札。而后，《局事帖》又被项元汴（1525-1590年）收藏，此人是明朝收藏家、鉴赏家，少年时风流倜傥，学识丰富，和风雅之士颇有深交。万历皇帝听闻其名，特意邀请他当官，但他任性拒绝。项元汴喜欢收藏字画、金石遗文，且本人绘画、书法兼备，他的藏品有1000多件，且多为名作，对宋元作品比较重视，也善于辨别字画真伪。当然，他能有这么多藏品，也因是一个富二代。然而清兵进攻嘉兴时，他的藏品被抢夺一空，存世作品多藏于故宫。《局事帖》上印有项元汴的“7印”如“项元汴印”、“退密”等，可见他对这幅作品有多么喜欢。早清时期，《局事帖》又流入到收藏、鉴赏家安岐（1683-1742年）手里，此人也是一代商人，曾经营 盐业，赚取了不菲的钱财，声名显赫一时，当然他的业余爱好就是收藏古籍、书画，也酷爱鉴赏文物。安岐为了收藏书画，可谓是呕心沥血，收藏的作品从三国时期到明朝末期，跨越时间之广，数量丰富，且不乏很多精品，他也是公认的清朝2大鉴藏家之一，《局事帖》上就有他的“仪周鉴赏”、“无恙”鹤形印。之后《局事帖》又流传到了王芑孙（1755-1817年）手里，此人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先是进入仕途，后辞官专心做学问，其文章名震一时，且擅长写诗，其书法清秀俊逸，被称300年不遇之才。王芑孙也喜欢收藏书籍，其藏书有万卷之多，而在《局事帖》上印有“王孙”两字。而后，《局事帖》又被曾燠（1759-1830年）所收藏，此人自幼就被称为神童，少年时跟着父亲去往京城游玩，因其诗文秀美，得到了文学家曹宿的称赞。曾燠的仕途之路比较顺畅，曾担任钦差大臣、两淮盐运使、广东布政使、贵州巡抚。不仅仕途上顺利，也有清代八大骈文大家之称，他也酷爱藏书，《局事帖》上就有“盱江曾氏珍藏书画印”。后来，《局事帖》又被收藏于费念慈（1855-1905年），此人于1889年高中进士， 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不过因妄议朝政被撤职，回到家乡后以写诗作画、藏书为业，也是晚清出色的金石学家，擅长鉴赏，《局事帖》上就盖有他的“西蠡审定”！民国时，《局事帖》被许姬传、许源来的“天泉阁”收藏。许姬传是海宁人，长期出任梅兰芳剧团秘书，还喜欢文物的鉴赏以及收藏工作，和吴湖帆、张珩等收藏家交情颇深。《局事帖》上印有“源来”、“天泉阁”等印章，可见这两兄弟对这幅作品的喜爱程度。而后，《局事帖》又被友人张珩收藏，此人是鉴赏奇才，其家族祖辈均为收藏名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张珩少年时就对古代书画作品有所了解，在鉴赏方面也有着颇高的造诣，且有着非常丰富的鉴赏经验，还曾是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曾挽救了十万多件流传于民间的书画作品。在《局事帖》上，张珩印有“张珩私印”，不过新中国前，因其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贫困潦倒，只好将收藏的书画作品全部变卖，因此《局事帖》就被上海富商张文魁所获得。此人不仅是经商器材，也是收藏大家，和张珩、谭敬等人交往比较密切。他在《局事帖》上印有“涵庐鉴藏”、“张氏涵庐珍藏”等印章。正是历朝历代这么多著名鉴藏家的收藏印章，才让《局事帖》显得难能可贵，也证明它从古至今一直是名人们争相收藏的墨宝，其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其实《局事帖》并不像其他的书法作品长达数米，但在不足一平尺的纸张上，一百二十四个字，一笔一划都显得十分珍贵，平均单字价格为一百六十七万元，真正达到了“一字千金”之说。当然，因王中军的特殊身份，《局事帖》不仅被圈内书画家、收藏家关注，也引来了广大网友的注意。而王中军曾表示，他曾以一万美元“捡漏”不少名画家作品，但如今也开始财大气粗起来。2亿元购买的《局事帖》其实在王中军的竞价拍卖中只能排名第三。2014年11月的苏富比拍卖会上，王中军高价豪掷3.77亿元人民币，拍下了梵高的静物油画《雏菊与罂粟花》，这也是中国人在海外的艺术品拍卖最高记录，同时也是全球收藏最贵名画中排名第3的作品。2015年时苏富比拍卖会上，王中军又以1.855亿元竞拍了《盘发簪女子坐像》，这幅作品是毕加索所作的名画，在过去70年里一直被戈德温家族收藏，其家族的塞缪尔是米高梅公司创始人，他在1956年时购买下来，不过其去世后，家族继承人将其收藏的25件藏品拍卖，这幅画是其中之一。不少人质疑王中军是一个“炒手”，但他表示自己是一个终极收藏家，从1992年时就进入收藏领域，他认为艺术品的抗通胀效果好，这才大手笔收购，但后来慢慢懂得欣赏文物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个收藏大家刘益谦也对《局事帖》十分青睐，他对没有竞拍表示遗憾：“唐宋八大家，只藏有一家，曾巩孤品二次拍卖，拼到了最后还是失之交臂，作为曾巩唯一传世墨迹，今后如果再进入市场，还会创造天价！”可见，《局事帖》能够拍卖出高价，和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名号不无关系，作为唯一的孤品，也难怪《局事帖》接连两次拍卖过亿元。只不过曾巩却显得十分低调，相比其他“七大家”，他并没有什么传世的文章，语文教材中找不到他的作品，历史书上也没他的笔墨。正因文史教材书上没有点名，使得他成为最没存在感的一位大文豪，甚至被人认为是凑字数的。实际上，曾巩是一个王者，就连“千古伯乐”的欧阳修都对他称赞不已。欧阳修推荐的人包括“三苏”、王安石、司马光等，但他最爱的门生还是曾巩。曾巩公元1019年出生在南丰的官宦家庭中，自幼就表现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记忆力超强，从小就和兄长一起吟诗作对，十二岁时就已闻名四方。父亲对他的教育很是重视，在其十三岁时，就带着他四处游玩开拓眼界。然而，性情耿直的父亲，因得罪人被诬陷，结果丢了乌纱帽，这之后曾家家道中落。18岁时，苏轼还默默无闻，但此时的曾巩却已声名远扬，和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都有交集。这一年曾巩参加科考，大家都认为他能够榜上有名，但谁曾想没摸清“西昆体”这一科考套路，结果落榜了。落榜的曾巩，找到了一家小酒馆喝闷酒，此时走来了一对父子，年轻的公子见曾巩一个人喝闷酒，便走了上前，两人这么一聊相见恨晚，这个年轻人正是王安石，两人成为了一生的挚友。然而，公元1041年，曾巩科考再次落榜，而王安石却高中进士。心中郁闷的他，给朝明命官欧阳修写了一封万字长信，得到了对方的赏识，并称：“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在文学素养上并不输给谁，只是因他擅长的是策论文章，和当时的华丽文辞风格不同。而当时欧阳修就提出了“新古文运动”，因此曾巩得到了他的赏识，并为他写了《送曾巩秀才序》，让他能够适应科考风格。然而，此时曾巩父亲病逝，他只好选择放弃功名，回到家里照顾继母，抚养4个弟弟、9个妹妹。他一边辛苦种地，一边照顾全家人，一边继续苦读经书。在困苦艰难的生活中，也让曾巩有了更多的灵感，写下很多优秀文章，如《南轩记》、《学舍记》。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嘉佑二年，已39岁高龄的曾巩高中进士，同时曾巩一家6人进榜，“一门六进士”也成为了佳话，而苏辙、苏辙、程颐等人也位列其中。曾巩在仕途上不算出色，没有像王安石那样成为朝廷命官，但也没有像苏轼、韩愈等人一贬再贬。公元1069年，曾巩被任命为越州通判，不过在上任时当地饥荒，百姓四处流浪，曾巩上任后就要忙着解决饥荒问题，他要求富商开仓赈灾，并制定了各种经济措施，保证了百姓的基本生活。这一时间所写的《越州赵公救灾记》就是实实在在的救灾手段，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在齐州时，他降低繁重的劳役，让百姓们都能得以生产农事，并废除“渡河钱”，建造桥梁让人们通行便利，又主持减掉6个驿站，节省了大量财力、人力。当时齐州匪患横行，他上任后就大力肃清那些恶霸，将其发配边疆，并开创了“保伍”制度，短短几年当地就变得和谐安定。熙宁十年，曾巩又被调到福州当官，当地的寺庙比较多，浪费了政府财政以及百姓钱财，他采取了各种手段进行调控，杜绝教徒的贪腐贿赂，削弱其势力，让百姓回归正常生活。他还提出“为官不能与民争利”的观点，即便是今天这一思想也十分先进。曾巩在文学造诣上成就颇高，留下了四百多篇散文，他是“新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特点是“文以载道”，章法严谨，说理兼顾，成为那个年代的标杆，得到了众多学子的模仿，这一风格和曾巩本人性格有关，他待人待事温文尔雅、端正守礼。多年后，宋明理学大家朱熹读到他的文章后，顿时被其才华吸引，将其推崇为一生的偶像，并称其为“醇儒”，说：“我读曾老文章，每次读完都会感慨无限，世人对曾公了解太肤浅了。”后来，理学家将宋明理学和曾巩文学特点结合，演变成为明清科考“八股文”。明末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被提出，曾巩是最受欢迎的一位，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收录了316篇作品，其中曾巩的文章多达128篇。清朝时，学子们将曾巩文章视为“圭皋”，民国时钱钟书更是评价：“唐宋八大家中，曾巩诗歌好于苏洵父子，绝句风格又比起王安石出色！”有人可能会说，为何这么牛的曾巩，到了今天反而不显声名了？其实他的文章受冷落是捆绑在科举制之上的，当八股文被推翻后，曾巩的文章也遭到了打压和嫌弃，一直冷落至今。但不能否认的是，曾巩在文学造诣上成就颇高，早在宋代时就得到欧阳修、王安石、朱熹等名家的高度评价，明清两代更是受人推崇。今天再看他的著作，仍然不能否认他是一代名家大儒。也正因此，曾巩的作品《局事帖》才能一字千金，单字价值167万元。The authenticity is questioned据考证，《局事帖》应该是曾巩六十二岁时受到友人的来信，也就是一个担任“奉议”的友人“无党”，应该传递了一个好消息，让曾巩很是高兴，提笔写下了《局事帖》。
“局事多暇。动履禔福。去远海诲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处穷徼。日迷汨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去受代之期。难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宜。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意思是自从上次听到无党乡贤的教导，今已过去3年之久，自己在偏僻的地方任职，整天忙着公务，哪里有快乐可说。如今距离任期快结束，但接替我的官员并没有什么消息，我日夜盼望着。如果可以离开这个偏僻的地方，当然也需要你的帮助。等夏秋之际，我便会来到府上当面致谢，以表达我的感激之心，也希望你多保重，早日升职。学者研究认为，这封信应该不完整，前面还有对收信之人的称谓，但没有保存下来。至于它的创作时间，应该是公元1080年，也就是宋元丰三年。从《局事帖》和史书可见，这一年王安石册封为荆国公，距离新法改革结束还有5年时间。当时北宋正处在改革中，且“元丰改制”也进入了实质阶段。9月，宋神宗成立了“详定官制表”，推动具体改革计划。与此同时，公元976年被停用的“奉议郎”官名被恢复。可见，宋神宗渴望能够延续先祖之名，希望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希望能成为“圣君”，但因朝廷内各官员对变法的认识不到位，党争激烈，对外也危机四伏，结果变法并没有成功。当年9月，还在地方担任官职的曾巩，回了这封信后，很快好消息到来，10月份，年过六旬的曾巩调任沧州，途径开封时被宋神宗传令召见，并留在朝廷当官，结束了12年的地方官迁徙生涯。11月，曾巩上书皇帝，论述了国家财政方面的问题，直言如果还大肆无度支出，财政上的危机就会到来，希望宋神宗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出富国之策。然而，《局事帖》真伪遭到了不少人质疑，如学者赵建克认为，这封信写在宋版书残纸背面，上面显示《三国志魏志徐奕传》，而其最早的刻本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出现的。《局事帖》疑似是作者从《三国志》上撕下的一页纸，再用其背面书写，那么书信内容必然是南宋绍兴后的。曾巩是北宋人，1082年病逝，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南宋时期呢？同时，“无党”此人又是谁？考古论证他应该是欧阳修门生徐无党，因是同门老师，曾巩和其有过交往，但史书上并没有找到无党担任“奉议”官职的记载，且他是永康人，怎么又能称为“乡贤”？同时，“无党”只是八品小官，却得到接信人的重视，希望其帮自己摆脱困境，但曾巩从来没当过八品以下的小官，显然也不可能是曾巩。从内容上看更是如此，作者说任职3年无人接替，而曾巩和王安石政见不同，毛遂自荐去往地方当官，不和挚友王安石正面冲突，但在地方8个州当官，他均是地方最高长官。而曾巩挚友在襄州任满3年，其他地方一两年就被调走，且曾巩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平定冤屈、政绩斐然，怎么会“一无所事”？且襄州距离京城并不远，怎么也不可能是偏僻之地。因此从多个角度去分析，《局事帖》似乎都不是曾巩所写。因此赵建克认为，应该是一个叫“巩”的人写信求助八品官员“无党”，和曾巩并不是一个人，而至于“曾巩再拜”是水蜜印章，不符合宋代信简格式，因此它被认为是后人补章。赵建克的这一质疑，得到了学术界、文博界的认可，但即便不是曾巩之作，但有那么多名人印章，且是宋朝作品，也有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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