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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方综合消息，北京时间11月3日，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家中逝世，享年91岁。李泽厚生于1930年，湖南宁乡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作为在上世纪50年代美学论争中声名鹊起的思想家，李泽厚从70年代末起开始出版《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著作，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他是当代著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小编分享李泽厚先生悼念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的文章，谨以此缅怀先生！悼朱光潜先生
朱光潜先生逝世了，我应该写点什么，却不知道写什么才好。凌晨四点钟，我坐在屋里发呆，四周是那样的寂静。我和朱先生是所谓“论敌”，五十年代激烈地相互批评过，直到朱先生暮年，我也不同意他的美学观点。这大概好些人知道。但是，我和朱先生两个人一块儿喝酒，朱先生私下称赞过我的文章……这些却不一定有许多人知道。那我就从这写起？我那第一篇美学文章是在当时批朱先生的高潮中写成的。印出油印稿后，我寄了一份给贺麟先生看。贺先生认为不错，便转给了朱先生。朱回信给贺说，他认为这是批评他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贺把这信给我看了。当时我二十几岁，虽已发了几篇文章，但毕竟是言辞凶厉而知识浅薄的“毛孩子”。这篇文章的口气调门便也不低，被批评者却如此豁达大度，这相当触动了我，虽未对人常说，却至今记得。贺先生也许早淡忘了，但不知那封信还在不？当然，朱先生在一些文章中也动过气，也说过重话，但与有些人写文章来罗织罪状，夸大其词，总想一举搞垮别人，相去何止天壤？我想，学术风格与人品、人格以至人生态度，学术的客观性与个体的主观性，大概的确有些关系。朱先生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地写了特别是翻译了那么多的东西，造福于中国现代美学，这是我非常敬佩而想努力学习的。朱先生那半弯的腰，盯着你看时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带着安徽口音的沉重有力的声调，现在异常清楚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因为自己懒于走动，我和朱先生来往不多。在“文革”中，去看过他几次。我们只叙友情，不谈美学。聊陈与义的诗词，谈恩斯特·卡西尔……虽绝口不涉及政治，但我当时那股强烈的愤懑之情总有意无意地表露了出来。我把当时填的一首词给朱先生看了，朱先生却以“牢骚太盛防肠断”来安慰、开导我，并告诉我，他虽然七十多岁，每天坚持运动，要散步很长一段路程，并劝我也搞些运动。朱先生还告诉我，他每天必喝白酒一小盅，多年如此。我也是喜欢喝酒的，于是朱先生便用酒招待我，我们边喝边聊。有一两次我带了点好酒到朱先生那里去聊天，我告诉他，以后当妻子再干涉我喝酒时，我将以高龄的他作为挡箭牌，朱先生听了，莞尔一笑。“文革”后，朱先生更忙了，以耄耋之年，编文集、选集、全集，应各种访问、邀请、讲学、开会，还要翻译维柯……于是我没再去朱先生那里了。最近两年，听说朱先生身体已不如前，但我消息既不灵通，传闻又时好时坏，加上自己一忙，也就没十分注意。如今，一声惊雷，先生逝去。回想起当年情景，我真后悔这十年没能再去和朱先生喝酒聊天，那一定会痛快、高兴得多。但这已经没有办法了，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复。只是记忆和感情将以更丰富的形态活在人的心底。而这也就是死亡所不能吞噬的人类的有活力的生命和生命的活力。
1986年3月7日晨五时匆草
（原载《人民日报》198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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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宗白华先生
宗白华先生逝世了。当我听到病危消息赶到北大校医院时，宗先生刚被抬进太平间。没能与宗先生做最后的话别，只好在他遗体前深深三鞠躬。我还是老毛病，这许多年，包括为宗先生《美学散步》写序言的时候，我始终没和宗先生交谈过，我没去看望他，事前事后也没征求过他的意见。表面的理由是宗老年纪太大了，有那么多人去找他，我就不必去打扰；实际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懒，太懒于走动。如今，宗先生故去了，我只能请他饶恕我这个晚辈如此之不恭敬。但是，这一切已经没有意义了。宗先生一生魏晋风度，向来不在乎这些。这倒更加深了后人的内疚和遗憾。而我也总是在各种遗憾中生活。不过，这次使我最感遗憾并转而为愤怒的却是：宗先生是在他九十寿辰前三天逝世的。宗先生本可以活着和大家一起欢庆这个大寿，却由于十天前医院以病情好转为由一再催促宗先生出院。而且，我还找到了12月4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前不久，一位耄耋之年的教授病情危重，学校领导和校医都很重视，派专车送他转院。不料，汽车在城里开了一圈，竟无一家大医院肯收留，不得已只好仍将其送回学校。原因何在？因为他只是一位三级教授，不够级别。听说此事后，笔者不禁感慨万端，那位教授二十年代即有建树，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不料竟被级别挡住了就医之路……”据了解，这里所如实描述的就是宗白华先生。后来，当然想尽办法住进了大医院，但仍然由于“不够级别”而得不到特别护理。最后便是上述的出院。据宗先生家属说，宗先生在出院途中便喊冷。迁进校医院，比正式的大医院室温相差十度。九十老翁当然经不起这种“降温考验”，于是乎，二十年代便与郭沫若、田汉齐名，至今海内外仰慕的一代美学宗师便终于没能等到他那九十大寿而溘然长逝。也许，宗先生超凡脱俗，并不在乎这个。但我为宗先生哭！我为中国知识分子哭！我为中国哭！
1986年2月21日（此文未能刊出，留此存照，并作纪念）
戈多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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