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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886
明永乐（宫廷）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
高 15 cm
来源：雪月（TuyetNguyet, 1934-2020）及Stephen Markbreiter（1921-2014）旧藏
永宣造像是明代宫廷造像的代表之作，虽然时代跨三个皇帝，即成祖时期（年号“永乐”，1403-1424年）、仁宗（年号“洪熙”，1424-1425年）和宣宗（年号“宣德”，1425-1435年），但研究者常将其称为永宣时期，因为目前所见宫廷造像款多以“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为主，没有见到过仁宗的年号。这其中有仁宗在位不足一年不足有关，也可见得明初永乐、宣德两个时期在宫廷藏传佛教造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近十余年来，永宣宫廷造像颇受推崇，以其造像工艺精湛、装饰精致入微，鎏金厚而色彩沉稳的特点，突显皇家风度。随着研究的进展，永宣造像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永宣宫廷造像的艺术风格、多元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裨益。此像即是其中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此尊为释迦牟尼佛，通高15厘米。佛螺发涂蓝，脸泥金，是藏传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征，泥金剥落殆尽。宽额方脸，鼻梁直挺，眉间有突出的白毫小点，颈部有明显的三道吉祥纹。佛肩宽厚背，后背内弯，脊椎线十分明显，这是印度与喜马拉雅地区造像的人体表现的传统特征。着袒右肩式袈裟，袈裟衣褶与裙边线条自然生动。右手施触地印，左手施禅定印，表现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迦耶菩提树下成道的形象，主要流行于西藏中部地区。佛全跏趺坐于仰覆莲台上，上下莲瓣排列整齐，莲瓣饱满瘦长，线条富有弹性，瓣尖卷起，是永宣造像的主要特征。台座上前面有从左至右书“大明永乐年施”款，证明了它的宫廷皇家来源。黄铜封底由清晰的八个垛口加固，铜板正中阴线刻十字交杵图案，作为经过加持的证明，表面尚有朱漆的残余，这是一种供养的方式，在尼泊尔非常流行，元朝传入中国，主要见于元代宫廷与西藏的造像中。明代宫廷造像也采用了同样的供养方式，应当也是继承了尼泊尔的传统的结果。造像整体金色完整明亮，造型规整精致，代表了明代宫廷造像的水平。
这件藏品最早是由“Artsof Art”杂志的创始人Tuyet Nguyet（中文名：雪月，1934-2020年）以及Stephen Markbreiter（1921-2014年）伉俪收藏。
此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尺寸堪堪15厘米，这是永乐造像中的小型造像。永宣造像中，多数造像的通高尺寸在23-25厘米之间。但也不尽然，在公私藏品中，较此尺寸小的造像数量亦复不少。以Speelman的藏品为例，通高尺寸在18-21厘米之间的例子并不少见，属于中型造像［1］。而此尊的尺寸更小，应属最小型作品。虽然尺寸较小，但精工细作的水平丝毫不减。问题是，这种最小型作品的功能与大小型造像有什么不同吗?
根据现存文物资料来看，这种小像很可能出自莲花曼荼罗中的主尊，如布达拉宫珍宝馆所藏大威德金刚曼荼罗中的主尊，尺寸与此相当（图1-2）；但是明宫廷制作的开花曼荼罗以释迦牟尼佛为主尊的情况没有实例可以证明，这种情况在此尊造像上，似乎可能性较小。
另有一条史料给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根据明代重要史料《西天佛子源流录》的记载，明代永乐至景泰时期的四朝高僧班丹札释（1377-1452年）曾经用银、铜鎏金、檀香造了多种造像，永乐三年（1405），朱棣诏请他进京。在南京觐见时，颇得朱棣青睐，当时命令“按经依法，教令各工制造坛场诸法仪像、铃杵供器。”［2］由此可以看出，永乐时期，宫廷造像得到了外来高僧的指导，而坛场诸法仪像就意味着为立体曼荼罗的成员造小型铜造像，此尊或许就是其中一尊亦未可知。需要澄清的是，不像此前有人所传说的那样，明宫廷有所谓的造佛处，而是“各工”，实际上跟清代宫廷一样，由各个不同的作坊分工合作完成所有的法器制作。如果这点成立，此类小像应当是明代宫廷立体造像中的一尊，而且是按照曼荼罗的结构，与其他眷属一并铸造，只是现存散落，无法复原而已。此类造像值得各位藏家的密切关注。
注释：
［1］苏富比，《Visions of Enlighten: The SpeelmenCollection of Important Early Ming Buddhist Bronzes》2006年10月。
［2］张润平、苏航、罗炤编著：《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页248-249.
Lot 3900
西藏17-18世纪
合金铜米拉日巴像（嵌金银、局部鎏金）
13cm. high.
来源：雪月（TuyetNguyet, 1934-2020）及Stephen Markbreiter（1921-2014）旧藏
此尊米拉日巴，头顶卷曲长发，自然披肩，自在坐姿坐于山羊皮上，羊皮下是象征岩洞的方型山石座，身穿露右肩居士常服，斜披嵌金表现的禅思带。整尊造像采用合金铜铸造，只山羊皮坐垫采用了鎏金工艺，常服上的嵌金银纹饰极具创意，以阴刻连密小点表现花瓣轮廓和花脉，以错银圆点表花瓣，以错金小点表花芯，花儿朵朵布满衣服周身。领口边缘以两道错金线表示衣缘，线中饰一排错银小圆点，衣缘则是在两道黑色中间饰错银大圆点，通身非常华丽，气派非凡。同类工艺手法的花纹，我们可以参考美国费城博物馆的一尊17-18世纪错金银合金铜雕像的金刚萨埵像之胸前衣饰花纹1；故宫博物院藏一尊十一面观音立像2的裙装；以及罗布林卡藏一尊毗卢巴像身后裙上花纹［3］；这几尊裙身上的嵌刻花纹，采用的以虚线圈围花瓣的技法风格均与嘉德本场这件拍品几乎一致，而后两件，一件是西藏进献给清宫的佛像，一件是罗布林卡行宫藏品，可见这种装饰手法，应是当时高端定制佛像的一种流行做法。
本尊造像，并没有右手拢于耳际的米拉日巴标志性动作，而是呈自在舒坐姿，且衣服松垮垂落，充分展示了一个瑜伽修行者放松自若的姿态与神情。类似姿态的米拉日巴造像，可参考邦瀚斯纽约2017年3月14日，拍品3220，同样是舒坐姿右手自然置膝形象。以此尊细腻的雕铸工艺和如此豪华不计成本的金银装饰，显然这是一尊规格相当高的造像制品，很有可能归属当时大寺院的高阶僧侣或西藏贵族。在流通领域中，如此件一般豪华的米拉日巴造像，非常之罕见，其艺术价值与投资价值均不可限量。
《西藏-传统与变革》（TIBET TRADITION & CHANGE）, 1997年10月-1998年1月同名展览图录，美国阿尔伯克基博物馆出版（The Albuquerque Museum），1997年，100页，图50
《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下册，286页，图116
《罗布林卡珍藏文物辑选》，尼玛旦增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28-29页。
此供案由三部分组成：顶层桌面，底层可折叠三面桌脚面，以及连接两部分的条框。
1、桌面呈倒梯型立方体，顶面四边以简约镂空花纹装饰，桌面的四个侧面浅浮雕里外双层莲花瓣，每朵莲瓣中央有浅刻线条，边缘处做鎏金处理，带有十世纪前早期克什米尔造像的风格，瓣尖有浪花纹装饰，无论供案上所供何物，远观都恰似供于仰莲花座之上。
2、上下两部分的连接条框部分，正面中央，是嵌宝石十字金刚杵，金刚杵两边和两个侧面桌脚各开中式花窗，共计浮雕四条侧面形象的四方游龙，龙口大张，活灵活现。四个边角折角处，亦是装饰有嵌在繁密莲花枝叶中的十字杵，巧妙的每面各有一半。
3、最下方是供案主要图案集中处，且三面的主图案四周，均以矩形嵌松石连珠圈围一圈。正面所雕图案中央是鸟面人身鹰足的大鹏金翅鸟，双手带双翅大展似欲高飞，头顶羽毛刻画清晰，且有日月为饰。大鹏鸟两侧是人身蛇尾二龙女，呈菩萨装扮，颈后各有九蛇伸出覆于二人头顶。与大鹏鸟翅膀与二臂同在一般，此二人拥有蛇尾的同时双足俱全，二人各有一条腿伸向中央的大鹏鸟，正巧被大鹏鸟的双足抓住脚踝。
在大面积鎏金的图案中，二龙尾巧妙的未做鎏金处理，透出润泽的铜本色，与整件器物未鎏金的边边框框处形成完美的呼应，同时更突显画面的立体感。大鹏鸟正下方的忿怒头像，是藏传佛教中常常出现的支巴扎形象，也是藏族最重要的护法神之一。二龙尾的外侧，分别有一个立于两个小莲台之上的摩羯鱼，口吐珠宝链，链尾端坠嵌宝石摩尼宝珠，鱼尾向上翻卷开花，似枝叶浓密的藤蔓填满了画面的空隙处。
两侧的桌脚板，各雕猛龙一条，两条龙雕刻工艺极为精湛，身上龙鳞片片可见，最为有趣的是龙头的整体造型和头部朝向，两条龙身体盘曲，远观其整体外型与十字金刚杵非常相似，而龙头均是朝向正面板的方向的，这在表现中国龙的艺术品中是非常罕见的。两个龙角中间还饰有小莲台托着的日月图案。
整件作品中共计雕有六条龙，每条龙的龙脊、龙尾与龙头部分均做鎏金处理，且每条龙均四爪各握一个鎏金摩尼宝珠。龙身后的背景，以绵密的翻卷浪花填满，亦有部分浪花的边角处有鎏金，二侧桌脚面大部铜本色中部分鎏金，大幅提升了整体画面的立体感。同理，在正面桌脚面大面积鎏金的画面中，保留了小部分不鎏金的铜本色（二龙尾部，小龙手中的宝珠等），都令整器更具立体感与艺术性。
供桌以锤揲工艺打造，细腻的雕工，二位龙女精致甜美的面容，风格独特的莲花瓣，以及无尽的想象力与创作力，我们推测此件明显带有尼泊尔造像风格的作品，大概率是西藏的尼泊尔工坊的作品；另外，此件供桌装饰规格与艺术性如此之高，且细节之处所韵含的宗教意义，应为西藏贵族或寺院高层级神职人员所用器物，在一些佛事活动中，通常这类供桌被置于活佛宝座的右边，高度稍低于宝座，以便于活佛取用供桌上的净瓶、法器或茶具。
参阅：
《西藏佛教祭仪艺术，藏族寺庙祭祀用品和礼仪陈设手册》（Buddhist Ritual Art of Tibet, A Handbook on Ceremonial Objects andRitual Furnishings in the Tibetan Temple）, 迈克尔·汉斯（Michael Henss），斯图加特Arnoldsche艺术出版社，2020年，354-355页，图473-475。
Lot 3910
西藏18世纪
棉布矿物颜料莲花生、马头明王、狮面佛母唐卡一组三幅
73 x 46cm.each
这是一组品相相当完美的18世纪西藏唐卡作品，画风与装裱风格完全一致，可以判定为同一系列作品。三幅唐卡均以深蓝色为背景底色，三位主尊中马头明王与狮面佛母均身呈红色，莲花生大师身着红色、橙黄色衣氅，暖、冷色调对比度明显，却又完美和谐的相融。莲花生主尊这一幅，按照画面上以金粉书写的铭文来看，左右两顶角分别描绘了嘉村宁波1（铭文‘ja’tshonpa，藏文音译：Jatson Nyingpo，1585-1656）和达香巴努登多杰2（铭文：rtag sham pa，藏文音译：Taksham Nüden Dorje，1655-1708），嘉村宁波和努登多杰，均是宁玛派著名伏藏师，努登多杰还是嘉村宁波弟子-顿都多杰（Düddul Dorje，1615-1672）的弟子。而主尊为狮面佛母这一幅，主尊头顶上方描绘的上师形象，铭文为naMkha，此人应为南喀吉美3（Namkha Jikme），著名伏藏师，嘉村宁波的弟子。所以综合来看，这三幅唐卡，是嘉村宁波伏藏传承唐卡。
伏藏，是指莲花生大师为后世弟子之福运而埋藏起来的自己的秘密教义及其密典，主要是经书，但也有雕像和法器。莲花生大师将各种教义传授给他的弟子，并把那些从他和益西措杰，及其他佛教大德的彻悟思想中产生的教义埋藏下来，以使后世信徒挖掘。在16世纪后，这类被称为伏藏的经典在西藏大量出现。所以伏藏师传承的唐卡，通常都以莲花生大师画像做为系列首幅。这一组三幅宁玛派嘉村宁波伏藏师传承唐卡，人物刻画清晰生动，画工精细，最重要的是三幅唐卡背面均有高僧手印与心咒加持，更显殊胜。是18世纪传世唐卡中题材罕见、画工和品相堪称完美的绘画精品之作。
《神圣的疯狂-密宗成就者肖像》（Holy Madness-Portraits of Tantric Siddhas）,Rob Linrothe 编著，纽约鲁宾美术博物馆出版，2006年，211页，图录11。
喜马拉雅艺术品名录网站(Himalayanart.org)，编号2274
Lot 3937
西藏15世纪
铜鎏金胜乐金刚
29 cm.high.
来源：欧洲私人收藏，1968年从伦敦购自Bharany
Lot 3884
清康熙
紫檀木雕漆金旃檀佛
33.3 cm.high
旃檀佛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释迦牟尼像的立像形式，据《阿含经》记载，世尊成道后，应帝释天之请，上忉利天宫为母亲演说佛法，人间的优慎王思念他，就聘请工匠并请目犍连主持，用牛头旃檀木雕造了高达五尺的释迦牟尼佛立像，世尊从天界返回人间后，亲自为旃檀像开光。这一尊也是据《佛说旃檀树经》和《正法念处经》述及的最早一尊旃檀像。这也使旃檀佛的基本型制逐渐固定下来，以檀木雕造佛像的传统即源自于此。
此尊紫檀木雕旃檀佛，双腿直立，赤足立于圆型覆莲底座上。右手半举结无畏印，左手掌心向外施与愿印，这是旃檀佛的典型手印。佛头束高髻，髻前有圆形珠宝为饰，身着圆领通肩式宽大袈裟，袈裟厚重，袈裟衣纹有古雅的阴线刻纹饰，衣褶在胸前分布如U字形，腿上衣褶如水波纹，极为奇特，所谓曹衣出水即谓此。这是旃檀立像最主要的图像学特征。下承圆型覆莲座，莲瓣尖端刻有康熙朝造像特有的卷草纹。年代久远，包浆自然醇厚，整像颜色偏向深棕色，显现出木质造像的独特的光泽和神韵，从造像的面部特征及特别制式莲花瓣，此像应为康熙朝造像无疑。同类的紫檀释迦牟尼佛立像我们可以参考故宫博物院藏一尊高达1.35米的旃檀佛木雕像1。
故宫博物院藏紫檀木雕旃檀佛
（图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这种罕见的金刚乘佛教仪式器具，梵文kapala danda，即骷髅棒，是众多神灵右手“方法”所持器物，如阎王、怖畏金刚和尸陀林主等。它象征着业力的“死亡”、终止或万象皆空，并用来恐吓恶魔，降伏“三界”中一切的邪恶精怪。其用途参考中国嘉德2017年春季拍卖会3344号拍品，挥舞着骷髅棒的外修阎魔天。
此件骷髅棒，设计规格很高，铸造质量尤为出众，在主轴四面，交替饰以闪亮的鋄金、鋄银色螺旋纹饰，在西藏社会，这是最高层级人物才能使用的精致法器。
骷髅棒的细节和工艺规格与永乐时期的帝王礼器一致，可对比一件明永乐骷髅棒1，见W. Zwalf，《佛教，艺术与信仰》（Buddhism Art and Faith），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版社，210页，图307，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件永乐骷髅棒2，可参考杰夫瓦特（Jeff Watt）《定义永乐》（Defining Yongle），纽约，2005年，页74，图27。另外1997年11月19日佳士得阿姆斯特丹“重要佛教及印度教艺术”专场，曾有一件15世纪铁鋄金银骷髅棒，外观形制与装饰规格与嘉德本场这一件几无二致。
15世纪时，西藏铸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位于西藏东部的德格的作坊，即以出众的鋄金银技术而闻名，这种技术是将很薄的金银薄片轻轻锤打到粗糙的铁上。故推测如此精美的铁鋄金银艺术品，有可能出自藏东。
《佛教，艺术与信仰》（Buddhism Art and Faith），W. Zwalf，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版，1985年，210页，图307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馆藏永乐铁鋄金银骷髅棒等法器
2010年拍摄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佳士得阿姆斯特丹1997年11月19日，“Important Hindu and Buddhist Art”，5号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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