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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换句话说：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以一部份人的牺牲为前提的。可是在《反杜林论》中，他又说：“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那么，华夏民族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谁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呢？
在中国的典籍中，进入文明时代好象是在一片“禅让”及《咸池》《韶乐》声中，在圣人的领导下顺顺当当地进入的，除极少数“部落”（实际上是平民）被征伐，而并没有看见什么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地下文物中的诸多文明因素（如城头山古城、屈家岭文化古城群、良渚反山大墓、大汶口文化中的文字符号、丁公陶文、陶寺文化大墓及金属文物、龙山文化古城群……）却明显地反映出距今六千年以来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或以为古城是为防止外族入侵而修的，是部落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体现。非。从外族抢夺财物、掠人为奴，这是阶级、国家出现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文明时代至少得追溯至五六千年前，经过约二千年的孕育，至迟到夏朝则出现了名符其实的国家了。从文献记载可知，在黄帝时期已经有了军队、法律、贡赋及官僚机构等。山东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也云“（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从此姬姓帝王长期统治中国。虽然统治的形式不象秦汉以后的封建专制，但暴力机器早在夏代以前即已出现，当无疑义。保守一点说，从黄帝到夏禹，是华夏文明的孕育期。关于华夏文明起源的时间及方式容专文详论。
在华夏文明的孕育过程中，一部份人慢慢转化为统治阶级，另一部份人则沦为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的往往是大酋长大巫人，而沦为被统治阶级的往往是平民和外族战俘。外族战俘原本被杀掉或被吃掉，而在剩余产品出现后则更多地被沦为奴隶从而保存性命。因此恩格斯说这部份人相对以前被杀掉或被吃掉来说处境更好，谈不上作出牺牲。这样，作出牺牲的便只有平民了。平民（也表现为从大氏族分出的小氏族）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在文明时代到来后则要承担各种义务，接受酋长及大巫人的各种统治及奴役，因此他们才是恩格斯所说的社会进步（文明社会到来时）的牺牲者。
那么中国上古的平民集团包括那些人？初期国家如何实施统治？有何特点？本文拟作些探讨，以期达到如下目的：一、证明“九黎”“三苗”就是华夏族平民，为华夏文明的到来付出了惨痛代价；二、揭示上古政治的特点是利用天文历法而推行“神权政治”；三、趁此解决与此等问题相关的一些疑惑，证明九黎三苗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谨望同仁指正。
一、上古平民及平民暴动
在中国史籍中有一系列关于“九黎”“三苗”作乱并累遭征伐的记载。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他们是古部落或加入华夏联盟的某个部落的首领。如《论衡·恢国篇》云：“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国。”可见王充之时就弄不清“三苗”的确切含义了。本人以为九黎、三苗其实就是为华夏文明付出过巨大牺牲的平民阶级。在文明的孕育期，也应当有阶级的存在，因为阶级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众多的地下文物表明五六千年前就有阶级的存在。关于三苗“作乱”并累遭征伐有如下史实：
《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疏云：“（炎帝）[神农]之末有九黎之国君号蚩尤者惟造始作乱……”《龙鱼河图》：“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史记·五帝本纪》：“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孔子《三朝记》曰：“蚩尤，庶人之贪者也。”蚩尤其实是黄帝之兄弟，用暴力与其兄弟轩辕争天子位而未能成功，故孔子贬之为庶人，也有称其为诸侯或天子者，这些文字说明神农之末，“九黎”在蚩尤的领导下发动了夺权的暴动，被黄帝镇压，此后，黄帝为天子，建立起强大的黄帝政权。
少昊（皞）是黄帝之后代，在其末年，也有“九黎”之乱。《国语·楚语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此次“九黎”乱德被颛顼平息，至高辛即位，未见乱象，从而出现了“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的局面。
可是至高辛后代帝挚之时，又出现了三苗之乱。《国语·楚语下》：“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史记·五帝本纪》：“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以上说明三苗之乱也是由帝挚“不善”引起的。
至唐虞之际，三苗又乱起来了，《博物志》卷二：“昔唐尧以天下让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杀，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为三苗国。”《尚书·舜典》则曰：“窜三苗于三危。”南海、三危其实皆指今四川、贵州、云南一带，因为《禹贡》说：“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此次三苗之乱主要是反对尧禅位于舜，说明三苗与尧舜一国之人也（保守一点说是同一个部落联盟的人），否则，岂非“干预他国内政”？可见，舜的上台遭到的是一片反对声，同时也看出深刻的阶级矛盾。崇伯鲧是颛顼后代，达官显贵当不上天子，而出身相对卑贱（实际上是疏远些罢了）的舜却因善天文历法而上台，并将反对其上台的“四凶”流放四方，可见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矛盾。此次舜将三苗从洞庭一带（华夏民族尧舜禹时的政治中心）驱赶至三危，故暂时出现了一阵安定。即《禹贡》所云：“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淮南子·俶真训》也曰：“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这说明，大禹平治水土之后，三苗安定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舜禹之际，又有“三苗”（不一定是三危之三苗）起来作乱。《吕氏春秋·上德》：“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新书》《盐铁论》也载：“舜舞干羽而三苗服”。可是最终禹还是攻打了三苗。《墨子·兼爱下》：“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伪《尚书·大禹谟》则曰：“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则“三苗”好象是个古老的国家。非。平民政权也。
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九黎、三苗之乱，一般发生在“衰世”（末世），每次大乱之后，即出现一位圣明君主，颇类后世之农民起义。
又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禹既是征三苗者，又曾是“三苗成员”。众所周知，古书咸载禹出于西羌，或云家于西羌，而《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于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此中“三苗”，很像共工、鲧、欢兜三族子弟。因为《舜典》中的四凶，有人说即《左传·文公十八年》中的四凶饕餮[三苗]，穷奇[共工]，浑敦[欢兜]，□杌[鲧]，而除《舜典》中的三苗无罪名外，其他三人罪名与《左传》同，而《左传·文公十八年》中饕餮的罪名是：“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宝，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注曰：‘贪财为饕，贪食为餮。”这分明是一种高官子弟的形象，他们本无罪，只是“比三凶”，大禹是鲧之子，舜殛鲧之后，即沦为平民。唯一不同的是，三年以后，舜又起用大禹治水，《列子·杨朱》：“禹纂业事仇，惟荒土功”，即可明之。故大禹曾是三苗成员。待其为天子后，则又“征三苗”。说明各个时期的三苗不是同一家族。
凡此种种，使我们意识到：“九黎”、“三苗”，其实并不是什么国家，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层，或一个阶级，即平民阶级。他们往往在某一王朝的衰世起来“作乱”，故亦建立起暂时的平民政权。
其实，究“黎”、“苗”二字之本义，皆平民之义也，“九”、“三”言多也，故“九黎”“三苗”皆为群众（平民）之义。如：《尔雅·释诂下》“黎，庶，□、多、……众也。”《诗·大雅·桑柔》：“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传：“黎，齐也。疏：众也。众民皆然，是齐一之义，”今仍称“黎民百姓。”再如：杨雄《法言》：“胎藉三正，播其虐于黎苗。”《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引刘毅上安帝书：“菲薄衣食，躬率群下，损膳解骖，以赡黎苗。”注：《广雅》云：“苗，众也。”《尚书·舜典》：“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尚书·皋陶谟》：“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黎民与有苗对举。可见黎、苗皆平民之义。
总之，九黎、三苗是华夏族平民，他们每于“衰世”或与上层意志发生冲突时便起来反抗，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则又采用怀柔（“舞干羽”）与镇压两手政策。最后至舜禹时被迫迁于三危。以后便散居今云贵川一带，形成今天的苗、黎、彝、徭等族。九黎三苗累遭“暴力机构”征伐的史实告诉我们：平民在华夏文明出现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以致于部份平民背境离乡，迁于三危。
二、上古神权统治及摆脱神权的斗争
黎苗反抗的原因是安于过去无拘无束的无政府状态，不愿意接受天子的统治，更不愿向天子纳贡服役。反映了国家这个暴力工具形成时的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上古统治者必然是靠“天”行政的神权统治。只要民众懂得天文，他们便设法摆脱天子的束缚。
上古天子一般都通晓天文星历学，是通神灵的大巫师。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蚩尤之所以作乱，也是因为他通天道，能为帝，而其兄弟黄帝也兼通天地之道，故兄弟相争。所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田千秋上书：“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指神农──引者注），黄帝涉江。”蚩尤通天道见之于《管子·五行》：“黄帝得六相……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
黄帝为天子以后，直至大禹，天文皆由天子垄断，其天文历法工具《河图》、《洛书》皆由天子或其亲信掌握。所以《尚书·洪范》曰：“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竹书纪年》《宋书·符瑞志》《水经注》卷一卷十五等载，尧舜禹等天子禅让时，举行一个“河出图，洛出书”的仪式。正因为天子垄断天文历法，因此，其政权必然是神权。借天道以治人。这一点不用多释。
同时，只要天子历法失误，“神道”也就失灵了，这时平民就会趁机摆脱这种神权的束缚，起来“作乱”。另一方面，为摆脱天子统治，平民百姓自己也去观天察象，以行农事。所以，少昊末世、帝挚之时，九黎、三苗之乱皆因天子历法失控，而平民“家为巫史”所致。亦即《吕刑》所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不用天子之正朔）。史书所记则往往是天子推卸责任妄怪平民之辞，或者是记史者本末倒置。如：《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五谷变化，民乃大振……禹既已克三苗……而神明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日妖宵出，怎能怪罪三苗呢？日普照大地，非独照三苗也，怎能说这是三苗的怪异呢？所谓“日妖宵出”，大概是某月上旬傍晚时的日食，人们以为天黑到了晚上，可是日食结束后，太阳又出来了，故曰“日妖宵出”，要怪，也只能怪罪天子及其天文工作者未及时预报或不懂此现象。大概先有日食再有三苗（平民）之乱，官方记史者则倒记之。退一步说，假使三苗是一个族，且此天象只在三苗地区看得见，那华夏族天子也没有理由惩罚之。
总之，上古之统治靠神权，平民运动大都因天文历法混乱而导发，民无历法可依，故生产失去保障，生产无保障，吃饭穿衣便无着落，故乱。而历法混乱，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科技水平不高，观象制历有误，另一方面则是平民自己总想摆脱天子的束缚，试图自己观天象而行农事。上古平民总是在依靠天子历法与摆脱天子历法的矛盾中生活的。而平民乱之时，天子们便又制订刑法约束之，出动军队镇压之，故三苗累累被伐。所以说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平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在征伐三苗的战争中得到应验。
平民“作乱”的过程其实也是文明产生的过程，因为平民要组织起来对抗天子政权，自己也必须建立临时政权，也要建立自己的一套法制体系和军队。《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有人据此以为刑法从苗民始。非。《墨子·尚同中》：“昔者圣王之制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则此岂刑不善哉？”或曰尧舜只用“象刑”，画墨以象墨刑……。非。尧舜时有专管刑法者。《尚书·舜典》：“皋陶……作士，五刑有服”，《尚书·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可见是有刑法的。又，《吕氏春秋·行论》：“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可见鲧是为谋取政权而丧身的。舜也不能只在鲧身上画个记号就能解决问题的。由此可见，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的斗争也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上古的阶级斗争之所以被抹杀，主要是儒生们以为“圣人”不至于杀人。《孟子·尽心章句下》：“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即认为周灭商没杀多少人，于是得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结论。其实武王灭商的残酷性可由《逸周书·世俘解》等篇得到印证。
在九黎三苗史研究中尚有几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九黎与三苗是否有族属承继关系？二是当今的苗族形成于何时，是否是三苗的后裔？三是上古是否有三苗族，如果有，其形成于何时？伍新福等先生认为三苗源于九黎，又发展为苗族，三苗族形成于迁三危以前。
关于三苗、苗民同蚩尤九黎的关系，有人认为，“三苗和‘三苗国’，就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其理由如下：一、《尚书·吕刑》把蚩尤与苗民联系起来叙述，二者有前后承袭的关系，孔传云：“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孔颖达疏引郑玄云“苗民，即九黎之后。”其二，《国语·楚语下》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所谓“习”“复”，都是承袭的意思。本人以为，不同人物或家族放在一起叙述，并不说明它们就是一家人或一个家族，二十五史中的类传皆将不同家族甚至不同时代的人一起叙述，如《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与贾生既不是父子，也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只因九黎、三苗皆指平民，故放在一起叙述。所谓“复”也不能证明是一个家族，只是有一些特征相同而已。
实际上，依笔者之见，在舜禹以前黎苗之民皆指华夏族平民，所谓“华”“夏”，皆凤凰之名，引申为崇拜龙凤的民族，上古所谓华夏夷狄其实皆出一源，源于同一个崇拜龙凤的古部落，亦即炎黄部落。华夏平民在窜入三危后才形成彝、苗、徭、黎等少数民族。之所以如此，因为第一，蚩尤是黄帝之兄弟，神农之后代；第二，《山海经·大荒北经》：“颛顼生欢头，欢头生苗民”，郭璞注：“苗民，三苗之民”，而颛顼为黄帝后代；第三，称为蚩尤后裔的不只有苗族，还有彝、徭、黎等大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从普通群众的一封信也可知略知，1997年笔者在《山东师大学报》6期上发表《炎帝就是蚩尤》的文章后，北京市公安局邓小岚同志通过《山东师大学报》转来信件，其文云：“我在《生活文摘报》（1998年6月10日）上看到一则简介，报道刘俊男在贵刊……撰文指出‘炎帝就是蚩尤’。我知道有位老红军干部陈靖同志，苗族人，近年来力主为蚩尤正名，认为蚩尤是包括彝族在内的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的祖先，……若此题成立，岂不是件促进华夏民族万世和欢的大好事吗……”说明有人在关注上古这些人物的关系；第四，三苗是指民，非指君。尧让权于舜，三苗之“民”非之，如：《吕氏秋·上德》：“三苗不服，禹请攻之。”《新书》《盐铁论》也均作“舜舞干羽而三苗服”，刘向《说苑一》作“有苗氏”，前文引《博物志》则明确作“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而郭璞注《海外南经》作“三苗之君”，这样，平民便变成君主，变成“国家”了。这同时也说明三苗与尧舜同族，是华夏平民，否则三苗干预尧舜岂非干预他国内政？第五，《左传》《史记·五帝本纪》等曰：“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前文所示，此四凶族亦即共工、欢头、鲧、三苗也，皆炎黄子孙，他们只是家族的不同，而不是民族的不同，并没有名为“ ”黎苗”的民族。第六，彝、苗等少数民族不唯以蚩尤为祖，更以伏羲女娲神农为祖，此《易》所载华夏族之“皇”“帝”也。当然，平民造反时也建立了政权，如《逸周书·史记解》：“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即指蚩尤政权。《拾遗记·卷一·高辛》：“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邹屠即邹鲁，今山东。炎帝蚩尤姓姜，其后裔有姜原，姜尚等，姬姜二氏世通婚姻，皆神农氏后裔，由一个大氏族分出。考数千年中国之战乱，绝大部分是父子兄弟及其后裔之争。从“蚩尤叛父”（田千秋言）到禹伐同姓有扈氏，到黄帝之裔夏商周相代，至春秋战国，姬姓诸侯相争，秦胡亥灭同胞，汉“七国之乱”，隋杨广杀父兄，唐太宗诛兄弟，元忽必烈兄弟激战四载，明靖难之变……莫不如是，能说是不同民族之争吗？
至于今日之苗、徭、黎、彝等少数民族则当为上古迁于“三危”的华夏平民的后裔，他们由三危又迁至大西南，慢慢便形成了一个个小民族。民族不同于氏族，不必有血缘关系，只要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共同的心理、思想信仰等要素即可（语言尚可异，如彝文有六种）。他们同为造反的华夏平民，同时被迁于“三危”。当然，华夏平民散处四周，必然有一个和当地土著民族融合的问题，此《淮南子》所谓“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是也。精确地说，当今之苗、黎等少数民族是由华夏平民与当地土著民族相融合而形成的。而在汉之古籍中则仍称之为“黎”“苗”而已。
既是华夏平民，当然原居华夏之地。《淮南子》载神农疆域，《史记》载颛顼时疆域大体相同，皆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至三危东至于海，“帝颛顼……北至于幽陵，再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蟋术。”再考以地下文物，距今五千年之久的屈家岭中期文化与庙底沟二期相似，龙山文化则遍布全国（各地虽有差异，然不表示不属同一文化，虽今天在同一县市尚有不同建筑习惯和不同工具用具，考古文化的差异大多因地理环境而异，如北方种小麦故有面食工具，南方吃米饭故有米饭工具），故神农颛顼之域即华夏之地。而其中心宜在华容夏水流域（《水经注》：古夏水流经古华容县，在江汉间），即洞庭湖四周地区。
末代神农之妃少典游于华阳（今四川）而生蚩尤（炎帝），炎帝蚩尤“宇于少昊”“长于姜水”（均在今陕西岐山）为诸侯，逐榆罔至山东，“兴封禅，号炎帝，”被黄帝制服并与黄帝南北分治，长期居南方华夏之地，北上与黄帝战于逐鹿，最后被黄帝杀死而葬山东寿张县（今曲阜附近），故云少昊之墟。古书中的“少昊之墟曲阜”中的“少昊”不指黄帝后裔少昊而是指蚩尤。《路史·后纪四》称“炎帝氏衰，蚩尤惟始作乱，赫其火燀，以逐帝，帝弗能征，乃帅诸侯……以曷小颢而弭火灾”，盖因蚩尤“宇于少昊”而称少昊也。黄帝杀蚩尤后在洞庭一带即位，代神农氏，死后葬洞庭湖边的黄陵，其后代少昊又名青阳，亦居今湖南，亦称云阳，云梦之阳也。
据《战国策》卷二十二：“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又据上引《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于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可知尧舜禹时的三苗居“左彭蠡，右洞庭”，靠近南岳的地方，亦即华夏中心地。《南岳志》《路史》引《符子》《尚书大传》云“舜禅夏禹于洞庭之野”，《竹书纪年》《路史》等载尧生于丹陵（笔者考证为湖南攸县之丹陵，详拙著《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第四章，科学出版社，2014年。），也可见尧舜禹时的中心在洞庭之野。可见三苗与尧同居华夏中心地区，后来舜“迁三苗于三危”，三苗才离开华夏之地，若三苗本来就住在边区，那就不用“迁”了。
总之，“九黎”“三苗”均为华夏平民，在华夏族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常与华夏统治者发生矛盾和冲突。天子常以天文历法为工具而推行神权统治，而平民又总想摆脱这种统治。每于衰世——天文历法混乱之时，平民便起来“作乱”，而又每每遭伐，为文明社会的到来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尧舜禹之时将一部分“作乱”平民迁于三危，以后便散处大西南一带，形成了今天的苗、徭、黎、彝等少数民族。恩格斯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在中华上古史中又一次得到应验。
原载香港《中华学术论坛》，2003年10月版（总第6期），又载《华夏上古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11-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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