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轶士：遗存日本的中国书画小议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从秦汉伊始，华夏文化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对日本的输入和影响无处不在，而留存在日本的中国风物更是异常丰富，这些留存就成为我们了解、研究自身文化的补遗。
在中国水墨画东传之前，白描佛画已由遣唐使大量带回日本，时至今日，在京都高山寺高野月上院仍然保存着不少唐密的佛画稿本。而空海当年带回的祖师顶像《真言五祖》至今还保存在京都府教王护国寺内。此套顶像画是唐代日本僧人空海从中国带回众多宝物中的一件，现藏京都教王护国寺。大正时代，日本关西藏家们着力收藏中国书画，许多重要的早期中国画都被他们收入囊中，如董源《寒林重汀》、李成、王晓《读碑窠石》、燕文贵《江山楼观》、李公麟《五马图》等等，每一件都是铭心绝品。此图于1926年前后经大阪古董商带入日本，1935年归黑川氏，现在收藏在日本兵库县黑川文学院。
“潇湘八景”自宋代以来成为经典画题。潇湘地理的云雾显晦、娥皇女英的凄美传说与日本幽玄美学相结合，使得日本人特别钟情于这个题材，而铺陈水气与氛围擅长的南宋牧溪、玉涧的写意水墨画也被奉为圭臬，和之前五代、北宋画大都为近代流入所不同，南宋禅僧的作品则主要由当时的日本僧人带回。此件是潇湘八景手卷中的一段，宋元之际流入日本，后被足利将军改成八幅挂轴（现存四景），成为足利家的“东山御物”，之后历经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收藏，最后被赠予纪伊德川家，现为京都鹿苑寺收藏。此图也是潇湘八景组画之一，十四世纪流入日本，后被足利将军改成挂轴（现存三轴），历经丰臣秀吉等人收藏，最后归于德川家族，现为德川美术馆收藏。元代的孙君泽是南宋院体到明初浙派接续的关键人物，在中国画史中多有记载，不过他的作品多被后世改为南宋名款，所以在中国几乎没有收藏，而在日本却保存甚多。成书于室町时代的《君台观左右帐记》将其画归为上品，之后便形成了“孙君泽样”。此图于十五世纪流入日本，曾是江户青松寺旧藏，上世纪七十年代由荻原安之助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明初的宫廷画家大都来自于浙东地区，如著名的吕纪就是四明人。而四明与临安，以及围绕这两个中心的周边则是中日交流最密切的地区（元末，江浙行省包括浙江和福建，所以在当时闽浙并称）。梁楷晚年流寓钱塘，而致仕后同样流寓浙东的还有张即之。本册由南宋日本留学僧带回，最初收藏在京都东福寺，后归智积院。现存日本的中国画作品几乎都出自于这个地区或从此地输出，如金大受画《十六罗汉》和陆信忠画《十王图》。日本各大寺庙现存的宋明罗汉画不在少数，还包括一些祖师顶像，而浙派的作品更为丰富，这些作品在中国的文献史料中均无记载，成为我们补遗中国绘画史的一个重要来源。此画风格被称为“宁波佛画”，出于宁波画坊中，落“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大受笔”字样，作于1195年之前，通过海上贸易流入日本， 记录于《君台观左右帐记》的“南宋渡后”里。本幅是十六罗汉组画中的一件，现藏于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另外十幅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五幅藏于欧美的博物馆中。在书法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唐德宗时代流入日本的摹王羲之《丧乱三帖》和《频有哀祸三帖》，而留存最多的则是宋元禅僧墨迹，其中既有赴日的僧人，如兰溪道隆、一山一宁等，也有日僧来华参谒带回日本的，如无准师范和中峰明本。这些墨迹除了能窥见南宋禅宗书法面貌，也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浙东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细节。此件由遣唐使带回日本，作为圣武天皇的至宝布施给奈良东大寺，桓武天皇于天应元年（781）曾借阅。现收藏在日本皇室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该墨迹为兰溪道隆（1249年赴日）住持镰仓建长寺期间所书，一直在寺庙内宝藏至今。此扎为中峰明本1310年前后在天目山写给日本武士大友贞宗的书函，后由无隐元晦捎回日本。现藏静嘉堂文库。明初官方遣日，担任重要宣谕任务的赵秩，为赵孟頫后裔，诗文书画无不擅长。不过他在中国史料中的记载并不多，而在日本，除了事迹外还有书画传世。居中一幅有“辛巳之春日写于鸿城客舍...钱塘赵秩”的题款，日本山口县古称“鸿城”，推测此幅为赵秩访日期间在山口所绘，现藏山口县毛利博物馆。朱舜水与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其他四位存世墨迹寥若晨星，而朱舜水因为在南明亡后流寓日本，所以存世墨迹不少。朱氏旅日后创立水户学派，德川二百年，日本接受儒家教化，最大的助力就是朱舜水，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此轴为其六十二岁左右所书，“舜水”是其1661年在日本定居后所用之号。作品现藏轶园。同一时期，除了如朱舜水，陈元赟这样的儒生外，最大的东渡群体是以隐元为首的黄檗宗一系。陈贤，福建人，未赴日，但人物画被黄檗僧众带去甚多，此轴为中式装裱，日本人配桐木画盒，轶园收藏。在清代的画家中，对日本最有影响的就是沈銓。沈氏于雍正年间携弟子十一人入长崎，旅日近两年传艺授徒，从其学艺者极众，被誉为“泊来画家第一”。伊氏从1720年开始，多次赴日经商，他虽为商人，却以书画交游于日本。此轴为旅日所书，作于中国砑花笺上，落“姑苏伊孚九”款，现藏轶园。长崎是江户时代日本对外交流的唯一港口。在长崎从事两国贸易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他们身兼多能，有些即是商人又善诗文书画，其中伊孚九、江大来、费晴湖、张秋谷被称为“渡日四大家”，在日本留下了不少他们的作品。
江稼圃，苏州人，少随张宗苍学画，嘉庆九年（1804）后几度赴日授徒，对日本南画产生不小的影响。此幅有日本藏家所附小扎，作品回流中国，现藏轶园。综上所述，现存日本的中国书画，有中日交流时带去的，也有后世刻意收藏的，更有渡日华人在日本创作的，在日本创作中，有留日终老并传承后裔和授徒的，也有随后回中国的，有用中国材料完成的，也有用和风明显的日本材料完成的。很显然，因为两国交流的频繁，这些作品及其日本传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所以我们并不能仅仅用国别的概念来界定它们。1919年，日本历史学家西岛定生借用西方的文化圈概念，圈出了一片历史上大规模使用汉字且文化相通的地区，命名为“汉字文化圈”，而这些由中国人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书写创作，并在不同国家收藏的作品即是这个文化圈相互交流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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