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海外藏耕织图的绘制、收藏与价值分析——以元代程棨、明代宋宗鲁与清康熙三版本为核心的探讨

耕织图是以耕作与纺织为题材的绘画图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海外的流传和影响也非常广泛和深远。虽然目前有关耕织图的讨论与分析已经很多，但海外所收藏的耕织图却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对收藏在海外的元代程棨《耕织图》、明代宋宗鲁《耕织图》及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全图》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图像对于理解传统中国的绘画风格、民风民俗、政治传统等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海外 耕织图 价值

王加华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郑裕宝

云南大学文学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艺术与民俗》2020年第3期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亦是广大民众的衣食之源。因此，从中国历史的早期开始，上至帝王，中至地方官员与士绅，下至普通平民百姓，都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大量与农事活动相关的资料记载，如各种劝农文、农书、农事政令等。除文字性材料外，还有一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图像资料。其中最为著名的，非耕织图莫属。

耕织图，顾名思义就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主题的绘画图像。耕织图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此后经汉至唐，又不断充实丰富，至宋代最终形成完整的耕织图体系，后历经元明清一直延续下来。具体来说，耕织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耕织图是指所有与“耕”“织”相关的图像资料，如铜器或瓷器上的纹样、画像石图像、墓室壁画等。狭义的耕织图则仅指宋代以来体系化的耕织图像，如南宋楼璹《耕织图》、元代程棨《耕织图》、清康熙《御制耕织全图》等，通过系列的绘画形式将耕与织的具体环节完整呈现出来，并且题诗对图画进行说明。相比之下，宋之前的耕织图处于分散表达的阶段，往往只是对某一个环节的简单描画。从南宋楼璹《耕织图》开始，并以之作为基本蓝本，历经元、明、清七百多年，我国出现了至少几十套不同版本和内容的耕织图。王潮生、王红谊、周昕等学者曾对中国古代耕织图概况进行介绍。当然，历史上实际创作出来的耕织图要远比现有文献中记载的更多，但或已不存，或难以搜求。有些耕织图还流传至日本、朝鲜以及西方诸国，并在绘画、农学发展等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学者渡部武、中国学者臧军等对耕织图东传的情况有过深入的研究和介绍。

学界对体系化耕织图的关注约始于20世纪早期。早在1901—1913年间，德国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夏德（Friedrich Hirth）、福兰格（Otto Franke）以及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美国的劳佛尔（Berthold Laufer）等汉学家相继在著述中对中国古代耕织图做了简单介绍，但并未进行深入探讨。此后，国外学者对耕织图一直持续关注，这其中又以日本学者的研究用力最勤，先后出现了中村久四郎、周藤吉之、天野元之助、渡部武等十多位专门研究耕织图的学者。

中国学者对耕织图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不过，虽然中国学者起步较晚，但几十年间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是目前耕织图研究的主力。整体而言，目前海内外学者对耕织图的研究，在内容上可大体概括为如下四个类型：第一类是对中国古代耕织图的起源、发展、流传及版本刊刻等进行考证和讨论，如渡部武对《耕织图》流传进行了考据，张家荣对版本流变进行了考察，王璐聚焦于版本和刊刻问题的研究。第二类是对耕织图所反映的古代农业生产技术及其相关作用等进行描述和分析，如朱洪启、史宏云、闵宗殿等学者。第三类是从艺术学或文学角度，对中国古代耕织图的绘画形式、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进行描述与分析，较多集中在艺术史学科的研究者中。第四类是将耕织图放到其具体的时代背景中理解，具体探讨耕织图所具有和体现出的社会教化、政治象征、时空观念等层面的价值与意义。韩若兰、白馥兰、王加华等学者推进了这些领域的研究深度。纵观目前与耕织图相关的已有研究，还存在如下几个明显的问题：重“耕图”而轻“织图”，“重图轻诗”，而且多从整体上进行讨论，而对具体的个案，尤其是海外藏耕织图的关注不够。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元代程棨《耕织图》、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狩野永纳翻刻的明代宋宗鲁《耕织图》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为研究对象，对它们的绘制、收藏概况及功能价值等做进一步探讨。

一、海外三版本《耕织图》的绘制与收藏

自楼璹《耕织图》起，从南宋至清代，我国历史上曾创作绘制过几十套体系化的耕织图。这些耕织图不仅在中国国内流传，许多还流传到海外地区。据渡部武考证，早在15世纪，耕织图就随着中日文化的频繁交流而东传到日本。在具体版本上，这一时期传到日本的耕织图册应是南宋画院画家梁楷绘制的《耕织图》。此外，流传甚广的还有狩野永纳以明代宋宗鲁《耕织图》为底本复刻的永纳本《耕织图》。

这些《耕织图》传入日本后，初期多被用于家庭装饰，其中“耕图”多被制成屏风、隔扇等艺术品，作为山水画供人欣赏，并对日本绘画的技法、风格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很多日本画家摹仿《耕织图》而作《四季耕作图》。“织图”则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影响显著，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养蚕浮世绘—“蚕织锦绘”。相比之下，耕织图向欧美地区的传播则相对晚一些，主要在清中叶以后。一是通过传教士等传到欧洲等国；二是通过瓷器贸易传入欧洲各地，如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全图》曾被广泛用作瓷器烧制的图案；三是清末以外销画的形式出口到欧洲各国；四是鸦片战争以后，原本收藏在圆明园等处的耕织图辗转流入欧美国家的一些收藏机构中。

就耕织图的收藏来说，现存已知的各版本耕织图，以中国、日本、美国的收藏最为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收藏单位主要有黑龙江省博物馆、河北博物院、河南省博爱县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在收藏量较多的中国台湾地区，收藏单位主要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在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利夫兰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普林斯顿大学等机构都有关于耕织图的图像。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等机构都收藏了不同版本的耕织图。总结起来，其所依据的底本基本都可以归为明代宋宗鲁《耕织图》和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图》这两个体系，如藏于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狩野永纳翻刻明代宋宗鲁《耕织图》，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中有内容完全一致的版本，只不过分作了两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还藏有同样分为上下两册的康熙御制《耕织图》，19世纪末期由日本学者森琴石编著，吉平助等人出版。它在内容上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御制耕织全图》非常相似，令人惊喜的是画面左侧的题诗前都点明了作者，这在其他版本的耕织图中比较罕见，但在绘制和印刷精细程度上稍逊美国国会版本一筹。此外，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朝鲜等处，亦有相关收藏。

具体到海外所收藏的各版本耕织图，其中以下三套最具代表性，即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元代程棨《耕织图》，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狩野永纳翻刻明代宋宗鲁《耕织图》，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全图》。其他各收藏机构还有一些与上述版本同出一源或仅有些微差别的《耕织图》，但不论完整性还是珍贵程度均不如上述三个版本，兹不赘述。

（一）元代程棨《耕织图》

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皇帝于程棨《耕织图》卷前题字所云：“《耕图》卷后姚氏跋云：耕织图二卷，文简程公曾孙棨仪甫绘而篆之。《织图》卷后赵子俊跋亦云，每节小篆，皆随斋手题。今两卷押缝皆有仪甫、随斋二印，其为程棨摹楼璹图本并书其诗无疑。”由此记载可知，此《耕织图》为程棨据南宋楼璹《耕织图》临摹而成。至于程棨摹绘楼璹《耕织图》的具体时间，目前有关此图的记载均表述为“元代程棨”所作，但具体年代不详。韩若兰认为是1275年。若果如此，则此图的绘制时间应为南宋。程棨临摹楼璹《耕织图》具体动机为何，受资料记载所限我们难以知晓，但根据其为书画名家的身份推断，可能是出于对《耕织图》的喜爱而临摹。事实上，临摹楼璹《耕织图》或据其再创作是一种常有之举，仅在南宋就至少出现了8套与之相关的耕织图作品，即《蚕织图》（吴皇后题注版）、马远的《丝纶图》与《耕获图》、上海博物馆藏佚名《耕织图》、梁楷《耕织图》、刘松年《耕织图》、汪纲《耕织图》、李嵩《服田图》。

弗利尔美术馆所收藏的程棨《耕织图》共两卷，其中上卷为耕图，收藏名为Tilling Rice,after Lou Shou（笔者注：准确注音应为Shu，下同），图卷的封面题签为“程棨摹楼璹耕作图”（图一）。下卷为织图，收藏名为Silk Weaving,after Lou Shou，图卷封面题字为“程棨摹楼璹蚕织图”，可知该图是程棨根据南宋楼璹《耕织图》描摹而成。该图为水墨设色纸本卷轴画，共45幅，其中耕图21幅，织图24幅，画幅和画目顺序与楼图记载完全一致。耕图长1049.8厘米，宽32.7厘米；织图长1232.5厘米，宽32厘米。每张图右方有小篆书写的楼璹原诗，小篆旁边又附有小楷字体，此外每幅图中空处有乾隆帝用楼璹诗原韵加题行书诗一首。此外，根据这幅图所载的序文可知，该图原存于圆明园多稼轩以北的贵织山堂，乾隆时曾令画院临摹刻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圆明园被英法侵略军烧毁，程棨《耕织图》被劫，原图失散。1973年，弗利尔美术馆出版《中国人物画》，将程棨《耕织图》收入其中，世人始知这幅《耕织图》就是当年从圆明园流散到国外的中国珍贵文物。对于此图，天野元之助曾如此评价：“图中没有像后述狩野永纳摹刻本那样的背景，而是以农作为中心，以精密绘制农具、操作者和役畜等为宗旨，精心地以有力的线条进行描绘。从而使观看的人能明确地了解各种作业。”可见，此图具有精简的风格。

图一 程棨《耕织图》之《耕作图 ·浸种》

（弗利尔美术馆藏）

图二 狩野永纳翻刻本《耕织图》序文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二）狩野永纳翻刻明代宋宗鲁《耕织图》

日本延宝四年（1676），江户时期的著名画家狩野永纳对宋宗鲁《耕织图》进行了翻刻，也即现藏日本的狩野永纳版本。该版本的底本应是明代宋宗鲁所作的《耕织图》。据图册前面王增祐序文《耕织图记》记载，该版本是时任江西按察佥事宋宗鲁在宋版楼璹《耕织图》的基础上于天顺六年（1462）刻印而成（图二）：

图画有关于世教，足以垂训后人者，是不可不传也。故士君子著之以示人，岂但适情于喜好欤？盖欲使人览之，有所感慕而兴起，其于治化有所辅也。江西按察佥事宋公宗鲁《耕织图》一卷，可谓有关于世教者矣。图乃宋参知政事楼钥伯父寿玉所作，每图咏之以诗。历世既久，旧本残缺。宋公重加考订，寿诸梓以传，嘱予记其事。

由于宋宗鲁《耕织图》目前国内未见，因此根据狩野永纳本，我们基本可以看到宋宗鲁《耕织图》的原貌。永纳本框高22.6厘米，宽16.5厘米，有耕图21幅、织图24幅，合计45幅。每幅图附南宋楼璹五言诗一首，但“织图”中的“络丝”“经”“纬”“织”“攀花”“剪帛”六幅有图无诗，故缺诗六首，现仅存诗三十九首。狩野永纳本所载“耕也备足，织也有图无诗六”的言语，说明狩野永纳摹刻的版本原本就缺失织图。而卷头王增祐的《耕织图记》中也说“查其图……历世既久，旧本残缺，宋工重加考订，寿诸梓以传”，可推测出宋宗鲁在摹刻的时候所依据的楼璹版本可能已经是残本。

（三）清康熙《御制耕织全图》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耕织图创作的高峰期，“既有宫廷御制的，也有地方自制的；就内容说，既有综合描绘耕织的，也有专门宣传蚕桑和棉业的；就形式说，既有绘画作品，也有石刻、木刻等，可谓丰富多彩”。而在不同版本的耕织图中，又以康熙《御制耕织全图》的版式、流传等最为丰富（图三）。

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南巡时有江南士人进呈南宋楼璹《耕织图》残本，带回京城后，遂命宫廷画师焦秉贞依图重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刊行。由于是康熙帝亲撰序文并题诗，故名《御制耕织全图》。有关焦秉贞的生平介绍，在清代张庚的《国朝画徵录》中这样记载：“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近而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康熙中祗候内廷，圣祖御制《耕织图》四十六幅，秉贞奉诏所作。村落风景、田家作苦，曲尽其致，深契圣衷，锡赉甚厚，璇镂板印赐臣工。”与程棨《耕织图》相比，《御制耕织全图》的耕图部分增加了“初秧”和“祭神”两图，织图部分删去了“下蚕”“喂蚕”“一眠”三图，而增加了“染色”和“成衣”两图。

康熙《御制耕织全图》创作完成后，曾由内府刊刻并广泛颁行中外，这使《御制耕织全图》成为历代耕织图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不论居北京宫掖之中，还是南下巡行之际，《御制耕织全图》都是康熙皇帝对臣下的重要赏赐之品，如朝廷重臣李光地、张玉书等都曾获赐此图绘。即使那些初登进士之人，殿试时表现优异者亦可能会被颁赐《御制耕织全图》。此外，从清代康熙至光绪年间，《御制耕织全图》还以木刻、版刻、石印等多种形式流传。这其中又以《佩文斋耕织图》（因序言之首盖“佩文斋”朱印）流传最广，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及海内外多处藏书机构都有收藏。

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全图》就是众多版本之一。其载体是丝绸材质，丝绸背景上龙纹隐现，且画像通篇都为彩绘，极其珍贵罕见。这幅画卷由来自纽约的弗雷德里克·彼得森（Frederlck Peterson）于1908年在伦敦购得并带到美国。经过当时两位著名的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佛尔（Berthold Laufer）和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鉴定后，认定该画作出自清康熙年间宫廷画师焦秉贞之手。1912年，国际汉学刊物《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发现失落之书》的有关耕织图的重要文章，由此奠定了康熙版耕织图在历史上的重要学术地位。1928年，纽约的威廉·H·摩尔夫人（William H.Moore）从彼得森手中购得该本画作并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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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康熙《御制耕织全图》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1.康熙《御制耕织全图》首页；2.康熙《御制耕织全图》次页；3.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之《耕第一图·浸种》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这个版本，并对其价值给予肯定。但也有学者曾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版本进行考证，将其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墨印彩绘本进行对比，从钤印、人物面貌、画面内容以及其中的文字疏漏几方面分析，认为美国国会收藏的版本并非康熙年间绘制的底本，所依据的也不是焦秉贞绘制的原本，很可能是清末的仿制版本。例如，钤印方面，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序前无“佩文斋”钤印，序后的钤印也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墨印本不同；从人物面貌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藏本所绘的农民显得更沧桑，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中的农民显得富足、皮肤少经风霜，与现实不符。不过笔者认为，康熙帝指示绘制，可能并不注重其实用功能，而更多在于教化，对于细节的把握尤其是对农民的刻画就并不需要完全贴合生活实际。再者，人物面部的线条差别极其细微，即使是书画专家认真观看原图，也并不容易发现其中区别，这一点作为证据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最明显、确切的证据其实是文字上的不同，序文中有“阡陌井然在目，桔槔之声盈耳”，两部绘本的“在”字写法不同。另有“至深且切也”中“且”字写法也不同。另外，美国国会藏本耕图的“碌碡”一图中，左侧抄录的第二首诗漏抄了“犊”字，这是徐建霞发现的非常有价值的地方。

徐建霞也提到了这个版本中绘制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严虞惇。严虞惇为《耕织图》题写耕织图诗，在《题记》中清楚地记载了这一点：

于是吴越父老望风颂祝，爱日升平，感荷天恩浩荡，乃命钦天监五官正供奉内廷充书画谱馆待诏济宁焦秉贞抚豳风体格，访西洋程法，人物远近，恪遵法度，平旷高下，皆有规画。绘成四十六图，田家景物，曲尽其致，蚕室机杼，精妙无穷；得邀睿鉴，褒题《耕织诗》九十二首。挥祥云之宝墨、咏丽日之宸章。臣菲机微才，自惭庸陋。谨步原韵，搊成俚句，不揣冒昧，岂敢上渎，躬膺恩宠，藉鸣都俞之盛，执笔恭录，悚惕莫名。翰林院编修臣严虞惇呈进。

除了在焦秉贞所绘《耕织图》上题写楼璹的《耕织诗》外，严虞惇还在册页的左侧用正楷题写了与耕织相关的138首诗。其中92首（每页两首，一首七言诗，一首五言诗）为康熙所作，其余46首（七言诗，每页的第三首）为严虞惇唱和康熙七言诗而作。这138首诗与《耕织图》装帧成对开册页，左侧为诗、右侧为图。这个记载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御制耕织全图》的排版恰好吻合。

因此，这两个版本的细微差异，并不能作为铁证来否定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版本与原版本的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在画面的细节和文字的疏漏方面，二者略有差异，但是在整体的内容和风格方面，二者明显是一脉相承的。基于文字而产生的判断，也并不能作为铁证，因为在古代，文字抄录时字体的变形、讹误、疏漏并不罕见。作者所列举的证据只能说明二者的关系不是复刻，而很可能存在一种模仿或者称之为“再创作”的关系，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其整体价值。而且，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正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这个版本，绘制的场景比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的场面更加辽阔，那么难道可以说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的画面是在焦秉贞最初的底本基础上截取了一部分吗？美国国会图书馆版耕织图在图画和耕织图诗方面的内容更加丰富，其绘制精细和用料珍贵程度并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之下。我们将其作为民俗学研究的资料，关注的首先是其内容和通过图像传达的信息，在这些方面，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这个版本， 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二、海外藏三版本《耕织图》的价值分析

中国历史上所创作之耕织图，目前有很多均收藏于海外各收藏机构。这些收藏在海外的耕织图册，是中国古代耕织图绘制传统与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海外藏三个版本的耕织图来说，具有如下一些方面的功能和价值。

（一）资料价值

海外所收藏的耕织图，可弥补国内某些版本耕织图未有收藏（或有收藏而暂未可见）的不足，建立起中国古代体系化耕织图的时代链条，同时对更好地了解作为历代体系化耕织图“母图”的南宋楼璹《耕织图》大有裨益。作为中国古代耕织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程棨《耕织图》与明代宋宗鲁《耕织图》目前在国内均未见有收藏，只在文献记载中略有提及，而弗利尔美术馆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收藏的元明两代的图册，为清晰、直观地了解这两套耕织图提供了图像证据。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康熙《御制耕织全图》虽然在国内有类似的版本，但是在材质、内容方面都存在差异，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再结合典籍记载，或许能够推测出康熙时御制耕织图的原本面貌以及流传脉络。此外，还有程棨《耕织图》与狩野永纳本《耕织图》，它们都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先看程棨《耕织图》。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高宗语：“朕见令禁中养蚕，庶使知稼穑艰难。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王潮生认为，此处记载的绘于延春阁的耕织图就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系列化耕织图。但延春阁耕织图绘早已不存，后世知之者亦不多，真正为后人所熟知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则是南宋楼璹《耕织图》，因此楼图才是我国历史上体系化耕织图的真正开创者。可惜的是，楼璹《耕织图》而今同样已不存，只有高宗吴皇后命宫廷画师据楼图“织”图创作而成的《蚕织图》尚存，今存黑龙江省博物馆。而程棨《耕织图》则完全根据楼璹《耕织图》创作而成，不论在画幅还是画目上均完全一致。由此，程棨《耕织图》也就成为我们一探楼璹《耕织图》最“直接”的证据。这正是弗利尔美术馆藏程棨《耕织图》的最大价值所在。

而狩野永纳本《耕织图》则对我们了解“正宗的”明代官刻耕织图有着重要价值。据现有文献记载可知，明代创作的耕织图共有三套，分别为宋宗鲁《耕织图》、邝璠《便民图纂》中的《耕织图》、仇英绘本《耕织图》。仇英，明代著名画家，据史料记载，他曾临摹过所有他能找到的唐宋作品并且将它们做成“稿本”，以便将来用于他的绘画成品中。因此，其所作《耕织图》，很可能就是临摹古画的产物。《便民图纂》本《耕织图》，创作者是曾任吴县县令的邝璠，所据版本为南宋楼璹《耕织图》。《便民图纂》的性质为日用类书—“便民”之名便是明证，因此为便于民众认知与理解，邝璠对楼璹《耕织图》图幅、配诗等均做了调整。“宋楼璹旧制《耕织图》，大抵与吴俗少异，其为诗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因此，邝璠虽为县令，但《便民图纂·耕织图》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官刻耕织图，而“官刻”是中国古代耕织图的绝对主流。因此，现在已有的明代官刻耕织图只有宋宗鲁《耕织图》，但此图国内无存，据其而绘制的狩野永纳本也就成为我们了解明官刻耕织图最直接的证据。

（二）艺术研究价值

对比三套收藏于海外的耕织图，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明显不同的艺术风格。程棨《耕织图》，艺术表现较为直白，整体显得简约、纯粹，背景描绘也极其简洁，几乎不涉及周围风物，构图基本聚焦在稻田等劳作环节，重点描绘生产工具和劳动的环境，水稻、树木等笔法一致，重在传神。狩野永纳翻刻版《耕织图》基本用线条勾勒，色彩纯用墨色，相比于程棨图册更注重细节的描绘，能借助细节来表现时序更替。不过，虽然程棨《耕织图》与狩野永纳本《耕织图》存在这种风格上的差异，但两者的整体艺术风格却是相同的，即都采用了传统中国画散点透视的绘画手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没有近景、远景之分，“立体感”不强。相比之下，康熙《御制耕织全图》则采用了西方焦点透视画法，所谓“其位置之自近而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因此，通过这三套耕织图册，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绘画技法的变化进行更清晰的了解。

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之所以会采用焦点透视画法，与其创作者焦秉贞有直接关系。焦秉贞作为清朝早期的宫廷画家，康熙年间曾任职于钦天监，跟随传教士汤若望钻研西洋画法，由此掌握了焦点透视画法并将其运用到《御制耕织全图》的创作中。这对中国古代绘画技法的发展与演变具有重要的开创之功。紧承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之后的雍正《耕织图》，完全据康熙御图而来，也采用西洋焦点透视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康熙《御制耕织全图》，在空间的辽阔程度和画面的表现力上，甚至比国内的《佩文斋耕织图》更能体现出焦点透视技法。

与散点透视画法相比，焦点透视的画面空间可以向纵深推进，“使画面可以营造出一种符合视觉特点、类似客观真实的时空幻象”，“使我们得到了一种非常具有立体感的、似乎可以走进去的错觉”。随便翻开任何一幅康熙《御制耕织全图》的图幅，这种感觉都会扑面而来。将《御制耕织全图》与程棨《耕织图》、狩野永纳本《耕织图》相比较，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以三套图册“耕”图中的“耙”图为例，程棨图（图四）和狩野永纳本（图五）都只描绘了耕作的稻田和田间小路，只聚焦于劳动场所。而《御制耕织全图》（图六）则远近结合，不仅描绘了耙地的场景，而且对背景的处理也非常有技巧：旷野中的田埂曲曲折折延伸至天边，然后逐渐化为一条若有若无的远山轮廓线。远处连排的房舍和各类杂树也随距离的增加而渐渐缩小，极大地增强了空间透视感。

（三）农史学研究价值

海外藏三套耕织图册对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具有重要意义。对历史研究来说，图像具有“引发历史想象”的重要作用，可印证文字已证明之历史、弥补或补充文字材料之不足、为文字证史提供切入点、证明文字无法证明之“历史”。中国古代耕织图，作为一种与耕织活动紧密相关的图像，受到了农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事实上农史学界也确实是目前耕织图研究的两大主要力量之一。大量学者以耕织图为资料和分析对象，对其中所反映的农业生产技术等问题展开具体讨论，产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具体到本文所涉及的三套收藏于海外的耕织图册来说，如闵宗殿就曾以康熙《御制耕织全图》所载之“碌碡”形象为出发点，对中国古代碌碡的形状、功能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通过历史文献考察及与其他耕织图册的对比分析，闵宗殿认为由于康熙图册是在前人耕织图基础上临摹并创作完成的，因此在“碌碡”的绘制上出现了失误，实际上只有狩野永纳本所描绘之“碌碡”最符合文献记载和实际工作需要。

图四 程棨《耕织图》之《耕作圖·耙》

（弗利尔美术馆藏）

图五 狩野永纳翻刻本《耕织图·耙》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图六 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之《耕第三图·耙耨》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由于耕织图描绘了具体的“耕”“织”技术环节，因此在对耕织图性质的认定上，传统主流观点基本将其作为一种农学著作来看待，认为耕织图创作的主要目的与意义在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如王潮生就认为“图与诗的结合提供农民仿效操作的范例，其目的是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是一种社会化、大众化的科普著作”；南宋楼璹《耕织图》被称为“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农学著作”。《中国农学史》《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中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等农学与农书著作均对耕织图有著录。从技术传播的角度来说，早期的耕织图，如楼璹《耕织图》可能还具有一定的技术呈现意义，但此后耕织图的绘制，由于程式化等现象的存在，技术承载功能越来越弱化，象征意义则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已不再具有技术呈现的意义，所谓“耕织图”的技术传播作用可能变成了一种“幻像”。其创作的重要目的已经偏离了记录、宣传、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主要在于进行社会教化与政治象征。因此，我们说耕织图对于农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主要是就引发话题讨论层面而言，而非将耕织图作为直接的证据和资料。

（四）民俗研究价值

就耕织图的图画性质来说，其本质上是一种风俗画。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他们对社会结构及君民关系的看法亦在逐步发生改变。宋代之前的经典著作与士大夫观念更为强调君主与社会上层的利益以及民众对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宋代开始这种观念发生改变，转而更为强调民众的福祉与利益以及君主与社会上层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伴随着对普通民众的关注，以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或劳作场景为主题绘制的风俗画开始兴盛起来，并出现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扬威的《村田乐》、李嵩的《货郎图》与《岁朝图》等。楼璹《耕织图》及此后历代耕织图册，亦可归入此列。

图七 宋代《蚕织图·谢神供丝》

图八 程棨《耕织图·祀谢》

（弗利尔美术馆藏）

图九狩野永纳翻刻本《耕织图·祀谢》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作为一种风俗图像，虽然存在强烈的程式化特征，但中国古代耕织图还是具有一定的风俗呈现功能与民俗研究价值的，如各版本耕织图“织图”中的“祀谢”图，就能够让我们对养蚕祭祀蚕神的风俗有一定的了解。楼璹《耕织图》“浸种”图上“只鸡祭句芒，再拜祈秋成”的诗句，让我们知道古代有春耕之前祭祀春神句芒以祈求好收成的习俗。通过几个不同版本耕织图中“祀谢”图的变化，我们还可以对历代蚕神形象的变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将宋代的《蚕织图》、元程棨《耕织图》和明宋宗鲁《耕织图》中的“祀谢”图做比较，虽在图像的左上角都能看到供奉的蚕神画像，但形象却有明显不同。其中，宋代《蚕织图》（图七）中的蚕神是一个骑马人的形象，程棨《耕织图》（图八）中的蚕神则是一位有四条臂膀，上面双臂举双剑于头顶、下面双臂一臂持剑的性神灵形象，狩野永纳本《耕织图》（图九）中的蚕神形象则与程棨图大体一样，只是描绘细节略有差异。这种差异性，反映的正是由宋到明民间蚕神形象的变化，即由马头娘向“四臂三目狰狞可怖”马明王的转变。

（五）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

耕织图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与意义不仅体现在图册本身与画面内容的呈现上，而且每一套图像的背后更是蕴含着更为丰富多彩的意义和信息。因为每一幅或一套图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总会有其特定的创作动机、赞助人、创作者、时空背景、艺术风格、传播路径、功能用途、社会反响等—虽然并非每一幅图像都会存在或涉及上述全部之要素，但都有其历史与社会“语境”却是可以肯定的。正如葛兆光所说：“图像也是历史中的人们创造的，那么它必然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而有意识的选择、设计与构想之中就积累了历史和传统，无论是它对主题的偏爱、对色彩的选择、对形象的想象、对图案的设计还是对比例的安排，特别是在描摹图像时的有意变形，更掺入了想象，而在那些看似无意或随意的想象背后，恰恰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因此，结合图像的本体特色和创作语境，将图像作为一面“镜子”，就能够透视出国家、社会、民众等各方面的丰富信息。

对于中国古代耕织图来说，每一套耕织图册都有其特定的创作、传播与存在语境。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信息，能够以之透视图像在某个时代所创作、运用、传播的思想传统、时空观念、国家政治等各方面的丰富信息。就康熙《御制耕织全图》来说，康熙皇帝之所以命人根据楼璹《耕织图》残卷重新绘制耕织图册并大力刊刻与广泛颁赐，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首先在于表达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以此来教育广大官员和民众要重视农业、勠力劳作，以营造一种社会和谐、国家安治、王朝稳固的理想社会秩序。正如其在题记中所言：“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庶于斯图有所感发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斯则朕嘉惠元元之意也夫！”其次，通过表达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表明自己非“蛮夷”的身份，彰显自己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御制耕织全图》之所以描绘典型的江南景观，即在于凸显“江南”的重要地位，以收服江南士人之心，确立王朝统治的正统性。而这背后，从根本上体现出传统中国以农为本的农业文明本性与特质。正是基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历朝历代都奉行一种重农、劝农的国策—“劝农”更是成为中国古代“政府的哲学理念和治理技巧的核心所在”。而耕织图，本质上就是传统中国重农、劝农传统的产物与重要表现，体现出古代中国的礼制传统和象征性政治特色。

图像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传播知识和表达意义方面具有文字无可替代的重要功用和价值。对此，南宋大史家郑樵曾说过：“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非图，不能举要”，“非图，无以通要”。当下，图像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热点。对于南宋楼璹《耕织图》以来的历代耕织图，学界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艺术学重在关注这些耕织图像的艺术风格与特色，农史学则重在关注其对于技术“记载”与“传播”的重要意义。相比之下，耕织图像除了具有记载、宣传、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功用，作为古代中国重农、劝农传统的产物，耕织图的绘制和传播还具有更重要的重农、劝农之意，隐含着强烈的社会教化和政治象征意义。中国古代耕织图，绝不仅仅只是一幅幅精美、古朴的艺术画作，而是具有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多方面的功能、价值与意义，深刻体现出传统中国以农为本、重农尚织的统治理念与农耕文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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