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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出土于杭州葛岭省摄影办公室工地的北宋越窑青釉菊瓣纹瓷盖罐，盖顶有一矮圆柱形钮，盖面阴刻同心圆数圈。口内敛，圆肩，球形腹内收。通体施青釉，釉面密布小冰裂纹。肩部饰弦纹两道，腹部斜刻菊花纹，花朵两侧刻有枝蔓，花瓣刻划细致、花朵饱满，以简洁干练的线条使菊花的形态跃然其表。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东晋陶渊明诗中借自然景观所描绘的一幅悠然恬淡、超凡脱俗的境象。南山的美景与采菊时怡然自得的心境合成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采菊也包含着诗人超脱尘世，热爱自然的情趣。菊花开于暮秋，傲霜斗雪，不与群芳争艳的气节与古人的品行重合到一起。从古至今菊花不仅出现在诗文中，借以表达诗人不与时人同流合污的品质和超然独立的节操，还出现在书画之上，更融入于瓷器、玉器、金属器的装饰造型之中。此件北宋越窑菊瓣纹瓷盖罐便是菊花纹样饰于瓷器的实证。此种盖罐一般作为实用的盛储器，有的在古人生前是日常使用品，拥有者死后又随其入葬。
北宋越窑青釉菊瓣纹瓷盖罐
（杭州博物馆藏）
越窑以制作青瓷而闻名，窑址主要分布在浙江上虞、慈溪、余姚等地。越窑青瓷的发展伴随唐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而提升。越窑于晚唐开始进入它的黄金时期，所制的青瓷同丝绸一起成为主要的对外出口商品。至五代，钱氏统治的浙东地区社会环境较为安宁，越窑瓷器也得以稳定发展。北宋早期，越窑制瓷业达到鼎盛。而宋代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大发展时期，陶瓷的装饰技法繁多，有刻划花、压花、剔花、印花、戳花、镂花等。刻划花是刻花和划花的合称，“刻”、“划”是两种不同的瓷器装饰工艺和处理手法，刻花是指用刻刀在生坯上刻出纹样，线条呈斜状，一边深，一边浅，痕迹明显，纹路清晰。划花则是用竹针等工具在生坯上划出花纹，划痕较浅，称之为“划”，也是取其轻、浅之意，常见于填充器表的较大空白处，或用于主体造型轮廓的辅助划线，起到调整纹饰布局、平衡整体的作用。由于宋代瓷器纹饰在艺术处理上往往既有“刻”又有“划”，不便区分，所以一般统称为刻划花，刻划结合使纹饰有凸有凹，极富动感。
这件瓷盖罐的菊花纹样究其线条和呈现效果来看，直观流畅，富有层次感，应是使用刻花技法而成，勾勒出整朵菊花花瓣层叠紧簇的姿态。宋人风雅，喜赏花草，重视精神享受，好用喜闻乐见的花卉形象来修饰器物，体现当时清新典雅的艺术特色。菊花纹就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花卉类纹饰，定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名窑皆可见饰有菊花纹样的瓷器。
南宋龙泉窑青瓷菊瓣纹罐
（浙江省博物馆藏）
菊花除因其自身人格化的高洁品质受到历代文士的喜爱和追捧，还与中国传统的重阳节有密切关联，赏菊就是重阳节的例行习俗之一。魏文帝曹丕曾在《与钟繇书》中说：“岁月往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此日二阳相重，又因九与久谐音，有象征长久的寓意，因此被古人视作嘉日，遂成为重阳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之时正值秋日，菊花开放，暗香袖。结合时令气候和自然风物，重阳节历来有登高、佩茱萸、赏菊花、吃菊花糕等节俗习惯，古诗文中也有所描述。传承至今，又添加了敬老的内涵，于重阳之日享宴高会，感恩敬老。
重阳席上赋白菊
唐 · 白居易
编者按/Editor's note
人类制造“物”，博物馆收藏“物”
被收藏，意味着物品原有的、具体的、现实的功能与价值不再存在。它们依旧是真实的，只是丧失了“世俗的用处”，不再是为了实现某个具体目的“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这些被置于世界外部的物品，获得了某种“永恒”，博物馆及其收藏因而具有了“革命性”的力量与可能。
鲍德里亚说，“在任何物品身上，现实原则永远可以被放入括弧。只要失去了具体的作用，物品便可以被转移到心智用途之上。换句话说，在每一件真实的物品背后，都有一件梦想中的物品”。博物馆之物，就是那件“梦想中的物品”，像是镜子，投射出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
“历史宛如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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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许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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