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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林 彼加列夫：从新出土钱币看中国文化在金帐汗国的传播

  • 古籍
  • 2022年3月28日12时

从新出土钱币看中国文化在金帐汗国的传播[1]


考古出土钱币，是研究金帐汗国及其内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重新勘定了金帐汗国两座都城旧萨莱、新萨莱的遗址。本文刊布了伏尔加河下游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遗址（旧萨莱）发现的一枚“青驹”打马格钱，以及谢里季连诺耶遗址（新萨莱）发现的两枚北宋铜钱。这三枚铜钱以及北高加索、里海黑海地区零散出土的一些中国铜钱，应该都是在13~14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从中国传来的。这些铜钱在金帐汗国不作为货币，而是承载了纪念、压胜功能。中国铜钱和压胜钱习俗，与陶瓷、织物、金属器等物质文化一同输入金帐汗国治下的伏尔加河下游、北高加索、里海黑海地区。这是目前发现时间最早、出土地域最西的古代中国钱币。


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术赤兀鲁思，是13世纪前中期成吉思汗长孙拔都建立的政权。金帐汗国以伏尔加河流域为中心，南至高加索，西至东欧，东至哈萨克草原，幅员辽阔，对俄罗斯、东欧、中亚乃至整个欧亚历史都有深远影响。金帐汗国是东西方交通枢纽，13~14世纪的著名旅行者如鲁布鲁克、波罗兄弟（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伊本·白图泰等皆经行其地。金帐汗国的文献资料大多不传于世，因此相关研究尤为倚重考古资料。出土钱币，是研究金帐汗国历史的重要资料。金帐汗国钱币有助于进行断代系年以及汗国政治、经济史研究，而外来钱币则反映出金帐汗国的对外关系。金帐汗国遗址出土的外来钱币很少，因此每有发现，便有很高的研究价值。21世纪以来伏尔加河下游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重新勘定了金帐汗国的两座都城旧萨莱、新萨莱。近年，这两座都城遗址中发现了三枚中国钱币。在金帐汗国考古中，中国钱币是极为稀见之物。[2]本文以新出土钱币为中心，全面搜集金帐汗国遗址出土中国钱币，进一步讨论其来源、用途，并结合其他考古资料，考察13~14世纪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文化在金帐汗国的传播。


一 旧萨莱遗址出土打马格钱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Красноярского）遗址，位于伏尔加河下游三角洲，伏尔加河主要岔流布赞河、阿赫图巴河分流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是联结伏尔加河上游、中游与里海地区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半干旱草原的尽头，从这里可以穿越伏尔加河—阿赫图巴河漫滩平原。可以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联结起金帐汗国东西部，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枢纽。2002年，帕奇卡洛夫提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遗址有可能是金帐汗国的第一座都城萨莱。[3]萨莱，又称旧萨莱、拔都萨莱、福城萨莱（Sarai al-Maqrus），修建于金帐汗国建立者拔都统治时期（1243~1256年）。近十余年的考古发掘，逐渐证实了帕奇卡洛夫的推测。[4]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遗址的考古学遗存，不仅包括城市遗址，也包括周边的大量墓葬。目前城址的发掘和研究还很有限，已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周边墓葬发掘和研究的情况较好。[5]已探明的遗迹有住宅遗址、陶器作坊遗址以及墓葬群，出土了大量钱币。[6]出土钱币系年范围为13世纪后半叶到14世纪初，与萨莱城繁荣的时期相符。


图1

2000年，本文作者之一彼加列夫在发掘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址附近的马耶奇尼一号墓（Маячный бугор I）时，发现了一枚铜钱（图1）。铜钱直径28mm，厚2mm，方孔5×5mm。正面为一立马形象，方孔穿过马身正中，孔上为“青”字，孔下为“驹”字。钱背素面。


在钱币史上，这种铜钱被称为“打马格钱”，用于博戏。这种博戏称为“打马”“马戏”，在宋代非常流行。著名女诗人李清照（1084~1155）极为热衷打马，称其为“博弈之上流”“闺房之雅戏”，并著有《打马图经》一书，专门讲解打马游戏的方法与诀窍。[7]打马格钱分为马钱、将钱两种，分别代表名马、名将。从出土和传世实物来看，马钱上一般有马的名字、形象，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名字、形象同在正面，光背；[8]另一类是名字、形象分别在正、背两面。[9]


出土“青驹”打马格钱的马耶奇尼一号墓，与其周边的一些相似的墓葬，皆可断为13世纪后半叶到14世纪初。[10]瓦西里耶夫2009年研究指出，马耶奇尼墓葬群中很多墓葬的葬式具有典型的畏兀儿、女真等远东民族文化特征，[11]墓主人显然是来自东方的移民。这些墓葬与金帐汗国前期的历史是相符的。在金帐汗国前期，统治阶层大多来自东方，其中有蒙古、突厥、女真、汉、畏兀儿等民族。他们由东向西迁徙，为伏尔加河流域带来了东方的物质文化。马耶奇尼一号墓出土的“青驹”打马格钱，可能原铸于宋金时期或元初，在金帐汗国前期被东方移民携带而来。这枚“青驹”钱可能曾用于博戏，但是单独一枚出现在墓葬中，大概已经不具备博戏的功能，更没有货币功能。因此，墓葬中的这枚“青驹”钱很可能只具有祈福禳灾、纪念意义，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压胜钱、花钱。


二 新萨莱遗址出土北宋铜钱


谢里季连诺耶（Селитренное）遗址，位于阿斯特拉罕市以北130公里伏尔加河支流阿赫图巴河左岸，邻近阿斯特拉罕州的谢里季连诺耶村。城址占地面积21平方公里，是金帐汗国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家开始系统发掘谢里季连诺耶遗址，迄今发掘面积达3万平方米。以往一般认为谢里季连诺耶遗址是金帐汗国的第一座都城。但是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之后，考古学家发现谢里季连诺耶遗址只有14~15世纪文化层，并没有13世纪文化层。因此近年学者转而认为谢里季连诺耶遗址是金帐汗国新都城（新萨莱）。[12]新萨莱（Sarai al-Jadid），修建于月即别汗（zbeg Khan）统治时期（1313~1341年）。月即别汗迁都新萨莱后，旧萨莱逐渐废弃。在谢里季连诺耶遗址城中，目前已经发现的遗迹有陶器与玻璃器工坊、骨器工坊、珠宝工坊，广场上的大型公共建筑清真寺和浴室，以及住宅区。最近在谢里季连诺耶城址发掘中，出土了两枚中国铜钱（图2：A，B）。这两枚铜钱都是在清理城址地表时偶然发现的，并不附属于任何建筑。

图2


铜钱A，残存四分之一，直径25mm，厚2mm。方孔右侧为汉字篆书“圣”字。宋代铜钱上有“圣”字的有三种：圣宋元宝、天圣元宝、绍圣元宝。显然应该排除圣宋元宝，因为圣宋元宝的“圣”字在方孔上方，与本铜钱不符。天圣元宝发行于北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年），绍圣元宝发行于北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形制皆有楷书、篆书两种。铜钱A的篆书“圣”字与天圣元宝、绍圣元宝都极为相似，因此两种可能性皆有。


铜钱B，同样出土于谢里季连诺耶城址内，直径24mm，厚2mm。正面为“祥符元宝”四个汉字，旋读。祥符（1008~1016年）是北宋真宗年号。

从中国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天圣元宝、绍圣元宝、祥符元宝一般直径为23~25mm。谢里季连诺耶城址出土的这两枚铜钱直径分别为25mm和24mm，显然在此范围之内。谢里季连诺耶遗址过去还曾发现一个小型窖藏，内有北宋、金朝、大朝铜钱。[13]大朝铜钱，即蒙古使用大元国号之前发行的汉文铜钱。因此，同一遗址新出土的这两枚北宋铜钱，虽然在金帐汗国遗址中较为罕见，但也不令人意外。


三 金帐汗国遗址出土中国铜钱的用途


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外，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库马河流域的金帐汗国遗址也出土过中国铜钱，这里根据散见考古报告略作整理。1907年，著名考古学家戈罗佐夫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布琼诺夫斯克（Budennovsk，Stavropol）的金帐汗国时期的马扎尔（Madjar）古城遗址发现过中国铜钱。[14]但戈罗佐夫没有著录铜钱枚数及详细信息，铜钱原物今不知所终。1950年代，里海西北岸地区的荒漠中曾发现中世纪中国铜钱和铜镜。[15]2001年，奥布霍夫刊布了马扎尔遗址附近农田中出土的一枚“嘉泰通宝”铜钱。嘉泰（1201~1204年）是南宋宁宗年号。我们同意奥布霍夫的观点，即马扎尔遗址出土的这枚“嘉泰通宝”铜钱是蒙古攻宋的战利品，或是商旅从东方带回的纪念品。[16]库马河流域达吉斯坦阿奇库拉克村（Achikulak）的13~14世纪遗存中也发现一枚中国铜钱。[17]总之，虽然有的考古报告中没有给出所出土中国铜钱的详细信息，但可以肯定它们都是13~14世纪金帐汗国时期遗存。

金帐汗国没有任何自行铸造中国式铜钱的迹象，因此金帐汗国遗址出土的中国铜钱源头应是中国。北宋铜钱之所以在金帐汗国都城新萨莱遗址中出现，符合钱币流通的历史背景。11~13世纪，北宋铜钱是东亚地区的一种国际性货币，通行于中国及周边王朝乃至朝鲜半岛和日本。[18]在辽、西夏的窖藏钱币中，北宋铜钱皆占据了大多数。[19]1127年北宋灭亡之后，西夏、金朝继续大规模行用北宋铜钱。[20]据统计，金代遗址、墓葬、窖藏中共出土历代钱币414642枚，其中北宋钱币占总数的90%以上。[21]这也影响了北方草原上新崛起的蒙元王朝。元代各地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北宋铜钱数量很多。[22]蒙古高原最重要的两大遗址是哈剌和林、阿乌拉嘎（Avraga），[23]是蒙古前四汗时期的政治中心，到元代是北方草原的地区中心。这两座遗址共出土钱币196枚，其中北宋铜钱占总数的70%以上。[24]元上都附近的三座元代墓园中共出土钱币1616枚，也是北宋铜钱占大多数。[25]以上证据足见北宋铜钱在13~14世纪草原上占据主流。13世纪中期蒙古人建立金帐汗国，中国铜钱被带到汗国的中心伏尔加河畔，其中北宋铜钱出现的概率理应最高。


俄罗斯学者纳罗日尼提出，北高加索库马河流域、里海西北岸地区曾流通中国铜钱。[26]这一观点恐怕过于大胆。毕竟当地出土中国铜钱数量非常有限。金帐汗国通行的金属货币是伊斯兰式冲压钱币。而且在历史上，汉文铜钱的行用最西不过中亚东部。11世纪以后，仅西辽、高昌回鹘曾铸造中国式方孔铜钱，中亚及中国新疆的地方政权皆通行伊斯兰式冲压钱币。而从出土资料来看，新疆各地出土的钱币涵盖了北宋铜钱的各种类别，[27]这反映的是宋元时期丝绸之路交通的兴盛。作为跨地域通货的中国式铜钱，最多只用于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交界地区。在更遥远的金帐汗国与元朝之间，经济往来的主要通货是金银与丝帛。铜钱是小额货币，流通量大，横穿欧亚长途贩运成本过高。因此金帐汗国不可能引进中国铜钱作为通货。


金帐汗国遗址出土中国铜钱的用途，应该是纪念品、护身符、压胜钱。以金属钱币为护身符、压胜钱，是中国的习俗。13~14世纪蒙古草原的大型建筑之下、墓室之中的铜钱，很可能是承载了压胜、祈禳的功能。[28]出土资料表明，这种习俗在13世纪传入黑海、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一带。黑海东南塔曼半岛的13世纪城堡遗址曾发现1枚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1172~1196年在位）钱币，有趣的是这枚钱币上有人为的穿孔，显然是为了佩戴。北高加索地区的一处墓葬中也发现了5枚格鲁吉亚女皇鲁速丹（Rusudan，约1240~1250年在位）钱币，同样也有人为的穿孔。[29]这些钱币的出土环境都与蒙古西征及统治有关。这些人为穿孔的钱币以及旧萨莱、新萨莱遗址出土的中国铜钱，都说明压胜钱习俗西传到了金帐汗国境内。


四 中国物质文化传入金帐汗国


金帐汗国都城旧萨莱、新萨莱遗址出土中国铜钱并非偶然，其大背景是13~14世纪联结中国与里海黑海地区的丝绸之路的畅通。


中国铜钱进入金帐汗国的路线大致有两条。此即丝绸之路进入金帐汗国的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两条道路。一是取道里海北岸渡过乌拉尔河，二是经中亚、伊朗向北翻越高加索山。1223年哲别、速不台远征是蒙古人第一次进入北高加索、伏尔加河地区，他们由中亚、伊朗向北翻越高加索山，继而从里海北岸东返。1236年拔都西征，则是从蒙古高原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自东向西渡过乌拉尔河，最终建立金帐汗国。1253年，欧洲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由黑海向东抵达旧萨莱，继而渡过乌拉尔河向东进入中亚、蒙古高原；次年鲁布鲁克西返，沿着草原丝绸之路抵达旧萨莱，继而向南翻越高加索山。[30]1260年，马可·罗的父亲尼古拉和叔叔马菲奥从黑海出发，自西向东走的路线与鲁布鲁克几乎相同。[31]中国铜钱可能从一南一北两条路线进入金帐汗国。


将中国铜钱带到金帐汗国的，可能是移民、使臣或商人。13~14世纪，大量人员沿着丝绸之路自东向西流动。1237年拔都西征带来了规模不小的移民，蒙古、契丹、女真、汉各族人员构成了金帐汗国统治阶层的中心。金帐汗国建立后，与元朝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多有使节往来。[32]元朝颁给拔都家族的岁赐，以及拔都家族的山西平阳、河北真定、江南永州（今湖南零陵）等地的食邑所得，都由专人“万里输献”到伏尔加河畔。[33]这条路上当然还活跃着很多商人，新萨莱城内就居住着来自东西方各国的商人，[34]尤其是地中海、阿拉伯商人在此购买转销中国织物。[35]14世纪前期意大利人佩戈洛蒂的《通商手册》详细记载了从萨莱到中国的商路，即供欧洲商人参考利用。[36]


13~14世纪，中国物质文化输入金帐汗国，并对金帐汗国产生了直接影响。相关考古证据颇为丰富。北高加索地区金帐汗国遗址出土过一些中国工艺品，如瓷器、[37]织物、[38]金银器、腰带、[39]垂饰、带饰。[40]源于汉、蒙古文化的圈椅，成为金帐汗国居所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中国的铸铁技术14世纪初在伏尔加河流域普及。金帐汗国遗址中最常出土的中国产品是陶瓷。龙泉窑瓷器大规模输入金帐汗国。金帐汗国的各大城市中都有仿瓷作坊，用彩陶仿制中国瓷器。[41]金帐汗国彩陶制作精美，样式丰富，常常带有中国题材图案，是金帐汗国文明最绚丽的产品。中国文化也影响了金帐汗国的造币。俄罗斯学者贡恰罗夫指出，13世纪金帐汗国虽然采用伊斯兰式冲压式钱币，铭文使用阿拉伯字母，但钱币上没有伊斯兰钱币上应有的真主和信使之名，却出现了中国式的鱼、飞禽、龙等图案。最近学者刊布了金帐汗国统治者忙哥帖木儿在1266~1272年间铸造的两枚冲压银币，正面是徽记和阿拉伯文，背面是有些走形的汉字“济国惠民”。这些显然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42]金帐汗国都城遗址出土的中国铜钱，作为压胜钱，又为中国物质文化传入金帐汗国增添了实证。


结论


金帐汗国遗址出土的中国铜钱，是目前所知出土地域最西、时间最早的古代中国钱币。金帐汗国两座都城旧萨莱、新萨莱出土的中国铜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方面说明了北宋铜钱在12~13世纪继续行用，乃至从蒙古草原流传到了伏尔加河流域。另一方面，中国铜钱到达金帐汗国之后不作为货币流通，而是承载了纪念、压胜功能。随着13~14世纪金帐汗国的建立，人员、物质文化自东向西迁移，从华北到伏尔加河流域的丝绸之路得以贯通。中国铜钱、陶瓷、织物、金属器及其他工艺产品，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了金帐汗国治下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西岸、黑海东岸、北高加索地区。中国物质文化乃至风俗传入金帐汗国，是13~14世纪丝绸之路交通的重要例证。



[1]本文为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Е.М. Пигарев, Находки иноземных монет в зоне Красноярского городища в Астрах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彼加列夫：《阿斯特拉罕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址发现的外来钱币》），Российскаяархеология, 2016-2，c. 195-199. Е.М. Пигарев, Сяолинь Ма, Наход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Монет на Золотоордынских Городищах Ниж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彼加列夫、马晓林：《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金帐汗国古代城址发现的中国钱币》），Архе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2017-6，c.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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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Д.В. Васильев, Исламизация и погребальные обряды в Золотой Орде (археолог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瓦西里耶夫：《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与葬仪：考古学与统计学研究》），Астрахань: Изд-во Астрах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9, c. 111；О.А. Ильи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опография и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Золотоордынских городов Ниж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伊琳娜：《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金帐汗国城市的历史地形与地方化》），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Волгоград, 2006，c. 24.

[5]瓦西里耶夫：《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与葬仪：考古学与统计学研究》，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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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清照：《李清照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81~110页。

[8]梁芳苓：《一枚稀见的“汗血”马钱》，《南方文物》2005年第2期，第80~81页。但是文章将“汗血”马钱定为汉早期之物，并没有什么依据。

[9]李钢：《四川博物院藏压胜钱》，《文物春秋》2015年第5期，第71~76页。徐铁城：《中国压胜钱的用途分类与图文辨识》，马飞海主编：《中华钱币论丛》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276~277页。张沛：《旬阳发现宋代窖藏》，《文博》1988年第4期，第87~91页。

[10]С.А. Котеньков, Нумизма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золотоор~ды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погребений грунтовых могиль-ников “Маячный I-II”（科津科夫：《马耶奇尼一号墓、二号墓出土金帐汗国时期钱币资料》），Труды междунар. нумизма-тических конф. “Монеты и денеж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в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XIII~XV веков”: I МНК-Саратов 2001 (17-21 сентября); II МНК- -Муром 2003 (6-12 сентября), Москва: Нумизма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5, c. 41-44.

[11]Васильев Д.В., Исламизация и погребальные обряды в Золотой Орде (археолог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瓦西里耶夫：《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与葬仪》）, Астрахань: Изд-во Астрах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9，c. 135.

[12]А.В. Пачкаловым, О местоположении Сарая (первой столицы Золотой Орды)（帕奇卡洛夫：《萨莱[金帐汗国第一座都城]地望考》），Археологя та етнологя Схдно вропи. Матерали дослдження，Одеса: Друк, Т. 3，2002，c. 177. А.В. Пачкаловым,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Старого и Нового Сараев-столиц Золотой Орды（帕奇卡洛夫：《论金帐汗国都城旧萨莱与新萨莱的历史》），Азербайджан 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цы, Vol. 103-104, No. 1-2, Baku, 2009, c. 122-128. А.В. Пачкаловым, К вопросу о местоположении Старого Сарая（帕奇卡洛夫：《论旧萨莱地望问题》），Золотоордын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Вып. 4, Казань, 2011, c. 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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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白石典之：《モンゴル帝国誕生：チンギス·カンの都を掘る》，讲谈社，2017年。

[24]三宅俊彦：《出土銭からみたモンゴル社会》，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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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351~354页。

[33]蔡美彪：《拔都平阳分地初探》，《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5~122页。

[34]李光斌译：《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323页。

[35]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2页。

[36]F.B. Pegolotti, Notices of the Land Route to Cathay, trans. and ed. by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3, London, 1914, pp. 146-152.

[37]戈罗佐夫：《1907年马扎尔遗址考古调查》，第110~154页。

[38]З.В. Доде,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костюм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多德：《中世纪北高加索民族服饰》），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1；Уникальный шелк с “драконами”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Джухта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北高加索朱赫塔墓葬出土龙纹织物》），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2007-2, c. 138-150.

[39]М.Г. Крамаровский,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золотая пластинка из коллектива Халлили（克拉玛洛夫斯基：《哈里里藏品中的蒙古金盘》），Эрмитажных чтениях,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папьяти В.Г. Луконина. 1986-1994 г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1995, с.193-199. М.Г. Крамаровский,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ранних Джучидов: Воинские пояса концы XII- первые половины XIII в.（克拉玛洛夫斯基：《朮赤汗国早期文化史的新资料：12世纪末13世纪初军用腰带》），Историонике истории Улуса Джучи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От Калки доАстрахани.1223-1356 гг., Казань, 2001, с. 43-81.

[40]E. I. Narozhny, “Jurchen artifacts from the northern Caucasus”,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32.1 (2007), pp. 60-66.

[41]В.Л. Егоров, Пигарев Е.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псевдоселадона в столице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 Сарае（叶果洛夫、彼加列夫：《金帐汗国都城萨莱的仿瓷生产》），Поливная керамикаСредиземноморья и Причерноморья в X-XVIII вв., Том 2, Казань-Кишинев: Stratum Plus, 2017，c. 717-724.

[42]Е.Ю. Гончаров, Китайский след в джучидской нумизматике（贡恰罗夫：《朮赤系钱币上的中国印记》），Нумизматика, 2011-3，c. 8-11.


作者单位：马晓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彼加列夫 俄罗斯鞑靼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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