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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雷峰夕照”闻名于世的雷峰塔，于1924年9月25日下午轰然倒塌。当时的民众多将雷峰塔的倒掉视为不祥之兆，官方多积极筹划重建雷峰塔，媒体的新闻报道与文人雅士的文艺创作则充斥着惋惜、悲凄情绪。在这样的氛围中，鲁迅先后创作了《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旗帜鲜明地表示与民间吻合的欣喜态度，表达对“十景病”受到针砭的无尽畅快，最终，将对雷峰塔倒掉事件的反思引向对中国国民性痼疾的批判。鲁迅的这些理性思考与他此期的思想观念一脉贯通，而他对国人终将重建雷峰塔以补足十景的预判，在随后的历史中成为事实。2002年雷峰塔重建成功后大众的不同反应，正是1924—1925年间鲁迅与其他人两歧意见的当代体现。
作为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是雷峰塔之美的集中体现。在宋朝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骚人墨客的诗词文赋中，雷峰塔成了“涵义最丰富的媒介”，成了“一套可以被调用和再造从而表达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符号”。当雷峰塔这个“风景”突然消失，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因不再有物质空间的承载而备受关注、讨论，形成了复杂的语义场，从而具有生成更多意义的可能。在这里，“风景本身是一个物质的、多种感受的媒介（土地、石头、植被、水、天空、声音和寂静，光明与黑暗等），在其中文化意义和价值被编码”。1924年雷峰塔的倒掉，在众多话语中的确已演变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围绕着雷峰塔以及它所关涉的文化想象，曾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话题效应”。其中，普通平民所表达的不祥之兆、官员及士绅的重建情结，文人通过新闻报道、新文学写作、旧体诗词集体表达的惋惜、遗憾情绪，都透出文化与政治的复杂意味。
“雷峰塔”虽然是“西湖十景”之一，但一般民众更多体会到的不是其庄严如老衲之美。在塔倒掉之前，他们感兴趣的是传说中被镇压的白蛇娘娘及其与许仙的人妖之恋、与青蛇的姐妹之谊，是无端干涉自由恋情的法海的无法无天；而在现实价值上，他们关注的是雷峰塔之砖的驱邪功能，于是“争往取官砖”，将砖粉碎为末，与酒一起饮用。雷峰塔的倒掉被他们视为不祥之兆，“西湖雷峰塔无端坍毁闻者惶骇恐非佳兆云”，正是这一群众心理的生动表达。在塔刚倒掉不久的新闻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在官方，雷峰塔的倒掉蕴含的意味更为深长。1924年塔倒之后，重建倡议很快就在民间流传，后又被官方正式提出。1926年6月4日《益世报》第7版上，已有据浙江通信而采写的新闻《西湖重建雷峰塔》，报道了王运司领衔具函军政绅各界协商重建雷峰塔事宜的具体情形。1926年7月，孙传芳、夏超官已发表重建雷峰塔募捐的启事，《益世报》和《民国日报》都进行了报道。到了该年9月，已有这样的新闻出现：
就在同一年中，《苏城隐贫会旬刊》刊载了《重建雷峰塔捐启》（第32期）、《大云》也刊载了《宏护：劝募重建雷峰塔经费》（第2期）。1927年，还有《关于重建雷峰塔问题》《重建雷峰塔问题之续讯：杭州市工部局长说明重建理由》等等消息出现于报刊杂志。孙传芳、夏超官向军政绅各界发起倡议，东南五省要人纷纷捐助等等情况，都体现出官方对雷峰塔的看重；孙传芳的内在心理，还想借雷峰塔的早日重建，洗刷民众对他与塔倒之间所谓必然关联的认知。
在雷峰塔倒掉后出现的旧体诗词中，惋惜、遗憾情绪更为鲜明。时在西湖边上颐养天年的陈曾寿，曾感慨于雷峰塔的倒掉是“千载神归，一条练去。末劫魔深，莫护金刚之杵；暂时眼对，如游乾闼之城”，从此，“半湖秋水，空遗蜕之龙身；无际斜阳，杳残痕于鸦影”，于是满含悲凉地问着“从今后、凭谁管领，万古斜阳”。而与塔倒后新发现经文相关的文学，尤其是古诗词创作中，则流露出更为复杂的情感色泽。其中，童心安《雷峰塔华严经残石真形跋》、吴昌硕《心安赠雷峰塔砖诗以谢之》与《雷峰塔华严经残石》等固然有所涉及，1925年的《华国》与《野语》杂志上集中刊载的同题词作《八声甘州》，更是异常鲜明的体现。陈曾寿、冯煦、胡嗣瑗、况周颐、吴士鉴、吕圣因六人在《华国》上“为周左季题雷峰塔吴越藏经卷子”而写就的词作《八声甘州》，与叔雍、蕙风、蒙庵在《野语》上“题雷峰塔藏经”的作品相互应和，藉由见到藏经表达怀旧人物的感时伤世，透出对传统文化消逝的恋恋不舍。1926年，陈曾寿又在《国学》创刊号上以《八声甘州·雷峰塔圮同愔仲同年作》之名发表词作，同时面世的，还有胡嗣瑗的同题作、周庆云的和韵之作。直到1929年，姚华为满足左季获得一卷《陁罗尼经》后要求他题词的愿望，还写了一首《八声甘州》发表于《学衡》，可谓是遥远的呼应。就连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俞平伯，也写有“千年坏土飘风尽，终古荒寒有夕阳”这样的诗句，对雷峰塔的倒掉充满了遗憾与感伤。
《论雷峰塔的倒掉》写于1924年10月28日，距雷峰塔倒掉事件的发生已有1个月零3天，报刊杂志上的新闻报道、文学创作早已屡见不鲜。以鲁迅对《晨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的熟悉程度、对社会重要事件的敏锐感知，及其与浙籍文人孙伏园、孙福熙、宋子佩的频繁交往，他不可能没读到相关的言说，不可能没听说雷峰塔倒掉这个事实。然而，细查9月25日至10月27日的鲁迅日记、《鲁迅全集》所收录的书信以及他所写的文章，我们都看不见关于雷峰塔的只言片语。即便在创作该文之日，鲁迅的日记也只有这样的内容：
显然，雷峰塔的信息再次被隐匿了，写作该文的记录也全然未见。但据该文初刊时附记中所言“这篇东西，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做的”可知，《论雷峰塔的倒掉》确于该日所写。由日记披露的该日行踪可以推知，鲁迅不太可能于白天写作，而只能在晚上送别宋子佩之后。如果说雷峰塔倒掉之后频繁访问鲁迅的孙伏园、孙寿裳等早已告诉了他倒掉的事实及其反响，那么顾颉刚10月12日和宋子佩10月28日的来访，则极可能成为鲁迅挥笔写就《论雷峰塔的倒掉》的直接动因。因为顾颉刚于10月12日到访，次日，其友人俞平伯来函之一部分就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可想而知，顾颉刚拜访鲁迅时应已收到那封信，而与鲁迅聊及同乡俞平伯眼中的雷峰塔倒掉事件，则极有可能。10月28日晚上拜访鲁迅的宋子佩是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又成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的同事。鲁迅写作该文时，宋子佩是北京图书馆职员，兼任《华北日报》编辑，对新闻时事照样有着敏锐的感知。他在拜访鲁迅时聊起雷峰塔的倒掉及其后众说纷纭的反应，或也是极有可能之事。
▲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载《语丝》周刊1924年第1期
正是因为鲁迅只是不断地“听说”，所以他的《论雷峰塔的倒掉》劈头就是这样一句：“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而在随后的言辞演进逻辑中，鲁迅依然强调的是“听说”：先是听祖母“常常对我说”白娘子、许仙、法海之间的故事，再是雷峰塔倒掉之后他设想中的听“吴越的山间海滨”的“田夫野老，蚕妇村氓”说，接着关于法海躲到蟹壳里以躲避玉皇大帝惩罚的演绎，也是“听说”。因而仔细体悟可知，第二自然段中从“有一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到“于是就‘水满金山’”，就是鲁迅在回忆、模仿祖母的言语；第五自然段中的所有言辞，简直就出自田夫野老、蚕妇村氓：
那么，鲁迅听谁说的呢？是懂得《义妖传》的祖母，而不是听闻了白蛇与许仙故事的其他版本的祖母；是吴越山间海滨的田夫野老、蚕妇村氓，而不是脑髓里有贵恙的官员士绅和少数平民；是同样生活在《义妖传》故事的发生地而在现实生活中饱受压迫的普通民众。在有着朴素价值判断的乡间长大的鲁迅，所信奉的当然是普通民众认可与皈依的价值体系。然而，当我们仔细去阅读文本就会知道，这里面其实处处体现出成年后鲁迅的主动选择。比如，在祖母的讲述文字之后，鲁迅说：“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说自己没看过《义妖传》，显然仅仅指向幼时鲁迅，而非1924年写作该文的鲁迅。此时的他，早已知道《义妖传》所讲故事仅仅是白蛇、许仙、法海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而非全部。鲁迅选择这一版本而非其他，是为了引出后文雷峰塔是法海建起的“一座镇压之塔”。随后，鲁迅直白地说：
文中的“那么”与“然而”，鲜明地表达了鲁迅的认知；视雷峰塔为“破破烂烂”，看着它心里不能释怀，都是鲁迅的主观选择。更有意思的是，鲁迅接着言说的，依然是受《义妖传》影响的乡民的路子，以法海躲在蟹壳里为快乐，而且最后认为法海非到螃蟹断种那天出不来为“活该”。这种固执地沿着“听说”之路走下去的做法，虽有幼年体验导致的好恶，但更体现了鲁迅1924年的判断与选择。因为，在该文发表时的附记中，鲁迅明白表示：
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叔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载《语丝》周刊1925年第15期
然而在该文中，鲁迅的悲哀，也正由于他意识到这种畅快乃是“无聊的自欺”，因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而善于修补老例的国人在十景终于再次出现后，依然会留下一堆瓦砾。破坏者的破坏其实是做无用功，因为破坏之后不可能有真正的新建设。为更深入地阐释这个问题，鲁迅首先论述了在“十景病”顽固留存的中国，类乎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勃生的“轨道破坏者”根本不可能诞生，“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其次，鲁迅认为维持“十景”停滞的生活很难，故而一定会有破坏，如中国屡屡遭遇的寇盗式的破坏，国人只剩得在瓦砾中修补老例，绝无彻底建设的可能。最后，鲁迅指出，即便在并无盗寇时，国中也多有奴才式的破坏者。此次雷峰塔倒掉前民众因迷信而挖砖、搬砖回家的举动，正是例证之一。这种奴才式的破坏，在将来“十景病”泛滥而终于再造雷峰塔之后照样会出现，因而雷峰塔照样会倒掉，最终留下的依旧会是一堆瓦砾。不满于真正的破坏者在中国社会的不可能出现，不满于寇盗式破坏，尤其是奴才式破坏的始终存在及国人的不思悔改，鲁迅悲愤地说：
“风景（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人造的或者自然的）总是以空间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空间是一种环境，在其中‘我们’（被表现为风景中的‘人物’）找到——或者迷失——我们自己。”雷峰塔这个特殊的空间，曾让众多雅人、信士和传统大家在其中找到并确证了他们自己，而塔倒后无法寻找到载体的事实，使得他们在一定意义上进入迷失状态，从而产生了迷惘、感伤、悲凄等情绪。新文学阵营中人，其实也多未能避免这样的思维框架。比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前，魏金枝就写了散文《不祥的预兆》，认为雷峰塔“太美丽”“太飘逸”“太幻想”，它的离开让他们这些“愚人”“太失望”，从而认定“必更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更有在这继续，崩坏中压死的事情发生”，“更有从美丽变为平凡的事情发生”，因而雷峰塔之倒掉是“不祥的预兆”。《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后，青园曾关注到该文，但他说：“对于雷峰塔的倒掉，无人不落同情之泪，——惟鲁迅在《语丝周刊》上第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只说了那许多白蛇娘娘、青蛇小姐，等等的神话；并未提到他对于人有什么样的价值。——她在西湖上的本身价值和对外游人发生的情感，可想而知了。”可见，在“无人不落同情之泪”的氛围中，鲁迅的“欣喜”并不符合青园之类人士的心理预期。孙伏园在看到《论雷峰塔的倒掉》之初稿后，只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叔塔”，而并未对其中的观点表态。在发表郑孝观支持鲁迅“雷峰塔即保叔塔”观点的文章时，孙伏园在按语中也并未言及他对鲁迅观点的认同。与此同时，孙伏园在自己主持的阵地《京报副刊》上选载了其弟孙福熙那满纸遗憾的《吊雷峰塔》以及胡崇轩的来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1928年，一首名为《吊雷峰》的新诗还这样写着：“西湖依然，/只少了个雷峰塔影/夕阳里来了游人，/都说便宜了白娘娘和小青青。”这样的诗作内容，载于一幅雷峰夕照照片之右，显然蕴含着作者因雷峰塔倒塌而获致的不尽感伤以及背离新思想新文化而认同传统观念的思想倾向。此外，俞平伯、沈尹默等重要新知识分子还曾写作向雷峰塔致敬的旧体诗，俞平伯亦加入了考证雷峰塔之经的队伍。相较于上述诸人，鲁迅从雷峰塔这个特殊空间中找到的，是被压迫的弱势的白蛇娘娘、普通民众以及自己，雷峰塔的倒掉让他找到普通民众重获自由的欣喜而不是迷失。而当旅客、胡崇轩等民众、文人都在惘然若失于“西湖十景”之缺，哀叹找到的是自我认同缺失的废墟之际，鲁迅却由这样的迷失再次确认了自己的畅快，并由此指出国人患有“十景病”的悲哀事实。鲁迅的认知，的确迥异于当时的官与民、雅人、传统大家与新知识分子。
写作《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前后，鲁迅曾对当时的新诗创作、青年批评家的批评、青年必读书征文发言。在《又是“古已有之”》中，鲁迅坦言自己“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当时青年批评家主张“取缔文人”、禁止写诗，不许用“花呀”“吾爱呀”这样的词汇，让鲁迅禁不住联想到宋朝为禁诗而设置“笞令”，感到“古已有之”的老例重现的可能：
对于民众奴才式破坏的愤恨，是鲁迅一生都持有的热烈情感。1924年前后正是复古思潮潜滋暗长之际，鲁迅对偷挖中华民国柱石的愤恨，其实异常强烈。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在论及奴才式的破坏将导致瓦砾留存而建设全无之后，单独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这句带感叹号的话，表面上逸出了该文正常的表述逻辑，然而这浓缩着鲁迅所有悲愤情感的话语，恰恰是鲁迅至为热烈的心声，是他对共和之爱与对悄然拆毁其柱石的民众之恨的集中表达。这与鲁迅此期写作的《论胡须》中对国粹论者、改革者的不满相关，与周作人在爱情定则大讨论中悲哀于“代表旧礼教说话”的青年人甚多相吻合，也与“艳体诗”事件中以孙伏园、钱玄同为主的新文化阵营集体批判吴虞的思想退化存在内在关联，更与1925年章士钊提倡尊孔读经的言论出现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胡适等集体出场加以否定与批判的行为一脉相承。事实上，当理解了鲁迅对奴才式破坏的愤恨之后，我们才更能明白《未有天才之前》这篇演讲稿的重刊问题。如所周知，鲁迅于1924年1月17日在北师大附中的演讲，已经刊载于该校《校友会刊》第1期，但鲁迅在1924年12月22日重新校对该文并寄给孙伏园，其缘由就是他看后觉得“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鲁迅的再“看看”，显然预示着有事情触动了他的神经，而他所言的“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则表明他认识到该文之于当时状况的针砭意义。在该文中，鲁迅明明知道社会上要求文艺天才，却与听众即学生们分析“未有天才之前”这一问题：“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这些“论调和趋势”，就是“整理国故”“崇拜创作”与“恶意的批评”。他相信：
上述的文字梳理，或可使我们明了鲁迅为何会在“雷峰塔的倒掉”这一文化事件中作出那样的发言，然而若将视线向后延伸就会发现，鲁迅当时的欣喜与担忧其实异常可贵。因为，重建雷峰塔以再造“西湖十景”成为长时段里不绝如缕的重要议题，而在终于重建成功之后的反响中，两歧意见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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