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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
李 岩、张强禄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岭南地处“重瓣花朵”式华夏文明圈的最南边，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的南方。本文主要以广东的考古发现为轴线，结合几代考古学人的研究成果，以访谈的形式简单梳理岭南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之际，包括文化面貌和生计方式极具多样性的“百越”文化最终融入华夏成为秦汉帝国南疆的漫长历程，借此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岭南 咸头岭 石峡文化 横岭山 番禺
李 岩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张强禄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馆员
《文博学刊》2021年第2期
一、追溯岭南文化源头：粤从何来？
《文博学刊》：从地理位置来说，岭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区。如果我们追溯岭南文化的源头，从考古学上来讲，要从哪里谈起？
李岩：如果要谈岭南文化的源头，我认为要在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段上来谈。我们谈岭南、谈广东，不能离开全国和全球的视角。从地理位置来看，岭南地区毗邻东南亚半岛，其南部是赤道地区。我们知道，在古代，赤道地区的人们并没有选择文明化进程，北方蒙古高原以北地区也一样，或者选择得比较晚。从岭南视角谈中华文明起源，我们要回应的问题是：中华文明起源之后，向南走的边缘在哪里？如何确定这个边缘？为什么赤道地区的人们没有选择文明化进程？从考古材料来看，赤道附近的人们从6万多年前就过着“祥和”的生活。虽然他们没有选择国家形态，但对人类文明有独特的贡献，比如大家熟知的香蕉，其原产地就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所以，我们谈中华文明起源的岭南视角涵盖了三大问题：一是晚期智人的最终形成和演化；二是这一时间段的重大科技成果—陶器的发明；三是岭南地区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南部边缘，为什么没有出现自己原生的文明？
第一，距今30000—10000年，广东、广西两省区集中出现了一些人类遗迹。基因科学的研究表明，非洲老祖母的后代走出非洲以后，有一支通过欧洲、中亚草原进入中国，另一支通过印度洋沿岸来到了东南亚大陆地区。来到东南亚大陆地区的这些人从东南亚北上，率先进入两广地区。
这支北上的人种被称为“澳—美人种”，个子不高、皮肤较黑、大眼睛、双眼皮，接近现代赤道附近的土著人。根据基因学的研究，距今40000年前后，澳—美人种到达东南亚大陆的南部边缘，然后逐渐北进，我们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到的证据就是屈肢葬。在广东、广西的洞穴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距今约20000年的屈肢葬，尤其是在广西。屈肢葬的传统一直持续至至少距今6000年前的咸头岭文化时期。在距今20000—6000年的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都有屈肢葬的葬俗，据肉眼观察，这些人的个头不大，与蒙古人种有明显差别，如广西娅怀洞遗址的人骨材料以及广东青塘遗址的“青塘少女”。未来我们可以预见的成果，一是要确认东南亚地区的人种及其演化与基因科学是否相符，这还需要在文化面貌、埋葬习俗等方面理出线索；二是进一步探讨澳—美人种和南下蒙古人种之间的融合程度，以及有无其他新基因的加入。这实际上也是考古学、基因科学对“我们从哪里来”这一问题的回应。
第二，关于陶器的起源。中国最早的陶器在哪里？广东英德青塘遗址的陶器肯定不是最早的，因为陶片太薄，从考古类型学角度观察，太薄就意味着陶器技术是很先进的。湘粤桂走廊上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陶片很厚，广西桂林的大岩遗址第三期发现的陶片也很厚。玉蟾岩遗址距今约15000年，但从器物类型学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大岩遗址的陶器年代还要早于玉蟾岩遗址。两者的烧成温度和陶胎状态差不多，但从造型看，大岩遗址的陶器造型比较矮，容易成型，因此推测其年代可能要更早，这个观点当然有争议。另外，玉蟾岩遗址的4粒黄色稻米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稻米，是距今10000年左右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不管是陶器还是稻米，我们都注意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通道—湘粤桂走廊。在这个时期，陶器、人工栽培稻米等技术有无经此通道进入岭南，我认为应是考古学上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
第三，广东省境南北跨度约660千米，拥有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在距今30000—10000年，华北地区逐渐从细石器传统的采集、狩猎模式过渡到农业模式；而华南地区的人类则过着比较富饶的渔猎生活，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包括啮齿类动物，表明他们的食谱相当广泛。华南地区石器属砾石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细石器传统完全不同。
《文博学刊》：您在上面梳理了距今1万年以前岭南地区人类起源相关的人种与技术发明的情况。在进入距今1万年后，我们对岭南地区的人种、文化面貌的认知是不是更为清晰了？
李岩：恰恰相反，进入距今1万年以后，我们对两广地区的认知反而比较困惑。虽然我们相信广东核心地区距今10000—7000年的东西肯定是存在的，但是目前仍未找到，或者说找到了没有被辨认出来。但这一时期位于岭北地区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发展水平超乎想象：稻作农业发达，聚落形态甚至有早期的城址。同时期，广西有甑皮岩洞穴遗址以及顶狮山遗址，后者是一个贝丘遗址，陶器形状比初始阶段复杂，且普遍带有绳纹，葬俗是各种类型的屈肢葬。广东地区的案例则是雷州半岛湛江市遂溪县的鲤鱼墩遗址，其特点是陶片较厚，盛行屈肢葬，但因其靠近广西地区，所以就此讨论广东全区不太好下结论。
由于广东核心地区没有发现同时期的遗存，我们难以对岭南地区内部的变化进行判断，但这对我们寻找广东地区距今10000—7000年左右文化遗存有很大启发。首先，我们看到南岭的南北差异很大，如果将城头山遗址和顶狮山遗址做比较的话，城头山的先民们在稻作农业的道路上“一路高歌”，顶狮山遗址的先民仍然过着怡然自得、渔猎采集的生活。其次，我们可以发现，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农业有直接关系。城头山发达的稻作农业是基础条件，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聚落规模变大了，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参考顶狮山遗址的情况以及后来广东地区遗址状况，我们推断整个广东大体也是如此，即与顶狮山遗址相似的可能性非常大。
二、咸头岭：早期岭南中国化进程的始发地
《文博学刊》：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地区有仰韶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有大溪文化，那这个时候珠江三角洲（下文简称“珠三角”）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是怎么样的？
李岩：岭南地区进入距今7000—6000年后，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深圳的咸头岭遗址。咸头岭遗址第一段出土的白陶和彩陶十分引人注目，其文化因素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南高庙遗址。咸头岭为什么会受到来自湖南西部地区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我的解释是发达的农业导致人口增长，进而对周边环境产生压力，这个压力在波及湘西南地区后继续向南释放，就像投到河中心的石头所引起的波纹一样，其文化影响会向外延伸。当然，这个阶段广东肇庆蚬壳洲遗址同样出土了咸头岭文化类型的彩陶，但同时又发掘出大量屈肢葬的人骨（侧身屈肢葬、仰身屈肢葬、蹲踞葬）。所以，回顾广西顶狮山遗址、甑皮岩遗址先民的屈肢葬传统，我们似乎可以推断，距今约7000—6000年岭南地区仍然有屈肢葬传统的先民在此生活，但是他们使用的器物已经受到今湖南地区的强烈影响。
张强禄：从考古学视角来看，咸头岭遗址是岭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距今7000—6000年间的“文化高地”，来自沅水中上游和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白陶与彩陶明确显示出洞庭湖地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对环珠江口区域有影响，同时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通过洞庭湖区域对珠三角也产生了影响。通过咸头岭遗址为代表的咸头岭文化可以清楚地看到，珠三角社会发展进程从这个时期开始就紧跟着长江中下游文化发达地区在发展。
李岩：是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长江中游的大溪遗址中有一定数量的屈肢葬，更重要的是此地屈肢葬和直肢葬文化共存，该区域是否为南下的蒙古人种和北上的澳—美人种的交汇区呢？这个问题很值得关注。所以，通过这样的比较和梳理，咸头岭文化带给我们两点认识：一是该区域可能存在人种交流，有澳—美人种北进的因素，比如大溪文化留下的屈肢葬（当然屈肢葬文化也可能从贵州进入大溪）；二是该区域有明显的长江中游文化南下的因素，比如我们在环珠江口很多遗址中看到的彩陶和白陶。
张强禄：目前对咸头岭文化的认识也是经过几代考古人不懈努力才逐渐清晰的，长期持续不断的田野考古工作使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得以面世，再经过考古学者接力赛式的梳理、研究和分析，才能对一个遗址、一种考古学文化以及一段社会发展历程有逐渐清晰的认识。有时候一个问题解决了，同时者后来又冒出一个甚至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刚刚李岩提到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包括后来讲到的高庙文化、大溪文化等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这一点很明确。但文化传播的线路是怎样的，该类文化史是怎么从洞庭湖地区到达环珠江口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才能把这些传播的证据链完全建立起来。广东考古的前辈朱非素1991年在《广东考古三十五年概述》中提道：“20世纪80年代发现和发掘出土有彩陶的遗址，无疑是令人振奋的事，接下来是许多疑问，为什么粤北地区至今未见有彩陶出土？出土彩陶的遗址，为什么多见于海滨和岛上沙丘遗址？比这类遗址时间早一些的文化遗存，其陶器群特点是什么样的？彩陶的来龙去脉等问题尚未弄清楚。”
李岩：彩陶的来龙去脉问题，现在的认识比以往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说咸头岭的案例很单薄，那我们在广西平南石脚山遗址，广东肇庆及西江两岸，深圳咸头岭、大黄沙，粤东海丰、汕尾地区都发现了彩陶。所以说，这种影响范围是很广的。但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这种影响在进入桂林后向东传播，而没有直接南下继续影响广西地区？如果我们往后看，至少到大石铲文化阶段，生活在今南宁附近的以屈肢葬为代表的人群，似乎不太接纳来自湖南文化因素的影响。
《文博学刊》：是否可以认为该地区的文化也比较强势，或者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造成该地区的人群、聚落格局与广东地区不同？
李岩：不一定强势，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思想上不接受，但是广东却接受了。应该说距今30000—20000年以来，一直到广西顶狮山文化阶段，两广的文化面貌是差不多的。但是到咸头岭文化阶段，广东地区接受岭北地区影响的意愿比较高，而广西南宁地区人群固有的思想意识则比较顽强。
《文博学刊》：说到咸头岭文化，虽然它接受了来自湖南高庙等地白陶、彩陶等文化的影响，但其生计和人口规模情况是怎样的，是不是也同湖南洞庭湖地区一样？
李岩：很显然，咸头岭遗址的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程度与岭北地区同时的考古学文化相比不在一个量级上。可能的情况是，人们只是选择性地学习和接受—他们并没有接受稻作文化，只是部分接受了彩陶、白陶这些器物。
张强禄：如果有农业，势必出现比较大的聚落，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距今7000—6000年这个时间段，我们在广东没有发现大型聚落，也没有看到文明“加速度”发展的迹象。咸头岭文化的遗址有沙丘遗址和贝丘遗址两种类型，这应是远古先民适应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结果。这些遗址的面积普遍不大，说明其人口规模还是偏小的。李海荣在《深圳咸头岭：2006年发掘报告》中专门讨论过咸头岭遗址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类型，其显然是以渔猎—采集为生计方式的，而且没有发现其接受原始稻作农业和驯养动物的证据。虽然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就开始了，但咸头岭文化时期还没做到。
李岩：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早在青塘遗址就开始的适应生态多样性的问题，到咸头岭文化阶段依然如此。同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文化遗址大量出现，这种情况目前在岭南地区还没有看到。因此我们推测，此时稻作农业尚未被彻底接受，岭南地区的先民们仍然固守着原来的生活方式。不过，咸头岭遗址开辟了广东历史的新篇章，五岭南北地区在精神领域以彩陶、白陶为载体的交流开始了，这也意味着岭南地区拉开了中华文明南方进程的序幕。也就是说，早期岭南中国化的进程是从咸头岭文化开始的。
三、古椰贝丘遗址：来自环太湖地区的影响
《文博学刊》：咸头岭文化之后，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是怎样的？又是如何续写早期岭南中国化进程的？
李岩：距今6000—5000年，最值得一提的是佛山高明古椰贝丘遗址。该遗址是高明县博物馆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但那个时候还不叫古椰。古椰遗址刚发现不久，我就到这里做研究生实习，当时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的朱非素老师带着我调查珠三角的贝丘遗址，其中就有古椰贝丘遗址。古椰文化的命名是后来我与该遗址发掘领队崔勇共同提出的。2006年，崔勇从考古领队培训班学习归来，这是他负责的第一个田野考古项目。朱非素当时致力于珠三角贝丘遗址的调查与研究，试图建立珠三角地区贝丘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在遗址现场，朱非素给崔勇提了非常好的建设性意见，比如发掘区域选在哪里，哪里可能出土较多的陶器，因为陶器是建立史前文化编年最重要的材料。果不其然，从古椰遗址中发掘到不少陶器残件，其中可复原的陶器达好几十件，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和我们对遗址的判断，遗址年代为距今6000—5000年。发掘出土的陶器非常有意思，除了不少来自湘西南的因素外，还有数件来自环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的腰沿釜、崧泽文化特征的陶豆以及良渚文化早期的圈足罐。
《文博学刊》：也就是说长江下游的文化因素开始在广东出现了。
李岩：是的，广东地区史前文化的画风又变了，这就是广东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又一个历史转折点。
张强禄：距今8000—7000年的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洞庭湖区域和江汉平原有很多高等级大型聚落，它们是中心，是“领头羊”。但是从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开始，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文明逐渐发展起来。到崧泽—良渚文化阶段，长三角地区的环太湖平原成为中心，且是南方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头羊”。
李岩：所以，岭南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历史画风的转变，而且作为边疆地区，岭南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进程的镜像，记录和映射了长江中下游文明的发展及影响。可以说，广东在史前阶段就开始积淀善于学习的文化底蕴，这也是广东历史文化包容性特征的体现。
古椰文化阶段另一重大事件就是对西樵山的开发。西樵山被著名考古学家曾骐誉为“珠江文明的灯塔”，其主要石器类型是双肩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石叶、石核。学界普遍认为双肩石器是受广西的影响，但是这种石器为什么大举进入广东？原因不在于西樵山石料丰富，而是当地人群对石器的庞大需求。
《文博学刊》：西樵山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当时的石器加工场。
李岩：是的。西樵山石器之后在广东地区大量流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石器的需求，甚至是爆炸性的需求？关于西樵山遗址的年代，在20世纪80—90年代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其年代很早，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因是采石场打制石器比较多。但苏秉琦在给朱非素的一封信中谈到西樵山石器的年代问题时表示：仅靠西樵山遗址难以认清其年代，因为西樵山的性质就是采石场和制造场，没有共存的陶器这类时代性强的文化遗物作参照，单靠石器尤其是半成品的石器是难以断代的。
苏秉琦对广东考古的预见性非常强。实际上朱非素在指导崔勇发掘古椰遗址时强调编年问题，就和西樵山遗址有莫大的关系。我们从逻辑上判断，与古椰贝丘遗址同时段的遗址在广东有很多，这实际上意味着当时人口规模、社会单位的增长，劳动工具需求量相应变大。西樵山的石器都不是直接用于农耕作业的，而应主要用于加工木头和竹子。所以我个人推断，西樵山的石器应该与建竹木房子以及加工作为交通工具的舟、筏等关系密切。
《文博学刊》：人口增长是否也意味着原始农业的发展？民以食为天，是不是这个时期人们的吃饭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李岩：目前只能说稻作农业在岭南的发展可能是从古椰文化阶段开始的。古椰贝丘遗址位于三角洲地区，遗址中有大量的贝壳，还未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的明确证据，所以原始稻作农业是否已经生根发芽还不好说。但是，岭南史前文化的面貌和人们的生计方式本身就具有多样性，我相信当时居住在三角洲和河谷平原的人群其食谱肯定是不一样的。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早期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其文化辐射能力和张力也越来越强，南北之间的交流也一定会越来越频密。所以，古椰文化阶段的遗存如果分布在粤北河谷平原地带的话，就有可能找出一些稻作农业的痕迹。石峡遗址也有古椰文化阶段的遗存，为我们在粤北地区寻找水稻遗存提供了可能，这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大课题。因此，我们寻找广东地区规模种植水稻的源头，至少应该从古椰贝丘文化开始。
四、石峡文化：良渚玉礼和稻作农业的南渐
《文博学刊》：相当于良渚文化阶段，广东地区是不是就发现了稻作农业遗存？因为明显看到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石礼器在广东出现了。
李岩：岭南地区距今5000—4700年阶段的遗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广州从化横岭遗址，我称之为“横岭类型”。横岭陶器所反映的内容，有长江下游地区崧泽—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影响，以圈足罐及带羊角把的容器为代表，表明长江下游地区文化进一步对广东地区施加影响。其在相对时间上晚于古椰贝丘遗址但早于石峡文化。横岭类型是后来构成虎头埔文化的主要源头，并且还出现了一个影响整个东南和华南的文化因素—拍印的几何印纹。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东西，因为到先秦时期考古学界所称的“中国东南地区的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文化区”的源头之一就可能在这里。并且，该类型影响粤东地区，迅速演变成虎头埔文化，成为广东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有强烈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
张强禄：李岩提出的这个“横岭类型”我还没有完全摸透，关于它与粤北的石峡文化、粤东的虎头埔文化的关系目前还不是很明晰，尤其是广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还需好好琢磨，而且现在有效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不多。
李岩：是的，虎头埔遗址没有测年数据，横岭遗址的测年数据也相对偏弱。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虎头埔遗址的认知都是来自窑址或零星的墓葬和小型遗址，始终没有看到三足鼎等横岭类型的主要器形。用鼎、豆/盘、圜底罐、圈足罐等应该可以从类型学上排出早晚序列。
张强禄：我们从横岭遗址能够看到，以圈足罐为代表的器物肯定是和虎头埔文化面貌一致的，但是像圈足豆、圈足盘、三足鼎则很明显是受长江下游地区的影响。也就是说，两套文化系统的东西在横岭遗址同时出现了。横岭遗址的发掘资料目前正在整理当中，相信随着整理工作的完成和发掘报告的出版，学界对“横岭类型”的认识会更加全面。
李岩：从这个时期开始，几何印纹陶在广东被逐渐发扬光大，而且对中华文明基因库产生重大贡献的技术创造—高温泥质陶器出现了。高温泥质陶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们能够稳定地掌控窑炉温度了，这是制陶工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按照郑建明和我的共同观点，广东是中国原始瓷的起源地之一。浙江地区原始瓷能够追溯到夏纪年，其高温陶器出现的时间很晚。广东地区早在夏纪年之前的良渚文化阶段，其高温陶器、几何印纹陶就已经很普遍了，这是广东本地特色。
到了石峡文化阶段，岭南地区文化面貌多元化的特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横岭类型向东发展演化为虎头埔文化区，主要分布在粤东和粤东北部分地区。而珠三角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是另一种风貌，与虎头埔文化有所区别。粤北地区的石峡文化风貌又有所不同。苏秉琦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区系文化类型，广东的学者以朱非素为代表，用考古实践逐渐将广东地区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北、粤西和雷州半岛五大区块，此后这种划分一直没有太大改变，我们也只是在不断丰富、细化里面的内容。
在石峡文化大的历史时期，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的话来说，“交得其道，千里同好”，意即我们的主流文化全面接受了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稻作农业技术，这几乎是一种全盘接受。石峡文化的陶器除了有本地因素外，还有一些直接来源于良渚文化的因素，比如盘形鼎、贯耳壶，尽管数量不多，但权重大，与玉器同理。良渚文化玉器制度也一直影响到珠江口，其中琮和钺的组合是全国目前所知唯一和良渚文化高度一致的，但也不排除琮、钺的组合有本地因素。应该说，从古椰文化一直到横岭类型，广东地区形成了地方特色之后，基本与长江下游文明演进过程同步发展。反观福建、海南、广西，则没有出现这种迹象。
张强禄：广东在高等级礼器方面特别认可良渚文化。正如方向明所说，感觉广东和浙江对上了，而且这种“对上”应是在早于良渚文化的崧泽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石峡文化在礼玉制度方面与良渚文化保持了很高的一致性。不仅是石峡遗址，202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英德岩山寨遗址也出土了几乎是“原装进口”的琮、钺等良渚文化玉器。这种以礼玉为代表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甚至已抵达广州东北部，这可从黄埔茶岭和甘草岭遗址中看出端倪。而且，不仅粤北的石峡遗址，珠三角地区的茶岭和甘草岭遗址中都发现了明确的人工栽培稻遗存。我们推测，在距今4600—4200年（相当于石峡文化中晚期阶段），以琮、钺、环、镯等玉石礼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影响和传播的背后，是稻作农业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
李岩：石峡文化阶段结束后，就是苏秉琦的那句话：“岭南……有自己的‘夏商周’”，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岭南三代之前的历史文化：始于对长江中游文化因素的吸收学习，结尾同步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文明进程，并与其文明进程基本保持了同步，岭南同时也是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在空间上的南部边缘。
五、岭南的“夏商周”
《文博学刊》：苏秉琦曾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写道：“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我们怎样通过考古发现理解岭南的“夏商周”？
李岩：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起始，我们要从广东确认夏纪年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说起。我们以前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是以杨式挺为代表的学者，把夏纪年归为新石器时代末段，多数也将之放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然后就直接到商纪年了。正式提出岭南夏纪年遗存的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子文，在石峡遗址发现带把釜时，他将这种器物和二里头文化以及马桥文化做比较，认为岭南存在夏纪年遗存。
夏纪年从绝对年代上来说距今4100—3800年左右，我认为岭南夏纪年的代表性遗存是石峡遗址第三期。带把釜这种器物在中国东南地区从环太湖到福建、广东普遍存在，而且还不止一两件，这是进入夏纪年后偏晚的遗存。至于比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还要早的遗存，广东的考古工作者还在探索，目前能够明确看到的是在东莞村头文化第一期，按照器物类型学的方法推断，它应该存在夏纪年的遗存。
总体来看，在夏纪年的时间段内，岭南地区第二次受到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大影响，以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为代表的文化区已经形成。岭南地区原有的几何印纹陶传统不仅在延续，而且被进一步发扬光大，与原始瓷一道形成了百越文化圈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
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时期玉石礼器的影响源发生了变化。在夏纪年晚期或夏商之际，源自中原地区的牙璋等通过长江中游进入岭南。牙璋进入南中国地区意义重大。牙璋被认为最早出现于山东龙山文化，随后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大量发现，而且在四川三星堆以及广东、广西、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其分布范围之广令人既惊叹又迷惑。但牙璋究竟是什么器物？在二里头文化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我个人并不认为牙璋是夏王朝的礼器，恐怕是带有宗教意味的意识形态用品，并不是代表国家层面的礼器。从东莞村头遗址来看，牙璋本地化的情况很严重，牙璋不仅有玉石材质的，石质、骨质、角质的数量也比较多；越南的情况就更有意思，在很小的遗址中都有牙璋；广西的感驮岩遗址也出土了骨角质牙璋。所以从数量和遗址规模来看，牙璋并非是高等级器物。如果我们参照三星堆神人持璋玉像来看，牙璋恐怕是一种祭祀山川的器物，也即反映意识形态的内容，但难以称其为国家象征。象征国家的器物在这个时期应该已经转向青铜器了，晚商时期青铜器中有觚、爵、斝的组合，这些都是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湖北盘龙城遗址也有这种组合。邹衡认为盉、爵是夏人的礼器，我比较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拿商文化和周文化作参照，发现夏商之间缺少延续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比如，商文化主要看陶鬲，再是看青铜器，而且陶鬲在商文化的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青铜器也是如此。但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第三期遗存里面，我们看不到这样一组陶器。同样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把岭南看作是中原或者长江中下游文明演进的镜像，但岭南特别是广东承袭一段时间良渚—石峡用玉的传统之后，到夏纪年时期突然消失了。夏纪年时期的广东人似乎忽然对造型复杂的礼玉器失去了兴趣，而且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多少大件玉器，玉器大多变成佩饰了。
严文明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中原包括西北地区的文化进程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所以夏王朝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向铜器，如果用玉器作为国家象征讨论相关问题，恐怕有所偏颇。
张强禄：这应该与欧亚草原青铜文明的东传有关，应该说夏纪年时期中原地区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岩：对！正在酝酿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就是以用玉为代表的文化在历史舞台上逐渐弱化，青铜文明从萌芽状态走向前台。安徽铜陵石鼓墩遗址是已知二里头文化分布的最南方，该遗址除了发现二里头文化陶器外，还出土了青铜爵和青铜盉。青铜器的造型脱胎于陶器，相对玉器的制作更为复杂，其工艺水平绝对是技术上的一次飞跃。进入商代后，青铜器理所当然成为国之重器了。
张强禄：许倬云认为，夏商青铜器的发达和蛋壳磨光黑陶、高温硬陶、原始瓷的烧制技术有一定关系，窑温的提升、日趋复杂的制陶工艺可能都对青铜容器的冶铸起到了推动作用。青铜文明传播到中原后，迅速与本土文明结合，发展出以青铜容器、乐器等礼仪用器为主的风格。在草原地区的青铜文明则一直以兵器、工具等实用器为主，但掌握了冶炼“核心科技”的夏商王朝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创造出灿烂的以大型容器和乐器等礼器为代表的青铜文明。
李岩：青铜器在中原大地结出了硕果。但在岭南，除了延续几何印纹陶的传统，主要就是夏商之际牙璋的进入及其思想意识的广泛普及，这是岭南逐步中国化进程中的必要阶段，也是岭南“大变局”前的酝酿阶段。广东地区在生产技术方面继续进步，比如原始瓷。广东平远县水口窑的陶器，其烧制温度更高，表面有褐色的类似釉的斑点，有的似乎是有意识、局部地施加类似釉的东西，这在原始瓷技术发展过程中也是合乎逻辑的。岭南的夏纪年不能完全按照中原地区的发展脉络来谈，因为岭南地区没有经历中原地区的政权更迭，某种程度上它还是按照自己的惯性在发展。
总的来看，从夏纪年到早中商阶段，广东地区的遗址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东莞村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从粤北向西一直到西江干流两岸，向南一直波及珠江口。粤东地区则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后山类型，从考古学文化谱系来说，后山类型在陶器技术上继承了虎头埔的高温陶器，但是并没有表现出与虎头埔文化更多器物上的联系，因此只能认为两者有承袭关系，但似乎又没那么紧密。另外，石峡文化的器物器型在此时几乎消失了。所以，该阶段可以看成是岭南本土文化因素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村头文化向西影响到了南宁以东，向西北有些已经进入到湖南南部和广西东北部，比如湖南靖州斗篷坡遗址能明显看到村头文化的影响，桂林全州一带的遗址也出土了村头文化风格的器物。可以说，岭南地区在该时期的内部文化因素整合为夔纹陶时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文博学刊》：这一时期有无什么令您困惑的问题？
李岩：有。这一时间段令人困惑的是找不到一些高等级的聚落。实际上，包括广州南沙鹿颈、东莞村头遗址，它们和石峡文化遗址相比，等级一般。近年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埔茶岭遗址、甘草岭遗址都有百余座墓葬，显示人口规模不小，但是村头遗址和鹿颈遗址的人口规模比较小。深圳屋背岭墓葬群算是有点规模，但总体而言，从目前发现的墓葬来看，其等级分化、社会复杂化程度有后退的迹象，趋于扁平化。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确实没有找到靠近内陆河谷或山岗地带的大规模遗址。
张强禄：这或许也与我们田野考古工作有关。长期以来我们的工作重心都是在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区域自然也就集中在经济发达、城镇化速度快的珠三角地区。但是，这些区域，尤其是环珠江口区域可能恰恰不具备支撑高等级聚落发展的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我们可能还没有找到分布在珠三角北缘、粤北、粤东等地区的大型高等级聚落。另外，广州北部和东北方向的流溪河流域与增江流域都是这类大中型聚落分布的潜在区域。
李岩：另外，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遗迹形态—环壕。环壕在广东最早发现于靠近江西的曲江园墩岭遗址，东莞村头遗址也有比较大的人工壕沟。在江西抚江流域的考古调查中曾发现几百个环壕，所以这种遗迹形态很可能来源于江西。将来我们可将发掘英德岩山寨作为契机，掌握当时人类向河谷地区转移的更多证据，更多地了解其生存的物质基础，尤其是稻作农业的遗存，同时解决贝丘遗址、沙丘遗址和河谷遗址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环珠江口的沙丘遗址中，我们既看到制盐遗址，也有制作玉石、水晶质地的玦和环的遗址。
另外，在南沙鹿颈、东莞蚝岗、三水银州等遗址还发现了该时期的人骨材料。我们用肉眼观察，此时期的人种已经有较大的变化了，人种个头比较大并且都是仰身直肢葬，很显然和咸头岭时期明显不同。由于古椰贝丘遗址和石峡文化遗址的人骨材料存在缺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是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
六、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
《文博学刊》：进入商文化时期，广东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是什么？它是怎样承上启下推进早期岭南中国化进程的？
李岩：进入商文化时期，粤东地区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浮滨文化的出现，浮滨文化与珠三角的东莞村头文化共存一段时间后仍然继续发展至商周之际。在浮滨文化早期，其酱黑色釉原始瓷的制作技术已经成熟了。浮滨文化的源头现在仍不能确定，单从原始瓷的技术来讲，其与横岭类型、虎头埔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
浮滨文化无论在等级还是文明化程度上都比较高，其成熟阶段相当于晚商的殷墟时期，但原来在该地的几何印纹陶消失了。浮滨文化的陶器不仅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并愈显成熟，在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上也比较靠前。但如何理解浮滨文化“突变”背后的推手？目前发现的器物还比较单薄，难以做出推论。所以探究浮滨文化的来源问题很重要，广东晚商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甚至比早中商更要下功夫。浮滨文化已经展示出高超的原始瓷技术，且往带黄沁色的酱色釉方向发展，而浙江向原始青瓷方向前进，两者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从夏纪年到早中商，增城墨依山遗址的材料也比较重要，且墨依山遗址与浮滨文化有交流，但其与东莞村头遗址的风格更为相似。商周时期的增江流域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这是认识广州早期历史的重要区域。
《文博学刊》：以前学界通常用“曲折纹—夔纹—‘米’字纹”来概括岭南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那夔纹陶遗存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李岩：从商周之际到春秋早中期，随着博罗横岭山墓地考古报告的出版以及后来湖南高砂脊遗址、炭河里遗址资料的公布，岭南地区的历史线索愈发明晰。从商周之际开始，来自湖南地区的大宽沿瓮、鼎以及来自粤东揭阳面头岭墓群20号墓的原始青瓷豆，都出现在博罗横岭山墓地。惠州的梅花墩窑址，最晚于西周中期开烧，于春秋早期停烧，它显示本地制造的夔纹陶和原始瓷相当繁荣，而且本地烧造的原始瓷不比浙江的差。另外，礼器类的青铜容器也在这时期的广东发现，比如乐昌对面山墓地出土了与高砂脊一模一样的铜鼎，以及横岭山墓地有夔纹特征的硬陶瓮。
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基本可以推断，自商周之际到西周早期或中期，我们吸收了湖南的文化因素，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原始瓷传统，同时向北输出，双方的交流频密。对比之下，我们此时与长江下游的交流则弱化了。横岭山墓地的发掘材料显示岭南内部在酝酿变局，以原始瓷、几何印纹陶为主体，以方格纹和夔纹为组合的文化因素向西扩散到了广西桂东北地区，也包括湖南一部、江西一部，向东则到达福建三明地区，此时粤东的浮滨文化已经消失。
张强禄：相对于夏商时期，这一阶段以夔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分布范围更广，文化面貌的趋同性也更强。不过，还是没有发现该时期岭南地区和这些大型墓地、窑址对应的城址或中心聚落。同时，关于当时墓葬等级、社会历史状况等方面的研究，目前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李岩：进入西周之后，岭南地区中国化的进程开始了。饶宗颐曾经表示，研究中国历史，西周最为重要，李零也是这一看法的支持者和阐释者。西周通过迁徙、换姓、分封建国等方式建立了有强大软实力的大一统国家，并不断向外辐射，形成了以西周为中心的各种文化和族群。而西周最核心的礼制也波及了岭南地区，其代表就是横岭山先秦墓葬群。虽然其他地方也出土了编钟等青铜重器，但像横岭山这样发掘材料明确又比较集中的，广东仅此一例。
张强禄：除了横岭山先秦墓葬群经过科学发掘外，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岭南地区还发现了几处像是越人祭拜山川的窖藏青铜器。这些窖藏或在河边，或在山顶，可能是当时越人举行完祭祀仪式后把这些东西就地埋起来。虽然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埋葬成套的礼乐重器，但这的确是中原礼制影响下的产物，这大概也是两周青铜礼制地方化的一个体现。
李岩：该时期广西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武鸣马头先秦墓地，该墓地的年代为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墓葬出土了不少青铜器，既有本地特色的，也有与中原一样的。再往南的越南北部，其青铜器又显示出与云贵高原关系密切的特点。
张强禄：从博罗横岭山和增城浮扶岭的发现来看，珠三角地区这一阶段的高等级聚落中心或者城址很可能是在广州东北方向的增城、博罗一带。
李岩：横岭山墓葬第一期出土器物的情况比较混杂，有本地风格的器物，也有增城石滩围岭遗址风格的器物，还有浮滨文化风格的器物。增城、博罗一带很可能是珠三角和粤东浮滨文化交汇的地方，这种交汇对后来在博罗、增城形成新的中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中心形成的基础既有年代稍早的增城墨依山遗址，也有晚一些的博罗横岭山第一期墓葬。多元文化交汇的博罗横岭山一期文化是夔纹陶文化阶段的前奏，也代表着岭南在商代晚期开启了新的内部整合。
总的来说，在夏纪年和商代早中期阶段，粤东和珠三角各自发展；到了商代晚期，粤东浮滨文化强势发展，珠三角地区陷入衰退。但进入商周之际，受到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多元文化在横岭山交汇，为岭南地区新中心的出现注入新动力，出现了广泛分布的夔纹陶文化。
张强禄：补充一下，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在“历史岭南”和“文化岭南”的概念中与“两广”和海南岛一样，同属广义岭南的范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时期，越南北部通过珠三角和桂南一直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保持着联系，包括稻作农业和玉石礼器的传播甚至人口的迁徙与往来，比如玉石玦、环、戈、牙璋、T形环等在越南北部就有发现。在岭南先秦考古研究中我们高度关注该地区，而且夔纹陶文化和接踵而来的“米”字纹陶文化很有可能也影响到这里了。
李岩：春秋战国之际，夔纹陶文化结束了，但是仍然有夔纹造型的器物，但夔纹变成了勾连云雷纹。勾连云雷纹是中原地区春秋战国之交青铜器上的一种比较流行的纹饰，后来向南影响到湖北余岗楚墓。我的推测是：勾连云雷纹的大量使用表明其很可能取代了夔纹，并且从湖南传入了不成套的楚式青铜器，这一变化刚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楚国占领长沙，“席卷湘沅”，楚文化的青铜器和因素零星进入广东北部和桂东北一带。
到了战国中期，由于楚越长期争霸，越人在长江下游被打散，所以“米”字纹陶、原始瓷技术传入广东。从墓葬形制来说，广东仍然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越人保持了密切的交流往来。楚式墓葬和随葬品在浙江大量出现，广东核心区却并未出现，但有一部分长江中下游的越人从陆路和海路进入了岭南地区，比如在广西合浦双墩土墩墓和广东湛江硇洲岛都出现了战国中晚期来自浙江的典型越人器物以及墓葬形制。粤东、珠三角、雷州半岛、桂南一带成为“楚败越”之后长江下游越人的避难所，同时又给岭南地区注入了新元素。
张强禄：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岭南地区受到长江下游越文化的强烈影响。越国的强大是这种影响的来源，但楚败越后，浙境部分越人南迁，直接推动岭南尤其广东和桂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但有意思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非常强大，《史记》卷六十五甚至有楚悼王时吴起“南平百越”的记载，但考古发现揭示的情况是楚国即使在其最强盛的时期都没有大举逾岭南进，显然其志在“问鼎中原”，没有向南部拓展国土的动力。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角力的舞台中心始终是中原。
李岩：这也是周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诸侯国都心向中原。考古证据显示，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广西兴安发现了不少楚式陶器，但也是仅此而已，可见楚国国家势力并未南下。
张强禄：这个时期以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为代表的百越文化内部也在整合，其文化面貌的共性范围也不断扩大。战国至南越国时期的“米”字纹陶的影响范围比西周春秋时期的夔纹陶的范围还要大，特别是在广东地区。这一时期广东境内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也越来越趋同。从考古学文化类型来说，战国时期的广东已难以区分不同的文化类型。而这种整合实际上从夔纹陶时期就开始了，不过“米”字纹陶的范围要比夔纹陶时期的范围更大，所以我甚至觉得越南北部一带应该也会有“米”字纹陶遗存，但是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考古报道。
七、何以番禺？何以广州？
《文博学刊》：秦定岭南之后，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为什么会选在今天的广州？
李岩：《淮南子·人间训》对秦军南下有这样的记载：“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此处文献提及有支军队是直指番禺的，这个番禺就是任嚣之前的番禺，但是番禺并非现在的广州城区所在地，至于具体在哪里还没有考古学证据。我认为仍然要回到商周之际和西周早期在增城、博罗一带的系列考古发现。博罗银港窑址从西周至春秋战国一直没有停烧，这是当时珠三角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窑址，这其中不仅涉及高温陶和原始瓷的生产者，而且涉及窑址的控制者，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控制该窑址的中心城址应该不会距离太远。
实际上，广州东北方向的增城、博罗一带是西周中期到战国甚至南越国时期原始瓷的核心生产地。从考古学面貌来看，该区域当时是最为发达的，而且有规模较大的墓葬群，所以在该区域找到居住遗址、古城址的可能性也最大。
南越王宫署遗址发现的秦人陶器可能是秦定岭南之后的遗物，在湛江徐闻发现的陶蒜头壶恐怕也与秦军在此地的军事活动有关。但总体来看，战国晚期到秦定岭南之后，广东区域几何印纹陶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变化不大，文献称赵佗“和辑百越”“以其故俗治”，也印证了考古学的发现。这和湖南地区的考古发现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的墓葬能够清晰地分辨出楚墓和秦人墓，可见秦灭楚之后当地两种文化之间水火不容的对立程度。而秦定岭南之后的两种文化对立程度，与楚地相比很不突出。
张强禄：这些年，我们在增城、黄埔发掘的墓葬遗址，年代从早商延续到西汉早期，文化发展绵延不绝。增城到博罗这一带，夏商以来文化就显得相对发达，尤其是高等级的礼制用器与中原地区的趋同性日益增强，说明该地区接受中原文化的意愿比粤西、桂东北地区更为强烈。李岩提到的秦征岭南，五路大军逾岭南进，其中东部两路大军遇到的抵抗似乎是最弱的，那里应该是属于南越族的范围；抵抗最激烈的应是桂东北和粤西北一带，当时应属于西瓯族的范围，像广西兴安灵渠的开凿，象州一带秦半两钱和大量箭镞的发现，都说明那里有战事发生，且规模不小。是否可以这样推断，虽然同属百越，但桂东北和粤西地区分布的西瓯族对岭北中原文化的认同度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其文明化的程度没有珠三角、粤东和粤北地区的南越族高；另一方面是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其内部整合的一体化程度也比不上南越族，导致其不易被秦军征服。
秦定岭南之后设岭南三郡，首郡南海郡的郡治选在番禺—今广州城区，除了前面提到的珠三角区域文明化进程高，对岭北的楚汉文化认同感强，对秦军的抵抗小等大背景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何以番禺？何以广州？
我们在广州地区做考古发掘这么多年，一直困惑没有发现大型的战国中晚期到西汉早期的墓地或聚落，城址就更不用说了。但2020年底开始第二次发掘的黄埔陂头岭墓地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前后两次的考古发掘揭露了该时期近60座特征鲜明的越人墓葬，而且其中不少规模较大，说明墓葬等级不低。相应的，墓葬区附近应该有同时期的大型聚落。这些信息提示我们，黄埔区九佛镇到萝岗镇这一带在战国中晚期的社会发展、人员聚集已经达到相当规模，这为后来南海郡治任嚣城选在云山珠水间的广州城区提供了历史积淀。但为什么任嚣城或番禺城没有选择在九佛—萝岗这一带？我想如果我们站在秦帝国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首先是广州东北区域很可能在战国中晚期已发展成珠三角的一个区域中心，本地的越文化根基深厚，势力强大，外来的秦军在此建立统治机构的基础不牢；其次是由广州三江汇总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广州地处珠三角的腹心，临山面海，扼守珠江口，不仅海陆交通发达，更重要的是可以依托地域宽阔、物产比较丰富的珠三角平原，往北通过南岭通道可与中央保持政治和经济往来，往西溯西江而上可辐射广西乃至越北，这样的区位优势就非广州莫属了。本地的南越族最高统帅看广州最多是在广东的视野下，秦始皇或其幕僚看广州一定是在统一帝国的视野下，角度不同，选择就会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历经两千多年，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原因。
李岩：秦人的新行政中心也要与越人旧城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你刚才所述更加让我确定在广州东北、博罗以西的区域能够找到越人城址。近年来在黄埔区发掘的陂头岭、榄园岭、来峰岗等高密度的墓葬群附近一定有对应的中心聚落或城址。
张强禄：另外，就考古发现来看，以任嚣城和番禺城为中心，除了岭北的楚文化、汉文化在这里汇聚，东边的南越文化和西边的西瓯文化也在这一带交汇。现广州城区不仅是秦至南越国政权的统治中心，也是各路文化和南来北往人群汇集的中心，因此也就成为岭南乃至华南的中心。
李岩：用以今证古法来说，文化因素在某一个空间区域出现得越密集，那这个地方一定是核心区域。
《文博学刊》：越是中心城市，五湖四海、南来北往的人群就越多，文化的多样性就越强。
李岩：象岗山南越王墓的墓葬形制和西汉早期诸侯王墓的形制相同，中原西汉王朝的礼仪制度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王墓都有很强烈的反映，这是彻底西汉化的结果，表明南越国的统治者在积极学习中原地区的礼制。其实南越王国内部的文化元素是金字塔结构的，金字塔的顶端是西汉化的内容。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简牍很显然是汉隶，南越国西汉早期墓葬中汉制墓葬的占比也明显较大。
张强禄：南越王墓随葬的凸瓣纹银盒不一定就是直接来自海外的舶来品，它的时代不是最早的，山东青州、安徽巢湖和江苏大云山等汉墓出土的银盒都比南越王墓的早。南越王墓随葬的银盒很有可能是从五岭以北通过陆路过来的。不论是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器物，还是南越王墓的墓葬形制、南越国宫署的布局等都表现出与中央王朝高度的趋同性，看得出南越国即便是偏安一隅、割据一方，赵氏王权骨子里对中原汉文化是高度认同的。所以说，南越政权对岭南的开发和秦汉帝国版图的巩固与扩张是功不可没的。
正如徐苹芳在《考古学上所见秦帝国的形成与统一》一文中指出的：“汉武帝完成了秦始皇所创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地缘政体。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十三部刺史，由中央所派之郡守专政一方，至此，全国才真正统一。”秦定岭南和汉平南越成为推进岭南完成中国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广州也由此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且长久不衰，与其“三江汇总”的区位优势有关，更得益于从史前到秦定岭南长达几千年的历史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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