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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发现，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发掘距今已整整20年。20年来，学者们就相关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使这项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一些新版的中国美术史教材，也将其中最为精彩的造像列为中国古代雕塑的代表作。有论者甚至认为，这项发现足以“改写”中国雕塑艺术史。与此同时，以此为主题，海内外举办过多次规模不等的展览，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
以往各种展览和图录、教材所呈现的，多是龙兴寺窖藏造像中的精品。在布光讲究的展厅和精心拍摄的照片中，佛与菩萨的形象庄严静穆，优雅精致，富有艺术感染力。但是，这种美感却与我1997年第一次看到这批造像时的印象有着极大的差距。
当时，这批造像已发掘完毕，被运到青州市博物馆的文物库房进行初步整理。在我眼前，大部分造像被破坏得十分零碎，体量不等的残块铺满了数百平方米的库房地面，大者超过一米，小者只有几厘米。工作人员初步拼合的一件佛像的身躯，由大大小小近百块碎片组成。
发掘简报称这批造像共有四百余件。实际上，要清楚地统计出造像的数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位参与整理的学者曾提到，这些造像的残块有数千件之多。在这里，表现完美的肉体、精细的雕刻工艺，以及鲜艳华美的敷彩贴金，皆与无情的断裂、生硬的破碎，形成强烈的冲突，触目惊心。
龙兴寺窖藏中的造像90%以上属于北朝晚期的遗物，其最早的纪年是北魏永安二年（529），更多的属于东魏、北齐时期，也有少数唐代造像，而最晚的造像纪年则是北宋天圣四年（1026）。晚期造像虽然所占比例极小，但根据考古地层学的原则，这处窖藏埋藏的时间上限应是1026年，实际的时间只可能略晚一些，而不会更早。
龙兴寺窖藏佛像有坐佛和单体立像，坐佛分为跏趺坐像和倚坐像两类，跏趺坐像中半跏坐像更为普遍，大多雕刻成袈裟裹足、露掌或不露掌的形式，雕刻手法与立佛并无太大区别。在外在造型上，青州佛像大多为平螺肉髻，面部短而圆润，薄衣贴体。在衣纹装饰上，则紧贴佛像身体刻画而略有高低层次变化，给人一种质薄透体的效果，修长、挺拔而秀美，在线条运用、传情达意、塑绘结合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龙兴寺窖藏坑东西长8.7米，南北宽6.8米，深3.5米。坑内有南北向的斜坡道，便于运放造像。坑内造像分三层排列，较完整地置于窖藏中间。头像沿着坑壁边沿摆放，陶、铁、木质像及彩塑置于坑底，较小的造像残块上部用体量较大的造像覆盖。
坑的四周撒有钱币，最上层覆盖苇席，最后填土掩埋。为什么这些大大小小的残块没有被废弃，而在寺院中保存了数百年？为什么这些形象不完整的残块没有被随意丢弃在坑中，而是得到了如此慎重的处理？
佛和菩萨的形象，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雕塑”，换言之，这些造像根本不是以艺术的名义制作的。在中国中古时期的禅学中，佛教徒修行离不开“观像”，而观像即观佛。信徒先是由眼睛“粗见”一尊佛像，最后打开“心眼”，在心中呈现出真正的佛。在这个过程中，观看和默想交替进行，造像实际上是信徒的精神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引导物。
在中国的历史上，北周武帝和唐武宗都举行过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破坏造像不仅是对于一种眩人耳目的形象的攻击，也意味着对于其宗教力量的毁灭。在其对立面，佛教徒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对这场灾难加以补救和转化。
在他们看来，既然佛像是佛陀的化身，那么其残破便意味着佛陀化为千万，一场劫难犹如一场烈火，火焰熄灭后，千百块碎片依然坚硬，如同舍利一样。修复造像的人们，不仅试图恢复形象的完整性，也在努力维护其内在的神圣性。对于那些过于破损而无法再次修补的造像，人们则将其碎片悉心加以保存、聚合，并择时郑重地加以瘗埋。
佛教徒的这种认识不只局限于佛像，还扩展到几乎所有的造像题材上。在龙兴寺窖藏内有一座被损毁的盛唐时期的小石塔。这座小塔只有第一层塔身华丽的正立面保存下来，但已碎为13块。寺院僧人们将其仔细收集起来，并镶嵌在新建的大塔之中，它像是一幅画“贴”在新塔的内壁。或者说，它像是一位逝者的眼角膜被移植到另一个人的体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确认和延续其原有的身份，也延续着它的生命。
那么，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宗教观念和行为的意义何在？
在此只举两个相似的例子，来引发我们的思考。
其一是清雍正年间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制造的一件圣物。雍正八年（1729），唐英奉命在景德镇御窑厂办理窑务，他看到一件大型的明代“落选之损器”青龙缸被“弃置僧寺墙隅”。于是，他派遣两人将这件损坏的青花龙纹大缸抬到一座祠堂旁边，并修筑了一个高台来安置它。
这种古怪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困惑，唐英为此作《龙缸记》一文，回答他人的疑问。按照该文的解释，这件破损的大缸是窑神童宾的化身。为了证明“神所凭依”，唐英对扭曲残破的龙缸作精彩的描述与阐发：
况此器之成，沾溢者，神膏血也;团结者，神骨肉也;清白翠璨者，神精忱猛气也。
沾溢、团结、清白翠璨，这些词汇都像是在描写一件彩塑。如此一来，虚幻的传说化身为彰彰在目的实物。
唐英也是一位出色的陶瓷大师，他亲手烧造了大量精彩的瓷器。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带有“唐英敬制”款的白釉观音，在20世纪50年代曾从底部打开，其中装有经卷、佛珠等杂宝。显然，唐英十分熟悉佛教造像的传统，他将龙缸损器的外形特征与膏血、骨肉、精气联系在一起，显然是移用了佛教的观念，赋予这件“废品”以新的生命。
粉身碎骨，意味着死亡，也意味着生命形式的转化。我谈的第二个例子是有着“金石僧”之誉的六舟和尚的作品。
与唐英的手段不同，这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清道光十二年，六舟精心制作了一幅拓片。四年以后，他用这幅拓片贺赠借庵和尚82岁寿诞。图中一个巨大的“寿”字用了三十多件或完整或破碎的古物拓片拼合而成，包括碑志、瓦当、钱币、砖文等等，除了少数体量较小的钱币可见其全形，大部分残砖断瓦上的文字零落不成章句。
这些可辨而不可读的文字，使得历史既亲切又遥远。近处看时，这些彼此互不相关的文字碎片，好像随意散乱地叠压在一起，颠倒陆离，漫无用心;远观方知它们经过了作者苦心的经营，碎片的墨色浓淡不一，构成了“寿”字张弛有度的结构和用笔。
作者题写的颂词显现出新与旧之间的关联：
吉金乐石，金刚不折。周鼎汉炉，与此同寿。
作者将这件作品题为《百岁祝寿图》，“岁”谐“碎”音，也令人联想到“岁（碎）岁（碎）平安”的吉语。在作者看来，这件作品的含义不仅体现于“寿”的字面上，金石文物，历经沧海桑田，碎而不折，是对于长寿最好的体现。就这样，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灵力，穿越了古物之间的裂痕，注入一件全新的作品之中。
说到这里，已距离龙兴寺很远。在这一外在形象与内在灵力的破碎与聚合中，美术史与考古学、宗教与艺术、古代与现代被紧紧糅合在一起，我们还能分得清哪些是宗教，哪些是艺术，哪些是传统，哪些是现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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